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浩，王任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266580）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城乡发展不协调、三大结构性失衡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已不符合我国具体实际，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质量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以及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准确理解并掌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程度也在不断增加［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15年11月正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概念，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体明确定义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当前经济新常态的“新”已经在经济环境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但“常”却并未真正地实现［2］。因此，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机理，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向高质量顺利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提出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任晓将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本质定义为从解决“有没有”问题向解决“好不好”问题的转变［3］。安淑新认为当前我国对于高质量发展诸多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对此提出了研究建议［4］。张治河等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看作一个动态过程，构建了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模型［5］。殷醒民则是把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扩充为五个维度，分别为人力资源质量、金融体系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并以此为依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分析研究［6］。任保平等通过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不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分析［7］。除此之外，朱卫东等从创新、协调、绿色、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开放、共享以及可持续十个角度设计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该体系为基础，完成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测算［8］。

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碚以价值论与供求论两个角度为出发点，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主体的实质、供求论本质等问题，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内涵进行分析［9］。李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为分析对象，提出从防范型和驱动型两个角度设计指标体系，并利用牛顿第二定律完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能力的测算［10］。钢铁行业由于其自身特性一直以来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关注对象，姚翠红从钢铁行业环境绩效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钢铁企业的发展现状，对其环境绩效进行探讨［11］。崔春生等通过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改革目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提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合理化建议［12］。除此之外，周琳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动因以及必然结果进行分析，提出如何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更好地作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议［1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发展，为我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14］，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今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机理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借助耦合协调度对中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区域耦合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希望为推动两个系统的优质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三、耦合协调机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两个复杂的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存在着耦合关系。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使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常”能够逐渐稳定；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又能反过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进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本文借鉴华坚［15］的分析角度，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耦合协调机理进行深入探讨，据此构建耦合协调机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耦合协调机理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之一是创新驱动发展，张慧君认为创新驱动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战略导向，创新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我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不竭动力［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中明确提出需要补短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短板之一就是创新能力的不足。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实体经济明确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建设的重点对象，而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此外淘汰僵尸产业、去除过剩产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的创新式发展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性发展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分配结构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我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协调、居民贫富差距大等问题，需要对分配制度、产权制度等进行改革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型水平。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为分配结构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分配结构的改革顺利进行。

（3）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发展虽然使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提升，但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结构设计的不合理，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或者减少负面产出来实现绿色环保的市场供给［17］。当前我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等污染比重较高，环境压力较大，因此推进生态结构优化成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

（4）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影响。赵文钰以开放为基本理念，对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了开放是解决我国需求失衡与金融供给之间矛盾有效方式的结论［18］。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即将开启新局面，机遇与危险并存，只有将对外开放与供给侧管理有机融合，才能在对外开放的竞争中占据主动权，进而形成有利于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此外，由于对外开放与供给侧管理相辅相成，当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势形成以后又会反作用于供给侧管理，推动供给侧管理能力的提升。

共享经济作为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要素，它对推动新型经济增长、优化区域结构以及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等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

（5）共享经济的本质被共同富裕完美地阐释，而它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想要改变当前我国共享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现状，就要依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

四、耦合协调模型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系统，选取的指标需要能涵盖两者之间的不同方面，进而使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于两者的耦合关系具有相对全面的评价功能。本文基于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机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21］，本着系统性、层次性、全面性以及科学性等指标选取原则构建指标体系。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本文以开放型经济增长、创新型经济增长、绿色型经济增长、共享型经济增益和协调型经济增长五个方面为基础细分为15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二级指标因子，见表1所列。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选取结构性调整指标、环境性分析指标、新动能推进指标和国有企业效能提升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并从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挑选11个二级指标因子，见表2所列。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表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标体系

（二）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各个指标之间存在的不同量纲和量级的影响，本文采用公式（1）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公式（1）中，i表示各个省份；j表示体系中的第j个指标。

（三）指标权重计算

本文通过熵值法来计算各个二级指标所占的权重，熵值法是一种根据指标变异程度来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指标的变异程度与指标的信息量成正相关。相对应的，信息量越大，指标就拥有更高的权重系数，反之权重系数就越小［22］。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熵值法能够使计算结果更加客观、有效。在数据标准化后，为了消除零对于后续对数计算的影响，将x*ij平移10-4个单位，平移之后为μij=x*ij+10-4。

对平移后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公式如下：

得到标准化矩阵A＝(p ij)m*n。

计算各个指标对应的熵值：

其中，k=1/ln(n)。

计算指标对应的差异性系数：

最后计算指标的权重：

其中，W j为计算的第j个指标的权重。

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各个系统综合评价得分的计算方法，公式如下：

（四）耦合协调度计算

耦合可以描述为用于反映两个及以上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程度。耦合度就是对两个系统耦合情况的量化，但缺乏对发展质量的判断。而耦合协调度则是在耦合度的基础上，对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的质量进一步探究，反映了各要素良性发展的程度［23］。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4］，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耦合协调机理，构建了两者的耦合模型，公式如下：

其中，U1和U2分别为用公式（6）计算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得分；C的取值范围是［0，1］，两个系统耦合度的高低与C值的大小成正比，但是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与其发展水平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在耦合度理论中存在一种伪协调状态，该状态的具体表现是：虽然两个系统具有较高的耦合度，但却并没有处于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状态。为了尽可能降低这种假象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在上述公式中，D对应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T则代表整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a和b分别为待定系统，满足a+b=1的条件，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并列的系统理论，对其复合系统具有同等大小的贡献程度，因此本文赋予两系统相同的权重，即a与b的取值为a=b=0.5。本文结合实际，对魏作磊［25］的耦合协调度判定标准作出调整，得出了包含三个区间的耦合协调等级，并在每个区间内进一步细分，结果见表3所列。

表3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状况判定标准

五、实例分析

（一）数据选取

因2018年生态环境关键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2008-2017年内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二）2017年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表4为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关系评价表，通过各省份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来判断该省份的协调类型。由于在现实条件下，各省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借鉴祝影［26］的判断标准，即当U1U2＞1.1时，该区域的协调类型为高质量发展超前型；当0.9≤U1U2≤1.1时，该区域的协调类型为同步发展型；当U1U2＜0.9时，该区域的协调类型为改革超前型。

表4 2017年耦合协调度

续表4

结合表4数据，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得分最高的省份均为广东省，最低的省份均为青海省。广东省U1为0.692，U2为0.754，而青海省U1为0.079，U2为0.173，两者的差值分别为0.613和0.581，差距明显。虽然广东省和青海省两个系统的耦合度都非常高，但是广东省属于优质协调状态，而青海省则属于伪协调状态。

（2）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度的区间为［0.342，0.850］，涉及拮抗区间、磨合区间以及协调区间，包括从轻度失调到良好协调在内的五种不同的协调等级。其中，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广东省为0.850，达到了协调区间中的良好协调等级；最低的青海省为0.342，处于拮抗区间中的中度失调等级。2017年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极差为0.508，充分表明各省份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差异很大，进而暴露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3）在所有省份当中，只有北京属于高质量发展超前型，而处于同步发展的省份有三个，分别是辽宁省、上海市和广东省；其余26个省份均为改革超前型。这是由我国实际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为2015年，而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的时间为2017年，相较而言，后者的发展时间还不充分。

（三）2008-2017年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分析

为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变化情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本文以2008-2017年各省份相关数据为依据，测算出两个系统在这10年中耦合协调度的值，结果见表5所列。同时，本文绘制了2008年和2017年中国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布图如图2所示，用于对比分析。

表5 我国2008-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水平

图2 2008年、2107年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布（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

（1）由2008-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可知，30个省份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10年间均呈现连续增长态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为广东省，为0.251，提升最慢的区域是青海省，仅提升0.03。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注重经济创新式发展，经济发展质量水平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显著；反观青海省，位于我国西部，政策、人才以及资源均不足，因此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另外，2017年我国各省份之间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极差为0.508，相比于2008年的0.260，扩大了0.248，增幅高达95%。这也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2）通过对图2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提升了一个水平。2008年，我国所有省份达到的最高协调等级仅为勉强协调，没有一个省份达到协调区间。总共有11个省份处于磨合区间，其中包含4个勉强协调的省份以及7个濒临失调的省份。其余19个省份均为拮抗区间的轻度失调水平。2017年，广东已经进入良好协调水平，北京和江苏已经发展成为中级协调水平，山东、浙江和上海也分别发展为初级协调水平。其他省份中，处于勉强协调水平的省份有3个，处于濒临失调的省份有15个，处于轻度失调的省份已经缩减为6个。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正式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时间比较晚，但全国各省份2008-2017年10年间已有注重两个系统构成要素发展的意识。由于各省份发展的初始状况、地理位置以及获得的资源配置等存在差异，发展结果存在差距也是不可避免的。

（3）从中国2017年30个省份耦合协调度水平空间分布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以磨合区间为主，总体的耦合协调水平不高。根据计算结果，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我国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可知，东部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地区，南部地区耦合协调度高于北部地区，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总体趋势，这也与我国实际发展状况相符［27］。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耦合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探讨，以此为基础，根据2008-2017年两个系统的相关数据，构建了耦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客观赋权，然后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进行多角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由于政策、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增长幅度存在差异，导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不可避免。

（2）虽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水平在不断提升，但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磨合区间甚至是拮抗区间，只有少部分发展至协调区间，这表明我国两个系统的整体协调水平仍然偏低，正处于由拮抗区间向协调区间过度的关键时期。

（3）较大的空间差异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存在的问题之一，我国东部以及东南部沿海省份处于协调区的集中分布区域，而东北部地区全部为濒临失调水平，除此之外，轻度失调的省份集中在我国内陆以及西部地区。从宏观上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趋势。

（4）通过对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可知，我国只有北京处于高质量发展超前型，同步发展的省份有三个，分别是广东省、辽宁省以及上海市，除此之外，其余省份均属于改革超前型。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落后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水平。

（二）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分析良性发展的本质，追求高质量协调发展。由2017年的耦合度可知，即便一些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耦合度很高，但通过对其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却发现两个系统并没有处于有序的良性健康发展状态。因此，应该厘清这些省份两个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强化两个系统之间健康有序的循环关系，加速向优质协调迈进。

（2）充分发挥创新的驱动性作用。无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促进两个系统优质协调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各省份应从自身实际状况出发，努力激发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与活力。东部地区应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创新点，起到带头作用；中部地区则应汇集各省的科技创新资源以及教育资源，实现抱团促发展；西部地区则需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努力追求创新式发展。

（3）先富带后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度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综合水平的提升。从各个省域角度出发，各省应考虑自身的实际状况，强化与周边省份的协作，协调度水平较高的省份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辐射作用，引领周边省份向高质量协调化发展的方向迈进。从东西部角度出发，东部沿海地区应加大对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支持与带动力度，促进内陆地区两个系统的高质量协调发展，降低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4）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工程，发展难度较大，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应加大对两个系统发展的倾斜力度，针对出现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国家应结合各省的实际情况，从宏观层面实施多样化的调控政策，争取实现两个系统的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