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2020年的上半年，对于牵挂导师邹逸麟先生病情的数十名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段相当难受的日子。先生的病情时好时坏，一直揪着大家的心。当听说先生好一点时，大家的心便放宽一些；当听说先生病情似乎加重，大家的心又揪紧了。6月19日，邹先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爱他的学生们，但他儒雅、亲切的形象和深广的学问，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是邹先生以他名义招的第一批硕士生之一，在我读书的过程中，邹先生给予了我很多教导，令我获益良多。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指导我写出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情景。

1984年春，正是我硕士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按照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二十四史中的十六部《地理志》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必须要读的专篇，往往在入学第一年就要读完。我由于对中国古代经济中心从北方迁到南方的过程和原因特别感兴趣，故对记载《地理志》中的今福建及其南北的文字，进行了深入研读。

当我读到《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条时，产生了疑惑。《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载十四城，最后是“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东部侯国”。这段文字让我茫然很久，读来读去总感到读不通。思虑再三，我怀疑此段读不通的原因，是《郡国志》“东部侯国”为“东部候官”(候官的全称)之讹，而“章安”条下“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实为错简，应在“东部候官”条下才符合史实。一天清晨，我又在想着这个问题，等邹老师上班到办公室，便对他提出自己的看法。邹老师冷静地对我说：“你不能只是怀疑，你必须拿出证据。”于是，我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书中记载发生在闽北、浙南地区的战乱、灾害、城市等所涉地名一一找出，并对照今天地名，确认上述史籍中所载的冶、东冶、候官等地名都应在今福州市，进而判断《续汉书·郡国志》“章安”条下“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实为错简。其原文似应为：“章安。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东瓯乡为县。东部候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是，我再次兴冲冲地找邹先生，谈了自己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书记载发生在闽北浙南地区的战乱等历史事件所涉地名的情况，认为《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的这段文字可以确认为错简。邹老师开心地露出笑容。但他马上又提出新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汉晋时人所作，能不能在后世的文献中也找到资料，证明以上所说的改名之事呢？”

这话提醒了我，我赶紧到阅览室找宋人赵明诚所著《金石录》，我知道《金石录》是成书较早的金石著作，或许会保留一些史籍未载的资料。果然，《金石录》卷十四有东汉永平八年所造会稽郡东部都尉路君阙铭，对推测东部候官始置时间有重要意义。我再查阅《宋书·州郡志》和《晋书·地理志》，以及《资治通鉴》和《太平寰宇记》，发现也有与此地名考证相关的蛛丝马迹。《宋书·州郡志》载“候官相，前汉无，后汉曰东候官，属会稽”；《晋书·地理志》云： 东冶“后汉改为候官都尉”，“都尉”二字当为衍文。《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元年胡三省注引李宗谔《图经》：“光武改回浦为章安，以冶立东候官”；《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一建州下载：“汉因分其地为会稽郡冶县之北乡，后汉建武中又为东侯官县。” 李宗谔《图经》和《太平寰宇记》均提到东汉光武帝时改冶为东候官，这和《宋书·州郡志》及《晋书·地理志》所载不悖。而据路君阙铭，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已有会稽郡东部都尉，其时上距光武帝时不过十年，故会稽东部都尉在汉光武帝时可能已经存在。我怀疑在建武六年光武帝裁并天下四百余县时，冶即被裁减，代之以边地军事机构性质的东部候官，故《郡国志》曰：“光武更名。”而章安在今浙江临海，冶在福建福州，可以说两地互不相涉。

在邹老师的步步启发下，我终于完成了冶即东部候官的考证。和我同年入学的邹师的另一位硕士生洪偶，在1984年春天的某天向我转述了他与留所当老师的周振鹤师兄在复旦影院看电影时的对话。当时，周老师问洪偶，吴松弟在做什么？洪偶告诉周老师，吴松弟在写《冶即东部候官辨》这篇文章。周老师说：“当年我读到《续汉书·郡国志》这段时，因读不下去，便向谭先生请教。谭先生翻开自己的书，只见书边上写着‘此条错简’四字。谭先生没有将此写成文章，现松弟写成了，我要推荐到《历史地理》发表。”

不久，我接到邹先生的信：

松弟同志：

《历史地理》编辑部决定采用此稿，并嘱我帮助修改一下。我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主要在于压缩和挤去水分，省略尽可能省略的字句，使文字读起来精炼些，请您仔细复读一次。若感到有改得不妥处，提出来再研究。另需重抄一遍，字迹务必端正。原始材料和出处再核对一遍，因我发现第十页上注卷“二十九”误作“三十九”。

此致

敬礼！

邹逸麟 84.2.22

当邹老师将编辑部请他帮助修改的稿子交给我时，我大为感动。邹老师不是一般地改动句子，除了“压缩和挤去水分，省略尽可能省略的字句，使文字读起来精炼些”，还补充了部分史料，使文章的论述更加有力，更加方便读者阅读。有的地方，经过多次修改，笔迹出现叠压，看得出他经过再三思考。我不由为自己文字的稚嫩、思考的不足而脸红，对邹老师的敬意也油然涌上心头。最终，这篇名为《冶即东部候官辨——〈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条下的一条错简》的论文顺利地发表在《历史地理》(1)吴松弟： 《冶即东部候官辨——〈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条下的一条错简》，《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8页。上。我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年邹老师替我改文章的稿子，每次翻到时都要拣出看看，以提醒自己写文章一定要认真再认真，仔细再仔细。

又记得1991年10月23日至27日，全国首次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在西安举行。我有幸参加，并在分组会上谈了历史地理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希望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求是》杂志的周溯源编辑当时与我同组，我发言结束以后周编辑对我说他想请谭其骧先生就这一题目写篇文章，以引起大家关注，可惜谭先生由于身体原因终未落笔。1993年初，邹先生让我起稿，撰写了《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文。他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回顾了历史地理以往为国家建设所做的贡献，又展望了未来这方面的一些可能性。邹先生对历史地理发展趋势的判断颇为清晰，近二三十年的学科走向也证明了其锐利的学术眼光。我在文中写了一些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比如“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意分析地理条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下笔之前，我并不知道邹老师对此表述的态度如何。让我惊喜的是，他看到这段话后并没有表示反对或提出修改。此后我将历史地理的研究重心放在近代，并联合大陆港台的学者撰写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2)吴松弟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16年版。，这套书2016年出版之后社会反映不错，2018年、2020年相继获得上海市和教育部的两个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些方面的学术成就，无疑凝聚着当年邹老师的心血。

邹老师走了，他的教导和高尚的人品，我将永远铭记。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