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吕春鹤，周艳涛，白鸿岩，唐健，岳方正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辽宁沈阳 110034)

无论是保护农业生产还是控制鼠疫蔓延，人类与害鼠的斗争从未间断。全世界因鼠害造成的储粮损失约占总收获量的5%[1]，1978—2012年我国农田鼠害年发生面积0.2亿～0.4亿hm2，造成的粮食及蔬菜等经济作物损失达1 500万t，占总产量的5% ～10%[2]。鼠害不仅造成粮食生产巨大损失，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鼠疫。世界历史上共有3次鼠疫大流行，造成约1.4亿人死亡[3]。近年来，我国林业鼠害(包括兔害，下同)年均发生面积约200万hm2[4-5]，草原鼠害年均发生面积2 800万hm2以上[6-8]，严重影响林业和草原生产及生态保护修复。在害鼠防治中，化学杀鼠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对我国已登记的杀鼠剂进行汇总分析，结合杀鼠剂在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中的应用，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我国杀鼠剂登记概况

1.1 登记情况 从农药产品类别看，近年登记的杀虫剂数量最多，除草剂、杀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累计登记总量的比值在缓慢上升，卫生用农药、杀鼠剂数量略有下降。我国杀鼠剂登记产品在6大类农药中数量最少，仅占累计登记总量的0.4%左右，连续多年不足1%(表1)[9]。截至2019年6月20日，通过在“中国农药信息网”上查询可知，我国杀鼠剂登记(登记证在有效期内)共13个有效成分、134个产品，涉及全国52个农药生产企业；2018年，我国已登记农药有效成分达到681个、产品41 514个，现阶段杀鼠剂在所有已登记的农药中，无论是有效成分种类还是产品数量均明显少于其他类农药。

表1 2013—2018年农药累计登记类别变化表Tab.1 Changes in cumulative registration categories of pesticides(2013—2018)

除登记在杀鼠剂上外，还有9个登记农药产品防治对象包含鼠，但登记农药类别为熏蒸剂、卫生杀虫剂和杀虫剂。其中有效成分除硫酰氟不在已登记的杀鼠剂有效成分中外，其他种类有效成分均在已登记的杀鼠剂有效成分中(表2)。

表2 防治对象为鼠的非杀鼠剂农药产品信息表Tab.2 Information on non-rodenticide pesticide products against rats

我国已登记的杀鼠剂有效成分13种，分别是溴敌隆、溴鼠灵、杀鼠醚、敌鼠钠盐、杀鼠灵、D型肉毒素、C型肉毒素、雷公藤甲素、氟鼠灵、莪术醇、胆钙化醇、α-氯代醇、地芬·硫酸钡。登记产品数量前3位的溴敌隆、溴鼠灵、杀鼠醚占所有已登记杀鼠剂数量的80%；敌鼠钠盐、杀鼠灵、D型肉毒素等其余杀鼠剂产品共27个，占已登记杀鼠剂产品数量的20.1%，其中地芬·硫酸钡只有1个登记产品(图1)。

1.2 防治对象与登记作物(场所) 我国杀鼠剂登记产品数量134个，登记防治对象多集中在家鼠(含褐家鼠)、田鼠上，其中家鼠登记产品72个，田鼠登记产品42个，分别占所有登记杀鼠剂产品的53.7%和31.3%。部分杀鼠剂有多个防治对象，另有26个原药(含母药、母液)没有明确防治对象。(表3)。

图1 杀鼠剂产品有效成分占比Fig.1 Propor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of rodenticide

现阶段我国杀鼠剂登记作物(场所)集中在室内、室外、农田和田间，分别有67，31和26个，产品数量共84个，占所有杀鼠剂的62.7%。明确登记在草原和森林(草原、牧草、森林)上产品数量只有8个，其中1个产品重复登记在草原、森林上(表4)；已登记杀鼠剂中有部分杀鼠剂有多个登记作物和场所，另有27个原药(含母药、母液)没有登记作物(场所)。我国杀鼠剂有效成分少、产品数量少，特别是登记在林业和草原的杀鼠剂有效成分只有C型肉毒素、D型肉毒素、雷公藤甲素、莪术醇4种，登记产品仅有8个，有效成分种类和数量远不能满足我国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工作需要。《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这对林业和草原害鼠防治选药用药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林业和草原杀鼠剂产品少的问题将越发突出。

表3 杀鼠剂登记防治对象情况Tab.3 Rodenticide registration and control object

表4 杀鼠剂登记作物/场所情况Tab.4 Rodenticide registered crops/sites

1.3 毒性分析 在已登记的13种杀鼠剂有效成分中，雷公藤甲素制剂为微毒，母药中等毒；莪术醇、地芬·硫酸钡制剂和原药均为低毒；胆钙化醇为低毒，原药中等毒；D型肉毒梭菌毒素、α-氯代醇为中等毒；杀鼠灵、C型肉毒梭菌毒素为高毒；溴敌隆、杀鼠醚、溴鼠灵、敌鼠钠盐制剂为低毒，原药高毒(表5)[10]。C型肉毒素、D型肉毒素肉是强烈的神经毒剂，对鸟类具有强毒性；雷公藤甲素、α-氯代醇、莪术醇为不育剂产品，但雷公藤甲素对褐家鼠表现出了急性杀鼠剂作用症状，其作为不育剂产品已受到质疑[11]；地芬·硫酸钡是肠梗阻药剂，对人类和环境不产生毒害作用；氟鼠灵、杀鼠灵、杀鼠醚、敌鼠钠盐、溴敌隆、溴鼠灵6种是抗凝血杀鼠剂，原药都具有高毒性；胆钙化醇是我国于2016年上市的新型安全环保杀鼠剂，对鸟类和禽类无毒、二次中毒风险小，在环境中降解快、残留少[12]。

表5 我国杀鼠剂有效成分毒性对照表Tab.5 Toxicity control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rodenticides in China

我国早期毒鼠强中毒事件频发，出于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综合考虑，目前我国农药主管部门已将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砷制剂、磷化铝、磷化锌、磷化镁等杀鼠剂列为禁用农药[10]，禁止其在国内生产、销售、使用；现有杀鼠剂登记产品中溴敌隆、溴鼠灵、杀鼠醚、敌鼠钠盐、杀鼠灵、C型肉毒梭菌毒素、D型肉毒梭菌毒素、氟鼠灵等8种杀鼠剂也被列为限制使用农药，占已登记杀鼠剂产品数量的93.3%[13]。

2 杀鼠剂在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中的应用

2.1 林业鼠害危害及防治

2.1.1 林业鼠害危害情况 林业鼠害是我国危害较重的有害生物，具有活动范围广、繁殖能力强、破坏性大、防治难度高等特点，在局部地区对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造成严重。据统计，2000—2003年我国林业鼠害发生面积约80万hm2，2003—2007年连续5 a呈快速上升趋势，2007年发生面积达219.5万hm2，为历史最高值。2008年，全国林业鼠害发生面积152.8万hm2，较2007年明显下降。此后10 a间，全国林业鼠害发生面积保持在200万hm2左右[4]。随着我国国土绿化的不断推进，造林绿化成果逐渐显现，林业鼠害发生区生态环境质量正在逐步好转，林业鼠害在全国发生面积呈整体减轻趋势，但是在黄土高原沟壑区新植林和中幼林内，在西北荒漠植被区，东北火烧迹地等地偏重发生。2016—2019年全国林业鼠害发生面积连续4 a下降，2018年全国林业鼠害发生面积降至184.4万hm2，与2009年持平[4]，2019年降至178.03万hm2[5](图2)。

图2 2000—2019年我国林业鼠害发生面积变化趋势Fig.2 Trends in the area of forest rodents in 2000－2019 in China

2.1.2 杀鼠剂在林业鼠害防治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林业鼠害主要防治措施包括药剂防控、天敌防控、物理防控等，在鼠害危害严重地区，药剂防控仍是最为有效的措施。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林业鼠害防治中使用杀鼠剂1 393.34 t，其中溴敌隆使用量最多，高达1 020.64 t，占杀鼠剂使用总量的73.3%；莪术醇、雷公藤甲素、地芬·硫酸钡分别为141.19，126.46，33.84 t，其他杀鼠剂71.21 t。 随着《农药管理条例》修订出台，我国林业主管部门对杀鼠剂使用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管控，严格控制使用高毒和限用杀鼠剂，并推广使用低毒的不育剂和肠梗阻剂。2018年全国林业鼠害防治用杀鼠剂共927.89 t，较2017年减少33.4%。其中：溴敌隆使用量166.21 t，减少83.7%；雷公藤甲素使用281.98 t，增长123%；地芬·硫酸钡使用量105.11 t，增长210.6%。

2.2 草原鼠害危害及防治情况

2.2.1 草原鼠害危害情况 21世纪以来，我国草原鼠害年发生危害面积一直在2 800万hm2以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图3)。2001年危害面积4 542.0万hm2。随后5 a，危害面积逐年下降，2006年为3 749.0万hm2；2007年略有增加，达到3 894.0万hm2，随后2008年降至3 675.8万 hm2，2009年危害面积又增加至4 087.4万hm2；2010—2014年发生面积逐渐降低，维持在3 400万～3 900万hm2；2015年发生面积跌至3 000万hm2以下，为2 807.1万hm2；随后3 a发生面积维持在2 800万～2 900万hm2[6-7]。2019年，全国草原鼠害危害面积增加至3 737.26万hm2，约占全国草原生物灾害危害面积的58.21%，严重危害面积1 461.40万hm2，其中，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6大牧区危害面积3 582.96万hm2，占全国鼠害面积的95.87%[8]。草原鼠害直接威胁着青藏高原、西北等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建设，防控任务十分艰巨。

图3 2001—2019年我国草原鼠害发生面积变化趋势Fig.3 Trends in the area of glassland rodents in 2001－2019 in China

2.2.2 杀鼠剂在草原鼠害防治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草原鼠害始终处于高发态势，但整体呈缓慢减少趋势，年均危害面积超过3 400万hm2，防治面积呈现缓慢增加趋势，年均防治面积超过690万hm2[7]。草原鼠害防治主要措施是物理防治、天敌防控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6，14]。有报道显示，2012年我国防治草原鼠害面积722.33万hm2，在各类防控措施中，招鹰控鼠占34.62%、野化狐狸控鼠占4.45%、人工捕捉占9.59%(主要用于防控鼢鼠等地下鼠类)；杀鼠剂防治面积370.48万hm2，占防治总面积的51.29%，其中C型和D型肉毒素等杀鼠剂防治占41.69%，其他杀鼠剂防治占9.6%[15]。使用杀鼠剂仍是防治草原鼠害的主要措施。

3 对策与建议

相比于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杀鼠剂对人类、家畜、家禽存在类似的毒性作用，研发新型专一性杀鼠剂存在一定的技术瓶颈，杀鼠剂品种少的问题或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广阔的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市场与现阶段的杀鼠剂供给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越来越严格的农药使用政策迫切需要加快杀鼠剂供给侧改革，杀鼠剂的登记应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登记作物、使用范围、防治对象应更加明确。在应急防治中，杀鼠剂作为最为重要物质保障，能快速有效控制鼠害暴发。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鼠害防治策略将由根除性灭杀向综合治理转变，不育型杀鼠剂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兼具应急防控和综合治理任务，对高效根除性杀鼠剂和不育型杀鼠剂均有迫切需求，应引导杀鼠剂科研及生产企业加快已有杀鼠剂品种在林业和草原上的登记以满足市场需求。

在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中，若采取药剂防治，首先应根据鼠害发生程度合理选择杀鼠剂品种，对危害程度未达到成灾标准的，优先选择不育型杀鼠剂，充分发挥不育剂持续控制害鼠种群密度、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对危害严重、暴发性鼠害，可选用溴敌隆、肉毒素等高毒限制使用杀鼠剂，满足应急防治需求。同时，还应加强对杀鼠剂使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通过精准施药、提高适口性等措施提高药效，减少使用量，降低杀鼠剂对非靶标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风险。

生态环境破坏、天敌的减少是鼠害暴发的最主要原因。鼠害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害鼠是初级消费者，在食物链和自然环境中具有重要地位，彻底消灭的防治策略并不科学。我国鼠害治理对化学杀鼠剂的过度依赖，已经对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影响[11]。为适应新的鼠害治理策略，在林业和草原鼠害防治中，应积极应用物理器械防治、天敌防控、营造林措施等绿色防治技术，逐步降低化学药剂防治所占比重，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通过自然修复等措施实现有鼠不成灾的可持续控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