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近几十年来，受惠于徐复观、钟肇鹏、蒋祖怡、任继愈、林丽雪、大久保隆郎、周桂钿、吕兆厂(1)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钟肇鹏《王充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蒋祖怡《王充卷》，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丽雪《王充》，台湾大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大久保隆郎《〈後漢書〉王充伝質疑について》，福島大学教育学部論集(人文科学部門)，1983年；周桂钿《秦汉思想研究(2 王充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吕兆厂《王充生平和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前修时彦对王充生平问题的不断求索，学者们廓清了很多误解，达成了不少共识，但在涉及经典命题的细部研究时，仍有可资探讨之处。以王充的教育经历为例，它对王充知识构成、话语表达、思想视阈影响之深远，毋庸赘言，然诸如王充“是否有过受业郡国的经历”“曾否赴洛阳求学”“曾否师事班彪”等问题，学人至今莫衷一是。他若王充幼年之学习经历，或因受制于文献，至今亦鲜见细致的梳理。有鉴乎此，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前揭问题重加考辨，以期进一步澄清误解，凝聚共识。

一、王充早年学习经历考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这段经历主要见于《论衡·自纪篇》(下文引《论衡》各章仅称篇名)，其辞云：

六岁教书……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1]1188

《自纪篇》篇幅虽繁，但详于托主客问答以自辩，生平行事反倒着墨不多。且该部分叙事时间跨度较大，不免令读者有跳跃之感；加之行文间杂俪辞偶句，殊不易解。不过，借助旁证材料，我们还是能够了解王充早年的学习内容与大致的学习进度。《自纪篇》的三个关键点——“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手书既成”都与练字、识字有关，它们是幼年王充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之一。考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2]1721

由此可知，经由汉代知识精英的不断改造，至王充时代，“字书”已经逐渐褪去秦代“以吏为师”的旨在培养帝国行政人员的极端功利色彩，成为辅助士子阅读儒家经典、培养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师吏”的工具。举凡《汉书·艺文志》中所言，班固所续字书幼年王充自不及见，扬雄《训纂篇》从成书到普及亦需要一个过程，那么，王充幼年在书馆习字的教材主要应是《苍颉》《爰历》《博学》和《急就篇》。又，观《论衡》曾引用且大段阐释《尔雅》中《释宫》《释鱼》《释天》诸篇之内容，可知王充年岁稍长后亦曾研习辞书《尔雅》。复考崔寔《四民月令》“正月”条云“砚冻释，命幼童人小学，学篇章”，崔氏自注：“幼童，谓十岁以上至十四；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3]。然则识字、习字而外，幼年王充尚需学习《六甲》《九九》。《汉书·食货志》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2]1122亦印证了此点。这里的“六甲”指“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指“九州岳渎列国之名”，“计”与“九九”则指“计数之书，若今算经也”[2]2824。《太平御览》卷385人事部26“幼智”条引《会稽典录》云：“王充，字仲任，为儿童游戏，不好狎侮。父诵奇之，七岁教书数。”[4]1781学者或以为此记载与前引王充自述“六岁教书”说相龃龉，但参诸前揭《四民月令》《汉书·食货志》之引文，可知二者断不必以矛盾视之。盖幼童之启蒙本非一蹴而就之事，此点《自纪篇》已然揭橥，更何况《会稽典录》叙述王充的蒙学经历时增一指代“计数”之学的“数”字，似反而更接近汉代教育的实际。

此外，考虑到“汉人读书，《小学》与《孝经》同治，为普通之平民教育”[5]91，则王充早年亦曾深入研习《孝经》。尽管统观《论衡》全书，王充在客观上未能做到《孝经》所提倡的“显父母”“恐辱先”[6]，他本人对儒家“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等行为亦颇不以为然，但《孝经》对王充的影响仍不容小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云云，因与王充《无形》《龙虚》《奇怪》《量知》《别通》《状留》《辨祟》等篇的言说立场契合，几乎成为他处理许多问题时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他若《开宗明义章》《丧亲章》《感应章》《诸侯章》亦间为《论衡》所征引[7]276。

详细梳理王充早年的学习经历，印象有二：其一，王充《自纪篇》回顾幼年学习经历时已开始进行形象的自我建构。如以“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突出“异于众人的我”[8]22-29，以“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暗合“知室家长幼之节”[2]1122的儒家幼学教育理想等等。但若将王充从“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到“手书既成”间的表现与“七岁能通《论语》”[9]862的马续、“七岁通《春秋》”[9]1241的张霸或《太平御览》卷384、385人事部26“幼智”条记载的其他汉代神童相比[4]1773-1782，仍略显逊色。然则王充所承受之家庭背景、身处“古荒流之地”的地域环境等因素对其生平之影响与限制，在此时已有所显现。其二，王充早年接受的是典型的汉代教育。王氏所习基本典籍与东汉的王公贵胄(2)《后汉书·皇后纪》载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18 页；又谓顺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38 页。、士人精英、底层胥吏[10]相比并无根本性差异。它决定了无论王充的思想在今人看来如何“特异”，却没有“一人独有之，而同时之人，绝无与之互相出入者”[11]886的可能。近代以降之论者，“或以为(王充)千古一人，或以为(王充)并时无两”[11]886， 恐非平情之论。

二、“受业郡国”说驳议：再论王充曾赴洛阳求学

结束小学、初级算术和《孝经》学习后，王充赴京师洛阳深造，进入“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1]1188的新阶段。对于这种进阶教育，赵翼《陔余丛考》卷16“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云：

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12]

将其与《后汉书·王充传》“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后汉书》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9]1629合观，我们认为，对活跃于东汉早期的王充而言，游学京师是其问学的不二选择，《自纪篇》“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正是对此期求学经历的真实写照。

不过，学界对此尚有不同看法。汉代教育里的《论语》“在小学似随意科，在大学似预科”，“故有从闾里书师即已读《论语》者，有从当代经师先读《论语》后习专经者”[5]91。《论语》这种可上可下的定位，加上《自纪篇》将《论语》《尚书》牵连言之，使得部分论者对王充本阶段的学习经历产生了误解，认为王充完全有可能在郡县学习《论语》《尚书》，不一定非得到京师太学[7]18。此种说法推至极致，便是完全否定正史中“王充曾赴洛阳求学”的记载[13]。表面看来，将王充“受《论语》《尚书》”的地点定在郡县似亦可通，班固《两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2]1386，可证郡国学之兴盛；梅福、隽不疑、盖宽饶、诸葛丰、张禹等名流都曾“以明经为郡文学”[2]2917，3035，3243，3248，3347，一似郡国学师资力量颇为雄厚；《汉书·王尊传》更载尊“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决曹史”[2]3227，是为直接佐证。

不过，持此论者似未意识到：其一，地方官学兴衰无常，多数时候其兴废均系地方长官的个人行为，中央政府对此不甚在意。加之官学兴废与东汉地方官员个人升迁黜陟的关联不太大，留意于此者多为“循吏”群体，职是之故，汉代地方常有“郡学久废”之事，《两都赋》所言是出于文学审美的考虑，并非实情。其二，地方官学的郡文学、五经卒史品阶太低(3)《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785 页。郡文学博士实际地位与社会认同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对我们前面提过的知识精英而言，年轻时因“明经”屈居此职仅仅是以之作为察举征辟的跳板，任期均甚短，故郡国学的师资并无保障。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无从属关系，除非地方长官自行采取鼓励措施，否则地方官学的学生出路无保障，因此，地方官学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均不高。其三，统观两《汉书》，似王尊这般以“郡学生”出身的极其罕见，尤其是当该人的学习目的意在扩充知识而非作为任“文吏”之资质时，其最理想的选择只能是京师太学而非主要承担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功能的地方官学(4)详参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9 页；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 年版，第270-271 页；祝总斌《东汉士人人数考略》，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45 页。。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释难者之疑，若具体到王充个人，尚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在西汉末东汉初年，会稽郡仍是个只有在“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时才能“颇称多士”的偏远地区[9]2460，到了王充要“受《论语》《尚书》”时，东汉政权已逐渐稳定下来，先前避乱者或返回原籍，或“抱负坟策，云会京师”[9]2545，会稽并无名师硕儒，不具备向私人请益的条件(5)会稽曲阿人包咸曾因避乱在东海郡“立精舍讲授”，且一度归乡里，不过他在教了会稽太守黄谠的儿子后随即“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重新回到了政治文化中心。而且看包咸本人“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的经历，也恰恰佐证了赵翼“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的观点。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570 页。。

其二，《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9]1241，《华阳国志》卷10“蜀郡士女”条亦谓霸“为会稽太守，拨乱兴治，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百姓歌咏之”“德澹会稽，道崇辟雍”[14]，今案东汉光武、明、章诸帝在位期间世既承平，又是所谓儒学大盛之时[9]2545，知此处“拨乱兴治”云云系指张霸永元年间(89—105)“立文学”“崇辟雍”之事，然则此前会稽未有郡学甚明。职是之故，卒于汉安元年(142)的会稽余姚人黄昌可因“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遂就经学”[9]2496-2497，而活跃于西汉末、东汉早期的会稽士人严光[9]2763、包咸[9]2570、张武[9]2681、郑弘[9]1155(6)关于郑弘师事之人的籍贯，学界尚有争议，见马宗霍《论衡校读笺识》，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0 页。不过，即便我们不采纳《后汉纪》的观点，而是认同《后汉书》“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之说，亦不妨碍我们的观点，因为郑弘显然是到外地师事焦贶的(此点观包咸答太守黄谠以“礼有来学，而无往教”即可窥见一二，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570 页)。、澹台敬伯[9]2573、赵晔[9]2575、顾奉[9]2581(7)如前文所引，顾奉是张霸在永元年间表用的处士，然考《后汉书·儒林传》“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云云，知顾奉受业亦是在外郡而非会稽。与王充则只能远赴外地或京都洛阳深造。

综上，王充到京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是合乎情理的，前贤于《自纪篇》内在时间线索跳跃处偶有失照，遂疑王充系受业于郡国学、未尝至洛阳，恐于义未安。

三、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交游始末重勘

王充游学京师期间，与班彪、班固父子过从甚密。王充始至洛阳之时间，文献无证，论者多定在王充父丧服除后。今考廉范“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9]1101，张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京师”[9]1100，知此说可从。唯王充之父王诵未必死于建武十四年(38)的会稽大疫，王充受业京师之年龄亦不必非系十五(8)班固《白虎通义·辟雍》、崔寔《四民月令》、王粲《儒吏论》皆持十五岁入太学说，然此不过理想之状态。或十八岁，凡此等处似不宜过拘。今人能够确定的是，王充至迟在18 岁时已“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9]1629，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游学生活(9)汉明帝永平二年(59)时，王充尚在洛阳，故言十数年，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629 页。。《后汉书·班彪列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9]1330马总《意林》卷4引《抱朴子》云“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15]，可为佐证(10)班彪是在建武十二年(36)，亦即王充10 岁那年回到洛阳的。又，王充生于建武三年(27)，比班固年长五岁。。不过，对于上述记载，尚有必要做三点补充说明：

第一，前人常以班彪不曾任教太学为由，否定班彪与王充的师生关系。然考马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9]840、郭玉师事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9]2735，知汉人谓“师事”某人，所学不限“七经”。再观傅燮“少师事太尉刘宽”[9]1873、蔡邕“师事太傅胡广”[9]1980，知其“师事”之人不必为太学博士。复考符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9]2232，戴封“诣太学，师事贸阝令东海申君。还京师卒业”[9]2683，知求学者“师事”之人可与己之太学学业无涉(11)当然，如果学生“师事”之人本身就是太学博士，则另当别论，如东汉初年的帝师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570 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可以”一词。。是故，建武三十年(54)班彪辞世、班固“归乡里”，王充并未停止游学洛阳之举，且于永平二年(59)“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9]1629。准此，王充“受业太学”与“师事扶风班彪”判然两事(12)周桂钿先生已指出，博士、太学、讲授并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说详氏著《王充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13 页。吴从祥先生亦对此事有所考辨，然与笔者的论证进路有所不同，详见氏著《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97-104 页。，不得以班彪未尝任教太学否定《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的真实性。

第二，部分学者认为王充绝无师承，所学全系自修得来[16]，此说亦难以成立。王充《论衡》透露过自己师承的事，除却《自纪篇》“谢师而专门”这一关键时间点外，最明显的要属《量知篇》的这段话：

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1]552

我们知道，《量知篇》的立意上承《程材篇》，下启《谢短篇》，是王充“鸿儒”形象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即通过抨击文吏与普通儒生来凸显“异于众人的我”[8]22-29，因而其所设立的评骘标准都是王充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量身打造的。王充敢于用“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1]552等话抨击文吏，足以证明他是有老师的。至若《自纪篇》云“未尝履墨涂，出儒门”，盖如马宗霍先生所言，“虽仲任设为或者之词，然《论衡》之作，欲于儒、墨两家之外自为一家，其微旨可见矣”[17]394。此观全书屡以“孔、墨之材”“材贤孔、墨”[1]539，540，1204并称可知，非自认无师承也。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王充自视甚高，屡屡抨击郡守、长吏、博士、郡文学，甚乃“有所发擿，不避上圣”[1]1253，但对班彪、班固却抱有相当之温情。如《超奇篇》云：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1]616

“班马优劣”是千秋聚讼的问题，王充此处未作论证，径借观读者之口断言班彪之书优于《史记》。更重要的是，班彪所续《太史公书》只是今本《汉书》的蓝本，连其子班固都觉得“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9]1333，但王充不唯许之以“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还顺带称赞了班固，其对班彪之态度可见一斑。当然，若仅就《超奇篇》而言，论者亦可将王充对班氏父子的谕扬理解为“话语”工具，即王充甲班彪乙太史公不过意在暗示东汉政府——今人，尤其是王氏本人的著作不可忽视。此说固然有理，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王充对班氏父子并未停留在作为言说“话语”的层面。举例言之，王充曾出于自我建构的需要在《佚文篇》称赞司马相如、扬雄[1]864，在《宣汉篇》《须颂篇》《案书篇》高度评价班固的赋颂[1]822，851，1174，但当《定贤篇》需要否定汉赋时，则仅仅批评司马长卿、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1]1117而不及班固。又如，班彪、班固父子无疑合乎王充“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若专城之苗裔，有世祖遗文”[1]1115等通人的标准(13)班彪“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见《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4205 页。又，王充曾许班固为“通人”，见《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04 页。，但当他在《定贤篇》贬抑“博览通达”的通人时则仅举司马迁与刘向，不及班氏父子[1]1115。综上，前贤言王充叙及班彪时“没有丝毫师生的意味在里面”[13]346-348等说法无法成立，更不可以据此否认班彪、王充二人的师承关系。

第三，对前揭文献中“王仲任抚班固背”的记载，我们认为，《论衡》能够大量征引班彪尚未流传的《续〈太史公书〉》[7]312-324，足证班、王二人关系密切，王充与班固有所交流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详玩葛洪《抱朴子》、谢承《后汉书》所载王充抚班固背并大加称赞之事，似以前者较为可信。盖就班彪在当时学界之地位及王充的现实身份而言，谓“此儿必为天下知名”属于正常夸奖后辈的话，而云“此儿必记汉事”，则颇有“后见之明”的嫌疑。这是因为，在王充心中，续写《太史公书》是班彪本人业已完成之事(14)见《超奇篇》《佚文篇》《案书篇》《对作篇》的相关论述，亦可参看周桂钿《王充评传》的引用与简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 页。，直到王充50 岁之后[18]作《案书篇》，犹云“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1]1174。由“虽无篇章”等表达可知，几十年后，王充仍不知晓班固在其父《续〈太史公书〉》基础上撰写《汉书》之事(15)王充不知道是时间差的原因。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而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是“父彪卒，归乡里”后之事；等到永平五年(62)班固以校书部的身份回到洛阳、受诏著《汉书》，王充已返回会稽家乡了；及至《汉书》撰写完成，已是章帝建初年间，远在东南一隅的仲任更因关山阻隔、讯息不畅难以得知。以上系年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376,391-392页。，又怎么可能在18 岁时说出班固“必记汉事”的话呢？不过，谢承《后汉书》的记载同样渊源有自。《汉书·高帝纪》云：已拜，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2]76刘邦预言40 多年后的吴楚七国之乱，这种“奇异”的记载显然出自执笔史家的后见之明。套用马克·布洛克的话来说，它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技艺”[19]。谢承《后汉书·班固传》载王充抚班固之背并将王氏的称赞之语坐实为“此儿必记汉事”的预言，盖亦同于《汉书·高帝纪》，纯系史家固有的程式化叙事笔法。谢承没有选择葛洪《抱朴子》“此儿必为天下知名”式的宽泛表述，而一定要让王充“预见”班固“必记汉事”，是因为三国时班固的《汉书》已风行天下，而王充又是谢承的“乡里先辈”，故而谢承“务欲矜夸，不知其乖谬也”[20]。但必须指出，王充称赞班固之事细节虽或容有修饰，但王充曾亲见班固这一事件主体却无容悬拟，与王充无乡邦之谊、甚至曾与王充商榷天文学观点的葛洪亦记载此事即为明证。前辈学者因谢承“矜其乡贤”[21]之故，遂全盘否定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的交谊，恐非笃论。

多方证据表明，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关系密切，《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对他们充满了温情，“王充未尝师事班彪”“王充与班固未曾谋面”等说法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