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宇婷，赵宇奇，高 峰

（1.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2.北京服装学院 美术学院，北京100029）

寿州窑地处淮河流域，其窑址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上窑镇、徐家圩等地，因唐时属寿州管辖，故名为寿州窑。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窑口，寿州窑瓷器的烧制上可追溯到六朝的末期，窑火则延续到唐朝中后期。

寿州窑因黄色釉闻名遐迩，鼎盛时期的黄釉多呈蜡黄、酱黄、青黄等颜色。冯先民等编撰的《中国陶瓷史》曾对其有过相关记载，“寿州窑瓷器流行施用化妆土，釉色以黄为主，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1］(P209）民国时期邵蛰民辑著、余戟门增补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对寿州窑瓷也有“江南寿州，唐时烧造，其瓷色黄”［2］(P28)的论述。

寿州窑虽然以黄釉闻名，但其最初的釉色却是青色。据考古资料，寿州窑最早的烧造时间为南朝（陈），在此时期，釉色为青，且存世文物较少。唐末以前是寿州窑的鼎盛时期，此时器型种类繁多，釉色纷呈，而以黄釉瓷为主。

关于寿州窑的停烧，一般认为是在唐朝末期，但是随着考古发掘与文物征集的不断递进，寿州窑的停烧时间有望推进至北宋时期。

一、寿州窑的郁勃

寿州窑的烧造年代虽已追溯至隋，但隋代器物部分保留了南朝的特色，可见，南朝时期寿州窑亦有烧造青瓷的可能。隋代寿州窑主要烧造青瓷，此时的青釉在成分上与唐代大致相同，但因烧成气氛的变化，其青釉便袭变而为黄釉。此时的寿州窑瓷，其上釉的方式根据器物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小型器物的外壁采用蘸釉，内壁则是采用荡釉；大型器物上的外壁多采用刷釉方式，刷釉痕迹彰著，内壁依然是采取荡釉方式。制瓷工匠们多在器物坯体的壶腹及以上部位施加釉料，下部则露出瓷胎。寿州窑瓷青釉的玻化程度高，流动性较好，所以不施釉的部分，多呈滴釉之态，此类滴釉现象在隋代寿州窑的壶、罐类的瓷器中较为常见。隋代寿州窑陶瓷的器型已十分丰富，主要有壶、罐、碗、高足盘等，此时的窑址主要在管孜咀遗址，但这一遗址瓷片堆积不厚，没有叠压关系，烧造时间较短，出土量也比较少，不容易判断出隋朝时期寿州窑所产出瓷器的主要用途。

鸡首壶与盘口壶都是隋朝寿州窑的代表器型，以青釉龙柄鸡首壶为例，寿州窑的鸡首壶（见图1）以造型见长，鸡首壶颈部细长，柄头部饰以鸡首，造型具有北方鸡首壶的特点，但是壶身又与北方大相径庭，装饰较同时期其他窑口的鸡首壶更为考究。这一时期的盘口壶存量较鸡首壶更为多样，盘口壶以纹饰见长，在已发现的盘口壶中，有装饰纹路的盘口壶其装饰多为莲花或者莲花的花瓣，每圈莲花纹以凹弦纹相隔。隋代，花的题材多次出现在寿州窑的盘口壶上，其中的代表便是“青釉戳印莲花纹四系盘口壶”（见图2），此壶为圆腹、圆唇、溜肩的四系盘口壶，腹部以上施以青釉，肩、颈部饰以莲花，这是隋代寿州窑盘口壶的代表佳作。莲花纹路也出现在同时期的罐、盘、钵等器物上，装饰工致，不难看出花卉的题材在这一时期颇为流行。这一时期的寿州窑无论从器型、装饰、材料抑或是烧造技术皆较为发达。

图1 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2 青釉戳印莲花纹四系盘口壶

（一）人口迁徙为寿州窑带来了技术基础

据现有史料，寿州窑的最早烧造时间可上溯至南朝（陈），寿州窑的烧造技术自其烧造伊始便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魏晋南北朝，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兵戈扰攘时期，兵连祸结的战争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由此带来人口的迁徙，侧面促成了区域文化的汇融。寿州窑的管咀孜窑址可以为寿州窑早期依靠外来制瓷技术的论断提供依据。管咀孜窑遗址迄今仍为已发现的寿州窑遗址中年代最久远的遗址。由于管咀孜遗址三面环水，加上渔业的改造，其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根据已有证据，此处遗址的地面之上并未发现地砖，可见当时窑工是在原生土上直接做出窑床并进行烧造。同时，此处瓷片堆积不厚，没有叠加层，表明在烧造之初，管咀孜遗址的窑较为粗糙，且烧造时间不长便迁移至它处。在此之前，上窑镇附近并没有成型的陶瓷产业链，但是其烧造技术却已经较为成熟，据此可以判断寿州窑的制瓷技术应是源于外地移民的迁入，其半倒焰马蹄窑的窑型和器型的北方风格也可以成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当时的寿州即为如今的淮南市上窑镇及其周边，此地地处淮河沿岸，是人口迁徙的交通要道，此处发达的交通也为后来寿州窑的大发展、大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自然资源为寿州窑奠定了物质保障

原材料是古代窑瓷得以兴起的必备要素之一，陶瓷的原材料是指生产陶瓷所不可或缺的瓷土的泥料，以及瓷胎表面的釉料。寿州窑的主要遗址位于高塘湖东北部的沿岸、上窑山西南方向的山脚下，以及窑河支流的沿岸，此地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

其一是生产陶瓷所需的矿物原料。矿物原料分为瓷土原料和釉料原料，瓷土原料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石炭二叠系地层中沉积型的硬质黏土矿，另一种则是石炭二叠系地层中的煤炭风化形成的黏土。这两种瓷土在上窑镇不但储量大，而且埋藏浅，易于开采，是寿州窑瓷坯制作的主要材料。釉料的原材料主要分为山釉与湾釉河土，山釉多取自上窑镇周边的山上，河湾釉土则多来源于窑河。

其二是烧造陶瓷所需的燃料。古时以木材为陶瓷烧造的主要燃料，而森林资源便是支持窑口生产的重要保障，上窑之地森林覆盖率高，为陶瓷的烧造创造了必要条件。

除了自然资源，发达的交通系统也是寿州窑瓷得以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古时大宗货物运输最便捷、有效的方式便是水路运输，而发现寿州窑遗址的上窑镇便位于淮河的支流——窑河的沿岸。隋朝时期，隋炀帝开始开凿通济渠，现在称为“汴河”，古时也叫“汳水”，这条运河连接了黄河与淮河，使得寿州窑瓷器易于销往其下游的各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在扬州和苏州地区，都有隋唐时期寿州窑的文物出土，足见当时淮河流域地区交通之便利、寿州窑瓷影响之广。

（三）饮茶风尚浸染了寿州窑瓷的早期釉色

寿州窑的黄瓷文化是隋唐时期江淮地区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的精神风貌的流露。寿州窑虽然以黄釉瓷享誉天下，但其烧造的初期，却以青釉为主。隋代人们尤好喝茶，饮茶之习逐渐提升了时人对于茶具的审美要求。根据陆羽的《茶经》可得：陶瓷的色泽对茶汤的呈色具有重要影响，是瓷器品质评判高下的重要依据之一。陆羽认为，诸多青瓷之中数越州瓷品质最佳，文中提到“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3］(P11)说明青色的茶具，绿色的茶汤可为当时人的审美所接受，这种审美的倾向也浸染了隋代寿州窑陶瓷的外观，在工匠制作的过程中，亦会将青色作为陶瓷的标准之色。因此，当时较为著名的越瓷与岳瓷多为青色，这种审美也是导致寿州窑瓷早期为青的主要原因。寿州窑瓷器早期虽然主要以青色为主，但青釉的成分与后来巅峰时期的黄釉并没有区别，其发色的变化主要由于火焰性质的不同，使得同样的釉料配方在还原焰的状态下呈现为青色，而在氧化焰的状态下呈现为黄色。

二、寿州窑的辉煌

唐代是一个物阜民安的时代，也是寿州窑的兴盛时代，隋炀帝开凿的运河为后来唐代寿州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已有考古发现与民间收藏中得知，唐代的寿州窑以烧造黄釉瓷为主，例如寿州窑常见的种类——注子（见图3），主要作为酒器使用，从其流口的的大小与向上昂起的形状可见，其造型尚具有隋代寿州窑的壶类、罐类的特征，通体施以黄釉，釉色均匀且发色饱满。唐代黄釉瓷与隋代青釉瓷的原料大致相同，但前者为氧化气氛中烧成，后者为还原气氛中烧成，烧成气氛差异造就了釉色的变化。

唐代寿州窑瓷的出土量与存世量较隋朝而言显著增多，且种类更为丰富。从现存的器物中可以看出，唐时期的寿州窑瓷器多为日用器，有注子、枕、碗、盏、盘、盂、罐等日常生活用品，有砚台、镇纸等文人用具，有品类丰富的摆件、玩具，也有用于装饰及建造的建筑用品。但除日用瓷外，其他类别黄瓷的存量并不庞大。瓷枕作为现存量比较大的唐代寿州窑瓷器，在唐时成为寿州窑瓷中必不可少的日用器具。唐代寿州窑瓷枕方箱形居多，且枕顶面皆微微向下凹陷，并且刻有花纹。如下图的黄釉瓷枕，此枕枕面略凹，中部饰以缠枝花，棱边略有脱釉（见图4）。唐代的寿州窑产量巨大，销路广泛，虽多产自淮南，但在扬州、苏州地区也有发现，由此可以窥见唐时期寿州窑之辉煌。

图3 黄釉双系注子

图4 黄釉瓷枕

（一）优越的区位维持了销量的稳定

唐代寿州窑的存世量很大，从其东小湾、松树林、住院部等遗址可以发现，此地碎瓷片堆积较厚，产品年代跨度大。根据其存世的地域分布推断，寿州窑瓷销路甚广，而其销路之广的根本在于水上交通的发达。隋代大兴土木，民生凋敝，但开凿的运河却为唐代寿州窑瓷的运输提供了方便。在古代，水路是最为行之有效的运输方式，其运输速度快，且便于大量的运输，而寿州窑所处的位置，即如今的上窑镇，地处窑河之边，而窑河正是淮河的支流。隋朝开凿的通济渠将黄河与淮河相互连通，使得古寿州的交通因利乘便，无论是淮河的上游还是下游，抑或是黄河流域，都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加之唐代寿州窑独特的呈色与实用的特性，寿州窑瓷的运输与销量得到了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扬州地区以及苏州北部地区发现大量的寿州窑瓷器，从河南的东部到皖北数百公里的距离内，也都曾发掘到唐代的黄釉瓷片，而这些黄釉瓷器中的大半部分都出自寿州窑。由此可以推断，寿州窑瓷销量的稳定有赖于优越的地理区位。

（二）风格的转变促使了产量的提高

唐代寿州窑所产的瓷器因窑口的差异，其质量也不尽相同，即便出自同一窑，也会因为工匠的审美不同、技艺不同而有所差别。唐代寿州窑不乏精美之作，但窥其整体，寿州窑瓷器的胎体颗粒较多，且器面较为粗糙，瓷土过滤后的细腻程度也远不及隋代，但由于唐代寿州窑瓷的坯面开始施加化妆土，其器面便较以往更为细致。在装饰花纹上，隋代的寿州窑不乏纹饰华丽的青釉瓷器，但唐代的装饰花纹明显减少，多为素面无纹、稚拙朴素的日用瓷器。以鸡首壶、盘口壶为例，装饰造型较为复杂的鸡首壶在唐代已然不见踪影，同时，盘口壶的造型也从修长变为短粗。与鸡首壶相似、具有类似功能的注子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唐代寿州窑注子的器型短粗，更加注重容积，而非造型上的修长，审美性逐渐降低，转而注重陶瓷的实用性。从其产量和风格可以推断，寿州窑的产品，其目标群体为当时的平民百姓。从现存的文物来看，寿州窑陶瓷几乎没有传世的作品，唐代的寿州窑瓷多出土于寻常百姓的墓葬之中，且多为注子、枕、盏、玩具等日常器物，这便说明了当时的寿州窑瓷受到了老百姓群体的欢迎，在民间的存量很大。

（三）工艺的进步引起了装饰的转变

唐代寿州窑陶瓷相较于隋代寿州窑陶瓷而言有众多工艺上的进步，这种工艺上的进步体现在陶瓷作品上，使得寿州窑瓷器的风格也随之改变。从烧造技术角度看，唐代的寿州窑已经开始普遍使用匣钵，而匣钵的使用能够为坯体提供更为净洁的环境，使之在烧制过程中其坯体不被烟尘污染。尤其是唐代寿州窑注重釉色，以此等方式能够有效美化产品。匣钵的使用使得窑中的坯体可以叠加摆放，从而增加瓷器的产量。匣钵也可以使陶坯受热均匀，在开窑时匣钵内的坯体降温缓慢，可以有效地减少坯体的开裂，从而使良品率更高。这三者是决定唐代寿州窑陶瓷的釉面整洁细腻程度以及开裂与否的重要前提。从制坯的工艺上看，化妆土技术的使用，不但节省了过滤瓷土的时间，同时能够使其在外观上达到与过滤后的瓷土相似的细腻程度，釉面与化妆土的双效契合，使得唐代寿州窑陶瓷在外观精致的基础上，常年使用也不会产生“剥釉”的情况。从陶瓷表面的装饰技法上看，唐代寿州窑的装饰工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隋代寿州窑的装饰多是采用戳印的方法制作出围绕陶瓷表面一圈的成组的花纹，且每组花纹之间用凹弦纹分隔开，而唐代寿州窑的装饰则主要选择剪纸贴花与剪纸漏花的方式。其中剪纸贴花是将剪好的图案直接贴在釉的表面，烧成后会形成凹陷的深色图案。剪纸漏花则是将剪好的图案贴于化妆土表面，在施釉过后将图案揭下，形成裸露出坯体的图案，然后再进行烧成。这样的装饰方法使得唐代寿州窑瓷的装饰发生转变，从隋代的二方连续的图案进行装饰转变为使用单个的、较大的图案进行装饰，这种新的装饰方法生产便利，而且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创造更多不同的装饰图案。

（四）富足的生活扩大了百姓的需求

唐代寿州窑所处之地交通十分发达，结合其产量及质量可以推断：唐人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及人口的增长，使得百姓对瓷器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寿州窑的成就得力于便利的交通与信息的流通，为满足当时百姓与日俱增的需求，寿州窑便扩大产量，寿州窑黄瓷应运而生，取代了隋朝时期的青瓷。隋朝末年，隋炀帝大兴土木，对外用重兵，沉重的赋税使得民不聊生，土地荒芜，人口骤减，最终迫使农民起义，推翻了隋朝。隋朝的大兴土木与人口的骤减为曾经废弃的均田制带来了实施的基础。武德七年，钧田法令颁布，民间的赋税降低，百姓的收入随之增加。经历了武德、贞观两个时代的发展，唐朝的经济变得十分发达，这时民间对陶瓷的需求显著提升。唐代推行了纳资代役制度，使得更多的工匠自愿投身于手工业生产当中，促进了手工业的生产，唐代的各处窑址更是达到了50以上，数量远超隋代。面对唐代民间如此的需求，寿州窑为了增大产量，在制作工艺上便节省了时间成本与材料成本，这也推进了唐代的寿州窑黄瓷的发展，自此寿州窑受到当时百姓的广泛追捧，也因此迎来了寿州窑的巅峰时期。寿州窑的巅峰并非因其器型、装饰的精美，而是因其物美价廉的优势而广受百姓的青睐。寿州窑生产的瓷器，涉及茶具、碗、钵、盘等日用瓷器，儿童的玩具，文人的砚台、镇纸，甚至富贵人家的墙砖……

三、寿州窑的式微

寿州窑的衰落是迅速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以下两点是其式微的主要缘由。

其一是寿州窑瓷器质量的下降。唐代寿州窑的市场定位是寻常百姓，因而唐代寿州窑的突出特点即是实用，这一点表现在其器型、胎质与装饰的方方面面。唐代寿州窑的器物多为简洁流畅的造型，代表性的容器造型从隋代时鸡首壶、盘口瓶的纤细修长、注重美观，变为短粗、注重容量与稳定性。从胎质上看，唐代寿州窑较隋代寿州窑的胎质更加粗粝，在过滤的过程中缩减了成本，相较于美观更注重瓷器的实用性与经济性。在装饰上，隋代的寿州窑青釉器物，多饰以具有装饰功用的花纹，而唐代寿州窑的花纹在日用器物上则较少出现。此时寿州窑的产品种类渐趋下流，虽曾多次为之改革，但是相较于其它窑口已经较为落后，产品质量上也存在明显的竞争不足，故而逐渐被市场所淘汰。

其二是寿州窑制瓷原料的紧缺。根据考古发现，寿州地区出土的战国古墓棺椁正是当地成材的树木所制，证明当时上窑镇附近的山上拥有众多成材树木，植被较为茂密。而现在再难觅得成材的树木，山上现存的树木多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工栽种。北宋时期曾因为木材燃料的紧缺出现危机，后来经过窑工的改造，煤炭亦能够作为烧造瓷器的燃料。与木头相比，煤炭在燃烧时的火焰更短，故寿州窑的半倒焰马蹄型窑并不适合以煤作为燃料，需要进行改装。根据考古资料，寿州窑遗址中并没有发现针对燃料变化而进行的改造，可见寿州窑在衰落时并没有引进该项技术，这便错失了历史的机遇，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也在历史的舞台上浸微浸消。

四、结语

隋唐时期社会较为稳定，经济、政治、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寿州窑的第一批制瓷工匠或为躲避战乱，或为规匿饥荒，最终辗转来到了古寿州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这些制瓷工匠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而后隋朝开凿运河连通江淮的政策又为寿州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寿州窑应运而生。寿州窑占尽天时地利，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并且在二百余年中不断调整形式顺应社会需求，在陶瓷商业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此过程中，寿州窑跟进了市场的调整，不但满足了老百姓对陶瓷产品的日常需求，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江淮地区文化的汇融，最终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寿州窑黄瓷，为后世留下了绮丽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