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克尼

望远镜的传入与引进

望远镜是17世纪发明的最重要的科学仪器之一，是由荷兰米德尔堡的眼镜商汉斯·利珀希于1600年发明。汉斯的发明立刻被荷兰一位将军所重视，此后望远镜被传到其他欧洲国家，人们称之为“荷兰柱”。

我国的第一具望远镜是明朝天启6年（1626年）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携带入京的。汤若望和李祖白两人共同翻译了《远镜说》一书，把西方望远镜的制作方法介绍到中国。崇祯2年（1629年），大学士徐光启奏请装配3具望远镜测天象，由汤若望监制的望远镜崇祯皇帝还去看过。那时称望远镜为“千里镜”，一方面作为王公贵族的玩物，另一方面还可用于军事。据《台湾外纪》载，明末时期收复台湾的名将郑成功临终前一天还“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

中国民间较早独立制造望远镜，见诸记载的是明末苏州人孙云球。据康熙《吴县志》载，孙云球登上虎丘用自制的“千里镜”试看，“远见城中楼台、塔院，若接几席，天平、灵岩、穹窿诸峰，峻增苍翠，万象毕见。”中国较早将望远镜用于军事的则是明末苏州人薄珏，“崇祯中，流寇犯安庆，巡抚张国维令珏造铜炮，设千里镜视敌远近，所当者辄糜烂。”薄珏创造性地把望远镜与自制的火炮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射击精度。

我国在甲午战争之后，进行了军事改革。袁世凯重新编练新军，习洋操、持洋械。清廷几次下令，新军编制装备中每哨（排）配时钟、望远镜、指北针各一，每队（连）配电话机、大望远镜一具。以当时驻京师南苑的北洋军主力冯国璋第六镇（师）为例：清末陆军部档案记载，全镇配有“四倍光千里镜二百八十四个;八倍光千里镜一百八十个”。望远镜在新军中装备较为普及，特别是炮兵。清末新军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快炮使用法》中多处提到“千里镜”。如“若列炮山岭，……则主官亦须立于高处用千里镜窥探”，可以观测射弹散布和命中率。清末新军的火炮主要是法国的格鲁森57mm过山快炮以及德国70mm过山轻炮。清军在进口这些火炮的同时也将望远镜引进过来。

民国时期，军用望远镜多由德国进口。柏林葛尔茨望远镜公司和蔡司公司都曾专门生产过中国订制的望远镜，而以蔡司最多。民国初年以讨袁护国和编辑《曾胡治兵语录》而闻名的蔡锷将军指挥作战时所用的即是8倍蔡司望远镜。

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以及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都曾使用德国蔡司18×50望远镜。以指挥绥西抗战出名，其后官至“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義上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也是一具大倍率蔡司望远镜。据史料记载，仅1930年到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从蔡司公司进口军用光学器材就耗用国币455万元。特别是1930年代向德国蔡司公司订制的“德国制、蔡司、耶拿”的汉字版6×30、8×30等规格的军用望远镜，装备当时的国民党军87、88师的所谓“德械师”。当时与蔡司齐名的另一家德国光学公司葛尔茨，也为中国定制汉字标识的望远镜。如西北“五马”之一的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就有一具柏林葛尔茨望远镜公司的汉字定制8×25望远镜。其同款带分划的军用型为一战德国炮兵望远镜。

斗转星移，1950年代，我国从德国进口6×30、8×30、7×50、10×50以及15×50五个品种的军用望远镜。在镜身棱镜室盖上除有“蔡司”和产地“耶拿”标记外，还有我军八一军徽，俗称“八一蔡”，其中7×50蔡司望远镜综合技术指标较高（特别是分辨率、几何光率）。此外，15×50蔡司望远镜是东德蔡司耶拿厂于二战之后设计的一款新型大倍率望远镜，可远距离观察战场形势，为高级指挥员专用。据Lawrence J.Gubas《卡尔蔡司耶拿的双筒望远镜1893-1945》一书所附的生产档案列表（介绍的蔡司望远镜产品持续至1991年），我所见过的“八一蔡”7倍和15倍望远镜多为1953年前后生产，10倍为1955年前后生产，而8倍则为1958年左右出品。这些由东德进口的蔡司军用望远镜，其技术源自1930年代德国蔡司的原型。其主要改进是将镜片镀蓝膜或紫膜，以防止透镜表面的反光损失。另外，镜身部分原为铜制件，后改为铝合金件，更加轻巧。二战前的光学玻璃与战后的不同，战前的光学玻璃和现在的玻璃板成分相近，属于苏达玻璃，容易被水慢慢溶蚀且易焦化。镜片焦化后会变白或变蓝。变白后像毛玻璃，透明度降低无法使用;变蓝后的玻璃能防止反射光，增加透光率。从镜片焦化变蓝的旧望远镜中看物体反而更明晰。受此启发，专家们加以研究并形成了望远镜、照相机镜片镀膜技术。

1950年代进口的蔡司军用望远镜，伴随我军各级指挥员和机关参加了对印度、越南以及珍宝岛等自卫反击作战，到1980年代初逐步从我国军队装备中退役。

苏联在1930年代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曾将军械物资输送给中国军队，其中包括Б-6军用望远镜，如马占山将军在组织指挥东北抗日联合军时就使用这种望远镜。

1950年代初，我军从苏联进口Б-6望远镜（6×30），以及8×30、7×50、15×50等几种军用望远镜，这些望远镜多在二战中使用过。我国还专门为望远镜配制了牛皮盖的绿帆布镜盒。Б-6望远镜主要装备陆军分队，镜身或铰链上有苏联镰刀斧头党徽或棱镜折射箭头的光学符号。当年我军也有少量苏军的15×50望远镜，如陈赓大将就有一具。

1950年代我国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Xbk 6倍和8倍军用望远镜，镜身上印有我军军徽，镜体是无硫化皮的防热被，仅用喷砂工艺漆黑。捷克是传统的轻武器出口国家。其制造的Xbk 6倍、8倍军用望远镜既不同于苏联，也有别于德国的同类产品。如“捷6”目镜部分的构造较“德6”的视度装定机构有所不同，“捷8”与“德8”的目镜片虽同为爱弗尔二式，但视度装定机构也有差别。还有一种Xbk 12倍，即12×60军用望远镜，物镜筒长达11cm，体积大，我军曾进口装备海岸炮兵使用。

我国自行研制的军用望远镜

1936年至1938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惟一一家军用光学仪器厂——第二十二兵工厂，由筹备到建厂，从南京到重庆，再到昆明，经历战火劫难，几经周折，在厂长周自新、总工程师金广路，以及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龚祖同等的共同努力下，于1939年4月22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完成了中国第一具6×30军用望远镜。据云南《二九八厂志》记述：根据周自新的指示，龚祖同曾与威德特（wcidcrl）教授谈过，威德特教授指出了设计上的几个要点。1937年，金广路到达柏林，在龚祖同的住处，两人一起研究望远镜的制造技术，特别是测距的分划板制作问题。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参照德国同类产品，边计算，边修改，完成了6×30双筒望远镜的初步设计。此后，他们又通过在德国莱茨、亨索尔茨，以及瑞士威特厂的学习考察，再次调整了设计，主要零部件尽量在欧洲采购（如望远镜壳身等），以解决国内制造设备和技术上存在的困难。

1939年1月，6×30双筒望远镜的试制工作由金广路、龚祖同主持，精工方面由总工程师金广路负责，光学设计由光学所主任龚祖同负责，光学零件制造由技术员顾柏岩、黄培熙负责，精工零件的制造由技术员陈斌、胡梓贤、温崇束负责，装配工作由装配所主任彭明经、技术员王守中负责。4月22日，二十二厂用自己制造的零件装配出了中国第一具6×30双筒棱镜军用望远镜，与1937年主要零部件尽量在欧洲采购的生产策略相比，自主性有了质的变化。该望远镜放大倍率为6倍，物镜直径30mm，视度为8°。目镜设有水平、垂直分划板，可测定目标间的夹角，并可概略测量目标距离。该望远镜经“军政部”核准投入批量生产。1940年9月，该镜被命名为“敬之式”望远镜，后又改名为“中正式”。其镜肩标识左肩为“双望6×30”，右肩为“昆明二十二”。1939年至1941年期间，共计生产了1 866具。1941年12月，二十二厂与五十一厂合并为五十三厂，这一时期生产的“中正式”望远镜的镜肩标识左镜肩改为“中正式五十一兵工署造”（或“军政部造”），右肩为“6×30”及测距分划符号。此后还生产过400多具6×30单筒望远镜，其实为“中正式”双筒望远镜的一半。

6×30双筒望远镜的试制成功并交付抗日军队使用，是中国第一代军用光学器材设计制造人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经过辗转搬迁，艰苦创业，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的一大贡献，它掀开了中国军用光学器材从依靠进口走向自己制造的历史篇章，开创了中国光学发展的新纪元。

自力更生的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十八厂在中正式6×30望远镜的基础上研制出58式8×30望远镜。58式望远镜的显著特点是硕大的8倍目镜以及突出于镜体之外的2个干燥仓，从制造工艺和重量来看与国外同类型产品还有些差距。

1961年，云南二九八厂依据苏联的产品开始试制生产8×30望远镜，也称为H3型望远镜。其测距分划板采用苏军传统的倒T形，防热被采用细颗粒的饰皮。镜身的油漆也颇有讲究，有筒油、光油、付油等，同时下发部队试用。定型后的8×30望远镜称62式8×30望远镜。其由物镜、棱镜、分划板及目镜组成。放大倍率8倍，视场8°21′，出瞳直径3.75mm，出瞳距离11.2mm，鉴别率7″，视差≤3′，目距调节范圍56～74mm，视度为±5视度，全套质量1.07kg。可概略测定目标的方向角、高低角，并根据密位公式迅速计算出目标与观测者间的概略距离。主要用于搜索及发现较远目标，观察及指挥战斗。

62式8×30望远镜从1962年开始生产，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停产，其产量大，生产厂家多。除云南二九八厂外，还有江西光学仪器总厂（俗称“圆江”）、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俗称“方江”）以及三八八一、三八○二等工厂。

1960年代初，随着各种红外夜视仪的使用，如何发现敌方使用红外夜视仪，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60年，云南二九八厂在抓紧研制红外夜视仪的同时，参照苏联资料，开始研制8倍侦察红外线望远镜。其工作原理是镜内装有对红外线非常敏感的感光屏，当敌方使用红外夜视仪时，红外线源发出的红外线被望远镜接收，作用于感光屏上发出荧光，从望远镜的目镜里便可看到一个明亮的光点，这个光点就是敌方红外线源的影像，故而发现敌方目标位置。1962年研制出样品，1963年定型，俗称“62观红”。其最高年产量达16 193具（1983年）。该镜既可用于夜间搜索侦察各种红外线源，白天不使用感光屏又可作双目望远镜使用。当夜间用于侦察红外线源时，把感光屏旋纽转向“开”，感光屏（经太阳光或紫外光激励过）即转到工作位置，进入目镜视界内，进行搜索。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从苏联、东德、捷克进口的高倍军用望远镜的渠道中断，我国开始自力更生研制望远镜。南京三三○四厂仿制德国蔡司15×50望远镜，生产出63式15×50望远镜。由于当时国内生产的光学玻璃指标和蔡司的有一些差异，63式的镜身要比“蔡十五”高出2～3mm，同时质量也较重。

1970年代生产的74式和78式望远镜是由63式15×50望远镜基础上派生出来。这两种望远镜将63式15倍目镜换为7倍目镜，主要供海军舰艇部队使用。早期的74式和63式望远镜一样，也有一对干燥器。后来在使用中发现，如干燥剂不定期更换，望远镜反而更容易起雾、生霉，于是，后期生产的74式就取消了干燥器。

改革开放时期的军用望远镜

1986年，南京三三○四厂根据军方要求，开始研制12倍率、镜重0.8kg以适应多种环境需求的军用望远镜。1987年7月研制出采用充氮工艺、美式棱镜结构的12×42高倍望远镜。1990年代中期，我国又研制生产了95式7×40和7×50军用望远镜。

95式望远镜在定型前，有7×40和7×50两种型号供军方选择，军方选择了7×40型作为制式装备。主要原因为：7×50技术难度比7×40大，除了光学质量比较难设计外，抗压设计要求也高;7×50焦比（焦距与口径的比值）比7×40小，视场小，观测不舒服;7×50体积、质量比7×40大，不便于携行;7×50的7.14mm出瞳直径虽然大，比较适合于夜用，但是我国陆军装备了大量夜视器材，所以这一优点也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另外，在国际上也流行7×4 0 望远镜作为军用。而南京三三○四厂的HJG7×50望远镜被定为海军舰艇装备。现今最新的海军望远镜是镜体包胶的BBG 7×50望远镜。

95式7×40望远镜是带分划板的高密封双目望远镜，具有视场清晰、亮度高、像质优良、景象颜色逼真、适应范围广等特点，主要用于侦察敌情、地形、搜索目标、观察射击效果及战场情况，并可利用镜内的分划概略测量目标的方向角、高低角和距离。采用左右独立的两支光学系统，使用时需要分别调整视度分划手轮（转动目镜），直至清晰地看到远方目标。在右支光学系统中装有分划板，这种分划板除了传统的十字密位，新增加了利用视距曲线测距的功能，可以快速读出2m左右高度的物体（如坦克）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在战场上，这对缩短反应时间有着重要的实战意义。

近年，我军又在95式7×40望远镜的基础上，对外形和望远镜盒进行改进，称为BBG041A 7×40望远镜。我国军用望远镜在自行研制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止。

最近，退役的粟戎生中将又向光学厂家提出光电一体的新型望远镜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