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天，从学术的角度说，最好的纪念应该是更加深入、准确地解读这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有力地剥离与回击关于他的各种学术误读。国外学界有些学者喜欢把恩格斯解读为一个中立的实证主义者，似乎他所做的只是客观的实证研究，而马克思所做的才是批判理论的建构。这种解读既无视了恩格斯在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建构上的重要贡献，也把马克思简单地界定为一个人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建构者。因此，破解恩格斯是一个中立的实证主义思想家的虚假神话，是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需要做的工作。而从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的《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一文在上述解读维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此文在学界以前的解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因为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通过英国工业革命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契合性、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性等问题都做出很好的阐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在此文本中已经展开了对唯物史观的初步思考。正因为如此，本文以这一文本为切入点，致力于阐述恩格斯对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历程，以凸显他作为唯物史观共同创立者的真实思想形象。

一

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并非专论英国工业革命的社会效应，而是把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社会革命之历史作用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即放在人类自我认识及自我解放的征程中来加以考虑。在此时的恩格斯看来，18世纪的欧洲(主要是指英、法、德三国)开启了反对基督教抽象主体性的斗争，因而注定会在人类自我解放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略有遗憾的是，18世纪的上述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实体与主体、自然与精神、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对立，只是让这些对立的各方各自获得充分发展而已。不过，就是这些对立各方的充分发展在人类解放史上也已经具有重要意义，“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恩格斯正是从这里引出了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社会革命的解读与剖析。

在恩格斯看来，表面上看英国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并不怎么突出，但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社会革命之历史意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主题。“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而易见。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2)同上，第528—529页。那么，什么是此处所说的“我们现在的论题”呢？通过分析文本不难看出，它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及德国的哲学革命之间的区别。在恩格斯看来，只有英国才真正具有社会的历史，英国在18世纪所发生的革命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因为只有在英国，人的本质才可能不是通过国家或教会、而是通过个人的利益活动表现出来。“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法国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3)同上，第532页。。

考虑到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开头曾说英国的社会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4)同上，第526页。，因此，他在此处所说的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就必须先转变为利益的观点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就在二三个月前所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他还保持着对基本原则的看重，只不过强调了同时要向英国社会主义者学习和借鉴。“我们的基本原则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包罗人类全部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不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要做的就很少了。”(5)同上，第493—494页。他此处所说的给我们提供比较广泛的基础的基本原则显然是指人的本质，但到了《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却变成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就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显然，恩格斯此时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英国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要比其他任何一种革命都更有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本质的实现方式恰恰就在于现实的利益关系之中，因此，要想理解人的本质的发展史，就应该去研究现实利益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此时所讲的人的本质，已经不再是抽象人性论层面上的内容，而是指客观现实性层面上的社会关系内涵。笔者以为，这种理解已经具有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的初步内容。

以此为基础，恩格斯展开了对从古代奴隶制到现代生意经世界的社会历史过程的解读。对他来说，这一历史过程既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发展史，又是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史。他分别研究了古代世界-奴隶制、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农奴制、现代生意经世界-基于财产统治的私有制、自由的自主联合阶段-重新回到人类自身等四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在他看来，古代世界是不懂得主体性的，其世界观基础是抽象的实体性，因此奴隶制是它必然的制度选择。而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虽然以主体性维度来对抗古代世界，但遗憾的是它所坚持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它其实是以唯灵论、内在性等为基本原则来同古代世界相对抗的，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带来主体的自由，相反只会带来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3页。到了现代生意经世界(恩格斯也称之为基督教世界秩序或基督教国家)，由于利益关系被提升到普遍原则的层面上，因而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中未曾实现的主体性原则在此阶段通过个人利益的维度而发展到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挤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7)同上，第533页。在恩格斯看来，通过这种形式而实现的主体性恰恰是最外在化的主体性，是以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而也标志了这种世界秩序已经不能再发展下去了。“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8)同上，第534页。至于这种合乎人性及理性的制度到底是什么？尽管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只提到这是 “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要重新回到自身”(9)同上，第534页。的阶段，但考虑到他在之前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就已把共产主义视为“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10)同上，第474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恩格斯此时所说的这一阶段视为共产主义阶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此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解已经不再简单地停留在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层面上，而是已经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他来说，上述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虽然也表现为主体性的缺失——抽象主体性——主体性在外在化状态中的实现——回到人自身等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并非像德国哲学家赫斯所说的那种人的本质在个别化的交往状态中的异化及其在共同活动状态中的回归，而是对人的现实主体性在上述四个阶段中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梳理与概括。因此，恩格斯才会在主体性发展线索之外再附加上一条社会制度的发展线索。在笔者看来，恩格斯是想借此强调任何一种人性论的发展线索如果脱离了具体社会制度的分析就都是抽象的。当然，如果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审视青年恩格斯此时的社会历史观也不难看出，仅就上述的理论表述而言，他的思路的确还缺少一条生产力的线索。如果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读只是停留在对各种社会制度之延续性的描述上，那也很难说这种理解已经达到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

请注意，此处的关键点恰恰就在这里。青年恩格斯正是在紧接着上述对社会制度史的描述之后来谈论英国社会革命的意义问题的：“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11)同上，第534页。笔者以为，恩格斯是想通过接下来对英国社会革命的具体论述，来回答基于财产统治的现代私有制社会是如何不断发展出来的以及它本身是如何必然被历史所超越的。客观地说，此时的青年恩格斯只能在这一维度上加以突破，因为如果要他去阐释导致古代世界即奴隶制度灭亡的生产力线索，显然超出了他此时的能力之外。不过，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说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那么，恩格斯此时首先突破对近代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动力的研究，对于他深化对古代私有制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解读也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读仅仅放在经济学的维度上来加以理解，而应当从历史观的角度把它视为推动社会关系变革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换句话说，恩格斯此时关注的其实并非机器的经济学意义，而是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历史意义。

二

在明确了上述关键点之后，我们再来看恩格斯此时对英国社会革命的阐述就比较容易了。他首先分析了17世纪以后英国的社会革命对其社会关系的新构建及其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5页。。在对这种社会关系建构过程的阐述中，恩格斯分析了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状况，即贵族大地主阶级、非贵族大地主或者说乡绅阶级、自耕农阶级。在对贵族大地主只是靠着地租而整天吃喝玩乐、乡绅阶级已经完全消失等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之后，恩格斯对第三个阶级的状况进行较为详细的剖析。他指出，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在英国已经消失了，但恰恰是社会革命促成了这一阶级的消失。“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14)同上，第535—536页。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是社会革命推动了新的社会关系或者说阶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接着，青年恩格斯就要来对英国的这种社会革命的具体内涵作出阐释。尽管恩格斯在以前也曾使用过“社会革命”的概念，譬如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他在谈到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者时曾说过“还在1842年秋天，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惟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15)同上，第491页。，但笔者认为，在青年恩格斯对英国的社会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及德国的哲学革命之间的区别作出准确判断之前，他是很难真正理解社会革命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更不要说去准确地理解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英国社会革命的深层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只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才真正从历史观的层面对社会革命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准确把握。

在恩格斯看来，我们必须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全面地理解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真正意义，而不能只从工业生产的动力之改变的角度来加以简单的理解。“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朗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现在，蒸汽机得到了实际应用，给予工业进步以新的推动，而每一个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16)同上，第538页。这里的关键词是“工厂制度”，恩格斯是从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来理解和界定它的。应该说，能否完整地把握它的内涵，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全面地理解恩格斯此时的社会历史观。恩格斯此时所讲的工厂制度具有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技术维度来看，工厂制度体现了机器生产及其所推动的工业体系的拓展。从社会维度来看，工厂制度反映了社会关系尤其是劳资阶级关系上的新建构。

首先，就工厂制度的技术维度而言，恩格斯在阐述机器生产对工业体系的拓展时，实际上还论述到机器生产条件下劳动过程的改变。在他看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决不只是工业动力的加强、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等结果，而且还是劳动过程的改变，即由原来的手工劳动转变成了现在的机器作业。“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0页。事实上，当恩格斯在论述机器生产使工厂制度或工业体系从一开始的棉纺织业向毛纺织业、麻纺织业、丝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采矿业等工业部门拓展时，他基本上也分别论述了在上述工业部门中劳动过程的改变问题。譬如，他在工业体系在生铁制品加工业中的拓展时说：“钉子和螺丝钉先后从1790年和1810年开始用机器制造；1760年亨茨曼在设菲尔德发明了铸钢法；钢丝可用机器拉制了，整个制铁部门和熔铜部门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机器；手工劳动被排挤，凡是企业性质允许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厂制度。”(18)同上，第542页。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的重要性。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这一问题：“工业革命并不始于动力，而是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始于比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被排除……一当问题不再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现在谁都知道，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就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来转动机械。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应该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已经从劳动过程本身的改变及人的手工劳动的被排除等角度来理解机器生产的意义了。而这使他在历史观的认知上比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更具有向生产方式维度靠拢的思想能力。

要知道，这可不是所有的研究机器生产的理论家都能达到的思想水平。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像威廉·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这样的思想家也没有达到这种理论高度。德国资产阶级理论家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明确把机器生产当作社会形态发展次序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由于他审视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角度并不是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制度之现实发展史的角度，而是精神不断地扬弃对自然之依赖性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角度，因而，他自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机器生产的社会历史意义。“在更为野蛮的民族那里，人民精神对自然的依赖性也就更强，它要在同外在自然更为长久的斗争中才可以形成对自己力量的自信……人民也以不同的程度争取离开他的母亲般的土地，不是通过挣断他与之结合在一起的紧密纽带，而是通过纺出纤细而丰富得多的纤维。按照这种独立性和自由的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遵循不同等级的不间断次序的更低或更高的社会形态。”(20)[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11页。在这种解读视域下，机器生产阶段的意义对舒尔茨来说便只能是精神对自然之依赖性的彻底挣脱了，“最终这种持续的分工走向了一种完善的机器的应用，在此之上就进入了利用机器的真正的生产制造的第四个阶段。通过那些分工，谋生活动的不同种类分解为它们最简单的程序，由外在自然无理智的力量被运用于此单纯机械的、简单重复的活动之中；因此人便保留了工业的更高的劳动，并且变成了这种自然力的理性的、相对物质性而言更多是以精神性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21)同上，第38页。。可见，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解读视角，即使面对机器生产的事实，也不能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内涵。

安德鲁·尤尔也是一样，尽管他对机器大工业的界定(尤其是它与工场手工业的区别)曾得到过马克思的肯定，“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像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但他同样缺乏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来理解这种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历史意义。尤尔所关注的只是技术层面的生产过程的变化，而不是能够推动新社会关系尤其是新劳资关系建构的那种社会革命层面上的劳动过程的转型。因此，尽管他也看到了自动工厂的确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但他不可能看到这种新的劳动方式对工人阶级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这导致他只会对机器工业大唱赞歌：“在关于机器劳动的所有偏见中，没有比下列偏见更不靠谱的了：与其他职业相比，它显得尤为平淡无味且令人厌恶，因为它被绑在了‘蒸汽机永不停息的运动’节奏上。其实，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棉纺织业中，所有艰苦的劳动都由蒸汽机完成了，而留给看管机器的人的劳动一点也不辛苦，简直就是无事可做。”(23)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 p.309.

其次，就工厂制度的社会维度而言，此时的恩格斯不仅看到基于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推动了各种旧阶级(如小土地所有者、小租佃者等)的消亡以及新阶级(如无产阶级、新的雇农阶级等)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他实际上还看到了现代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内在对立关系。我们首先要承认，恩格斯能够看出工业革命推动无产阶级的建构，这已经是很重要的思想进步。“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6页。相比于他以前从失业工人之贫穷的角度来论证私有制的不道德性，恩格斯此时的这种基于无产阶级的解读思路清晰地反映了他在社会革命之历史观意义的思考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的开头部分所说的“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25)同上，第532页。这句话的意思了，因为对他来说，只有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才深刻地反映了英国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矛盾性，而在当时的大陆国家中，穷困现象很可能只是政治层面上国家统治中存在的问题的相关表现。

在指出这一点之后，笔者更想强调的是：恩格斯此时还看到了工业革命推动英国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或者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在阐述了机器生产使工业体系拓展到各个新工业部门中去之后，恩格斯作了如下总结：“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26)同上，第544页。这段话所提到的利益升格为对人的统治的观点，在此文本前面关于现代生意经世界的阐述中已经提到过。但此处提到的资本家通过垄断新创造出来的工业力量而实现了对“群众”的奴役的观点，是首次出现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恩格斯此时所说的群众到底是指谁。事实上，在这段话的后面，恩格斯就提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结果是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些无产阶级就是用来供给新出现的劳动部门的。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恩格斯此处所讲的群众就是指新出现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这样一来，此时恩格斯思路中的那条英国工业革命建构了相互对立的劳资关系的阐释线索便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三

在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再回到前面关于恩格斯历史观的解读。应该说，在关于奴隶制——封建制——基于财产统治的现代生意经世界——自由的自主联合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的总体阐述上，恩格斯此时的确还没能把社会制度的发展线索与生产力发展的线索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必须看到的是，他正在以其当时所能做到的全部努力来推进对上述两条解读线索的结合。这具体表现在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之社会历史意义的解读，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对应性(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等各种新的阶级)及对立性(资本家通过对各种工业力量的垄断而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奴役)的角度，对上述四阶段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发展的内在动力等问题作出较为深刻的解读。这应当被理解为恩格斯从客观内在矛盾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过程的首次理论尝试。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唯物史观决不只是停留在对什么样的生产技术水平对应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形式的描述上，如果是这样，那很多资产阶级理论家就都成了唯物史观的信奉者。且不说像威廉·舒尔茨这样的理论家的确梳理出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说法，现代发生的生产技艺上的变化摧毁了过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占有方式”(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3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现了生产技术的变化与社会制度的更新(即封建制度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的。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问题不在于没看到工业技术的革新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之间的关联性，而在于看不到导致新社会制度出现的原因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生产力维度上的变化，而是这种生产力与现实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性在推动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因此，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承认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必然性，却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必然会被历史发展过程所超越。“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规律，即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由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纯粹的空想。他们看到某一特定时代的经济界限，但他们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恩格斯此时对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矛盾性的理解才刚刚开始，他此时只是把握住了资本家对各种工业力量的霸占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至于这种对立或矛盾关系是如何必然导致基于财产统治的私有制社会向自由的自主联合阶段过渡的，则还没有被详细的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恩格斯此时在历史观思考时还没有引入经济危机的线索。这当然与他在这一文本中只是研究英国18世纪的社会状况有关。这种情况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得到改变的。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最近60年来的英国工业史及其在市民社会层面上所引起的社会效应，还明确地在经济危机的前提下来思考劳资矛盾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问题。“商业危机依然存在，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日益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阶段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6页。有了这种经济危机的理论维度，恩格斯对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矛盾性的把握必然会更加深刻，这也是他在向唯物史观的发展道路上获得更大动力的原因。而我们在把握住了这一点之后，也必将在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与领悟方面，不仅要关注生产力发展与具体社会制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更要把握住基于客观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领悟与具体的现实实践语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出一条科学地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