吴 卫

（福建工程学院，福建 闽侯350108）

一、福建沿海地理环境及其对古文化的影响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东面濒临东海，北、西、南为陆域。境内多山，山地丘陵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2.39%，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境内有两条相互平行、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带——闽西大山带和闽中大山带，平均海拔1000～1100 米，宽约70～80 公里。闽西大山带由武夷山脉组成，隔离了福建与相邻的浙、赣两省；闽中大山带由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组成，将福建的内陆山区与沿海地带隔离开来[1]：因此不仅福建省在中国东南地区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其省内的沿海和内陆也表现为两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仅有闽江水系能够连通。

福建沿海地区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以台湾海峡为主体，包括北起福鼎市沙埕虎头鼻、南至诏安县铁炉岗的沿海大陆及岛屿，海岸线总长3051 公里，居全国第三。而且海岸线的曲折率达到1∶5.6，在全国首屈一指，由此也产生了125 个大大小小的海湾。这些海湾总体上受断裂构造控制，并受海侵淹没形成，故多为基岩或砂质湾，特点是海湾多为陡峭的山崖或丘陵所环绕，海岸线曲折。虽然沿海有闽江、九龙江、晋江等河流入海，但都未形成大片的冲积平原。此外，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总计1546 个，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中型岛屿20个，占岛屿总面积的84%[2]。

上述地理环境特点决定了本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个发展特点：

1.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长期受到海侵的影响，现今的福州盆地、泉州平原、漳州平原等均被淹没，当时的聚落只能散布在相对狭小的河口岸滨、山间谷地或沿海岛屿，普遍面积不大，难以连片形成较大规模的聚落区。

2.由于地理上与内陆山区相对隔离，受包括来自闽江上游流域在内的区域外文化影响较小，区域内文化发展自成体系，诸多土著因素也因此得以长期保留。

3.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本区域的文化在生业经济、文化传播、物资交易、人群迁徙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海洋存在直接且密切的联系。

二、福建史前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

福建史前海洋文化兴起于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后延续了4000 余年，是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地区极富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从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福建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两个区：一个是以闽江下游流域为中心的闽东沿海地区，另一个是该区域以南的闽南沿海地区。闽东沿海地区开展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研究的时间较早，成果也最为丰富，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形成了一个约6.5—3.7KaB.P.期间较完整的区域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即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文化→昙石山文化→黄瓜山文化[3]，近年来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田野考古上又有所突破。闽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展虽然相对滞后，但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已初步整理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即富国墩文化→腊洲山遗存→大帽山文化→鸟仑尾类型，时间跨度约在6.8—3.6KaB.P.[4]。因此在阐释福建史前海洋文化的内涵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包括上述两个分区在内的整个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作一简明梳理。

闽东沿海，具体包括宁德和福州两地的沿海区域。近几年来，闽江下游流域两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即2011 年马祖亮岛岛尾Ⅰ遗存（约8.3—7.3KaB.P.）[5]，和2016 年闽侯县洋里乡大坪顶遗址第一期遗存（约7.5KaB.P.）[6]的发现，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上限又前推了2000 余年。由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还十分有限，对这两处早期遗存的来源及内涵尚难得出较清晰的结论，但大坪顶遗址第一期遗存中首次发现夹炭红衣陶的现象值得关注。夹炭红衣陶是约10—7KaB.P.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具区域特色的陶器[7]，这个现象对于探索大坪顶第一期遗存的来源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闽南沿海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地的沿海区域。目前泉州地区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遗存。闽台两地的考古学者们普遍认为，闽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主要分布在金门列岛上的富国墩文化，其特点与闽东沿海的平潭壳丘头文化以及台湾地区的大坌坑文化早段基本一致，约6.8—5.8KaB.P.[8]。2006 年陈维钧发表的金龟山遗址贝壳样本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富国墩文化的年代可能早至7.2—7.9KaB.P.[9]，但学界对此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仍然采用早前的年代判断。尽管如此，本文认为闽南沿海存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我们很可能已触碰到其最早的源头：2009 年在漳平县奇和洞遗址发现了福建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3—7KaB.P.。其第三期文化（10—7KaB.P.）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占比99%以上。在制作上出现了堆饰、施衣等新的装饰手法，纹饰以绳纹、刻划方格纹、网格纹为主，还出现了贝印纹、锯齿纹[10]。这些特点与金门岛的富国墩遗址、金龟山遗址，平潭岛壳丘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奇和洞遗址位于戴云山西南一个偏僻的山间盆地，流经附近的奇和溪属于九龙江上游支流之一，而金门列岛地处九龙江出海口附近，二者之间存在古文化沿水系传播的现象是非常可能的。因此今后应特别重视九龙江出海口附近的田野考古调查。

就目前的田野考古进展来看，在岛尾Ⅰ遗存及大坪顶第一期遗存之后，福建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存在着一段“空白期”，直至约6.5—5KaB.P.期间，才在闽东沿海地区相继出现了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下层文化，在闽南沿海地区则相继出现了富国墩文化和腊洲山遗存。

壳丘头文化因首度发现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闽江出海口以外临近海岸线的岛屿上，其中又以平潭岛最为集中。壳丘头文化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目前学术界认为河姆渡文化以及粤东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陈桥文化等，都有可能是其形成的来源[11，12]。对奇和洞遗址有关遗存的分析显示，闽南沿海尤其是九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可能是其来源之一。

继壳丘头文化之后，在约5.6—5KaB.P.期间，福建沿海发生了一次海退事件，导致古福州湾一度成陆，海湾变为盆地[6]，这期间在福州盆地出现了昙石山下层文化。该时期已知的遗址点较少，主要分布在今福州盆地的边缘，如昙石山遗址、溪头遗址、白头山遗址等，闽江口附近的海岛也有零星发现，如白犬列岛上的炽坪陇遗址。有学者认为昙石山下层文化是壳丘头文化进入福州盆地后发展而来，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就是同一种文化，本文认为昙石山下层文化中虽然有部分壳丘头文化的因素，但与后者的差异是主要的，应该还有其他的来源。

闽南沿海同时期已知的文化遗存很少，在富国墩文化之后仅在诏安湾西岸发现了腊洲山遗存，由于未经考古发掘，对其面貌的了解十分有限。

约5—4.3KaB.P.，福建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著名的昙石山文化在闽东沿海兴起。与之前的古文化相比，昙石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不仅明显增加，达到20 余处，在空间分布上也更广泛。最近的考古调查成果显示，昙石山文化不仅分布于北起罗源湾、南至福清东张的沿海地带，还溯闽江而上，进入安仁溪流域乃至闽江中游。昙石山文化的直接来源是昙石山下层文化，但来自闽江上游流域的牛鼻山文化，以及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是昙石山文化形成的重要来源[13]。可以说昙石山文化是一个多元性特点显著的文化。

几乎与昙石山文化同时，在闽南沿海的南端兴起了大帽山文化。与昙石山文化不同的是，大帽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十分有限，目前已发现的大帽山文化遗址都分布于东山岛上。2007 年在东山岛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野外调查，也仅发现3 处该时期的遗址[14]。大帽山文化与同时期在台湾兴起的“细绳纹陶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后者与广东珠江口沿岸的文化关系密切[15]。这也是大帽山文化来源最可能的方向之一。

约4.3—3.5KaB.P.，福建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进入尾声。该阶段闽南沿海在大帽山文化之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文化的“空窗期”，直至约3.6KaB.P.才在漳州地区出现属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鸟仑尾类型。而在闽东沿海，该阶段则有黄瓜山文化继昙石山文化后兴起并快速扩散：一方面从浙江南部直至厦门的灌口镇沿海岸线分布，另一方面则广泛分布于闽江中下游的河谷、盆地，甚至在台湾的西海岸也留下了文化遗存。

概括而言，福建史前海洋文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孕育期（8.3—7.3KaB.P.），萌发期（6.8—5.5KaB.P.），成熟期（5—4.3KaB.P.），繁荣期（4.3—3.5KaB.P.）。

三、福建史前海洋文化的内涵

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16]。所谓史前海洋文化的内涵也就是居住在沿海环境下的史前先民在依托、适应和利用海洋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的先民不仅在近岸的大陆和岛屿上往来活跃，而且跨越台湾海峡，建立起两岸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的通道。因此，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福建史前海洋文化，可以根据现今所掌握的相关考古资料将这些文化遗产归纳为生业经济、跨海峡的文化交流和跨海峡人群迁徙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生业经济

食物的获取与生产是生业经济最主要的内容。

作为获取食物的重要途经，近海滨岸的贝类采集和鱼虾捕捞活动贯穿了整个新石器时代，分布于福建沿海的诸多贝丘遗址为此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科技考古则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证据：对昙石山文化时期人骨骨胶原进行的碳氮同位素研究结果显示，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除陆生动物外，还包含大量的海生动物[17]。值得注意的是，在壳丘头遗址发现的鲨鱼等深海鱼类骨骼遗存说明，至少在6KaB.P.左右，壳丘头文化的先民就已具备远海捕鱼的能力[11]。连江黄岐屿遗址昙石山文化时期的贝丘堆积中深海鱼类骨骼的出土，则证明这种航海能力是被持续继承着的[18]。

海洋不仅为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的先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还在其生业经济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为种植农业的引进提供了传播通道——目前福建境内已知最早的稻、黍、粟、小麦、大麦等作物遗存都发现于沿海地区，确切地说是闽东沿海地区，因此有观点认为这些作物是经中国东南沿海传入福建的[19]。种植农业引进后虽然始终未能取代渔猎采集在生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无疑提升了沿海先民的食物生产水平，增强了先民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口在昙石山文化和黄瓜山文化时期显著增加，聚落的数量增多，分布更为广泛。

（二）跨海峡文化交流

台湾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较为复杂，岛内学者划分出的考古学文化也纷繁多样，但这些文化基本上都源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而且往往杂糅了一个甚至数个文化因素，又以闽、粤的影响最显著。限于论题，本文仅以闽台两地作为讨论对象。

目前学界对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已基本形成了共识，即以6—2.2KaB.P.为时间区间，其先后顺序大致为：粗绳纹陶文化（即大坌坑文化）→细绳纹陶文化（包括讯塘埔文化、牛稠子文化、牛骂头文化等）→素面红陶文化（包括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营埔文化和凤鼻头文化等）[20]。

新石器时代台湾海峡两岸至少存在着南北两条重要的海上交流路线：北线位于闽东沿海，大致为平潭岛→台北盆地一线；南线位于闽南沿海，大致为东山岛→澎湖列岛→台湾西南沿海一线。在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发生的跨海峡文化交流及人群迁徙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三次较为显著的活跃期，这两条路线则在不同活跃期轮番扮演着主角：至迟在约6.5—5.5KaB.P.期间出现首个活跃期，其中心位于闽东沿海，表现为壳丘头文化跨海向东扩散，在抵达台湾西北部的台北盆地后参与了大坌坑文化的形成；约5—4.3KaB.P.期间出现的第二个活跃期则以闽南沿海为中心，表现为大帽山文化与台湾西南沿海的细绳纹陶文化的交流；第三个活跃期出现在约3.8—3.5KaB.P.期间，其中心又回到闽东沿海，表现为黄瓜山文化在海峡两岸，尤其是台湾西部沿海的扩散。

跨海峡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技术和物资的交流。技术交流包括石器制作、陶器制作、纺织技术、航海技术、种植农业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自西向东的单向传播，其中可以陶器的制作和种植农业的传播为例。

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影响，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地区的陶器传统始终保持着区域特色，即以釜、罐等圜底器为主。虽然在昙石山文化晚期受良渚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极少量的三足鼎，但圜底器在陶器中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鬲、鬹这类代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色的袋足器则在本区域内完全不见。这样的陶器传统在海峡两岸表现得相当一致。

在陶器装饰手法，尤其是纹饰的布局和施加方法上，两岸也表现出诸多共性。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富国墩文化和壳丘头文化中陶器口沿、器身上常使用蚶壳压印的贝齿纹或贝印纹，以及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等，这些纹饰也常见于年代较二者稍晚的大坌坑文化早期阶段的陶器中[11]。

如果说早期的陶器纹饰体现的多为沿海地区的共同特点，尚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准确来源的话，那么在昙石山文化和黄瓜山文化时期的彩陶中，这种传播关系则体现得更为显著。昙石山文化时期以红色卵点纹为特色之一的彩陶装饰手法同样见于大坌坑文化晚期阶段的彩陶中[21]；而台北盆地的芝山岩遗址[22]、台湾西南的凤鼻头遗址[23]等地出土的彩陶，以赭色、黑色为主色调，以几何线条为主元素组合而成的纹饰，其风格特点则与闽东沿海的黄瓜山文化彩陶几无二致[24]。

除了陶器的制作外，种植农业是另一个跨海峡传入台湾岛的关键技术。台湾地区种植农业大约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2002年至2003 年，在台南的南关里东遗址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作物遗存，品种包括水稻、高粱和粟，遗址发掘者认为其年代约5—4.3KaB.P.，是台湾地区出现种植农业的已知最早证据[25]。根据目前闽、粤、台三地的植物考古成果来看，区域内最早的水稻、粟、麦等作物的遗存都发现于福建的闽东沿海地区。其中水稻种植出现得最早，年代约7.5KaB.P.[6]，到昙石山文化时期已出现稻旱混作[26]，黄瓜山文化时期进一步出现了粟、麦等新品种的种植[27]。这些考古发现说明，福建沿海特别是闽东沿海应该是上述农作物向华南地区和台湾地区传播的重要节点。

相较于技术的单向性传播，两岸可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双向资源交易，近年来借助科技考古的支持已找到了若干证据。研究者们通过对东山大帽山遗址、台南南关里遗址出土的火成岩质石锛与澎湖七美屿石器制作场遗址的火成岩样本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三者的地球化学成分基本一致[28]。此外，对澎湖锁港遗址4 号墓出土人骨进行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此聚落遗址居民生前的食物以稻米为主，同时还有海藻、竹笋，以及少量的海生和陆生动物，但无论是稻米还是竹笋在澎湖岛上均不具备种植条件[29]。这些证据都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5—4.3KaB.P.，石料以及某些种类的食物已参与到台湾海峡区域内的资源交易活动中。

（三）跨海峡人群迁徙

实际上在海峡两岸发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就伴随着人群的迁徙，之所以在此单独作为一节来论述，是因为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台湾海峡的人群迁徙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简而言之，其不仅参与塑造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是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一环。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是一个典型的海上民族，广泛分布于西起印度洋马达加斯加群岛，东到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北至夏威夷岛，南达新西兰岛的广大区域内。20世纪80 年代张光直先生首度提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特别是“闽江口至韩江口的福建与广东东端的海岸”是南岛语族起源地的观点[30]，现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有学者进而认为一部分居住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南岛语族（proto-Austronesian）大约在约7—5KaB.P.期间陆续跨过台湾海峡，继而向南太平洋诸岛扩散[31]。

2011 年在马祖亮岛岛尾Ⅰ遗址出土的“亮岛人”遗骸因埋藏于贝丘堆积中而保存状况较好，使得对其进行古DNA 研究成为可能。对“亮岛人”线粒体DNA（mtDNA）所开展的比对分析显示，其与现今分布在台湾岛、东南亚及马达加斯加群岛上的大部分南岛语族族群存在明显的亲缘关系[32]——“亮岛人”成为南岛语族可追溯的最早的祖先。近年来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约4—3.5KaB.P.，居住在台湾岛的南岛语族开始第二波的扩散，向南、向东南分别抵达菲律宾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33]。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的福建沿海是原南岛语族走向南太平洋的主要出发地，而台湾岛在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过程中扮演着最初的落脚点及中转站的重要角色。

余 论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在福建沿海延续了数千年的史前海洋文化并未随之消失。从考古学材料到文献记载中仍然可以发现秦汉时期本区域内操舟航海活动仍然活跃的若干证据。例如1975 年在连江县境内的鳌江南岸出土了一条西汉时期的大型独木舟遗存，残长约7.1 米，宽约1.2～1.6 米[34]。又例如位于闽江口的东冶，不仅是闽越国都城所在，也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旧交趾七郡献贡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35]这些都反映了在进入历史时期后，本区域内的海洋文化传统，尤其是在航海传统和航海技术方面仍然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汉末两晋时期“八姓衣冠入闽”，拉开了中原移民开发福建的序幕。毋庸置疑，先进的农耕文化入闽推动了当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些来自北方内陆、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中原移民不可能在进入福建沿海后迅速转变观念，对海上贸易或跨海迁徙产生兴趣，也不可能在毫无技术积累的情况下迅速掌握高超的造船技艺和航海技能，所以，“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就，“实际上是（福建沿海）土著先民的海洋文化奠基与传承的结果，汉化的土著人及土著化的南迁汉人在土著先民‘善于用舟’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将史前、上古率先发达的东南海洋文化推向‘大航海时代’”[36]。福建史前海洋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也一再为此提供着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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