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敏/湖南女子学院

“作为社会文明与平等的象征，女性解放既关乎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国家进入‘现代’的入场券。”女性生活状态不仅诠释着其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情感。20 世纪以来，大量文学和影视作品以社会记录者的身份关注到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女性生存图景。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小说。它以“手记”的形式，通过涓生的视角，叙述了“五四”时期受到新思潮影响的青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呈现了现代性进程之初的妇女生活状态，自问世以来影响深远。香港作家亦舒直言对《伤逝》的偏爱与思考，用长篇小说《我的前半生》重新书写了子君与涓生的婚姻故事，在20 世纪80年代商业经济迅速崛起的香港，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再思考。由亦舒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2017年一经播出就掀起收视热潮。改编后的电视剧更贴近当下中国社会现实，揭示了当代都市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男女情感危机和女性成长话题。

一、失语的女性与启蒙的反思

从最初的个性解放宣扬到对“娜拉出走”时代议题的质疑，《伤逝》中子君形象的社会价值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然而，在整部小说中，作为已然死去的形象，子君并没有自己言说与辩解的机会。《伤逝》情节结构的最大特色就是涓生的自我叙事。子君的言语、行为、思想与感情近乎都被控制在涓生的话语逻辑下。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率先“觉醒”的涓生以外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为载体，对子君进行个性解放的启蒙。伴随着涓生神采飞扬的讲述，子君在爱情的滋润下也收获了思想的成长，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个性解放宣言。然而，对比同居前和同居后的子君，就会发现，子君能挣脱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仅仅是为了“爱”，使她备受感动并决然“出走”与涓生同居的不是西方现代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那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同居后沉湎于家庭的子君失去了对精神的追求，但却对涓生讲的爱情故事烂熟于心。子君虽然为爱勇敢发声，但其本质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当婚姻、家庭目的达成，她又回归到传统女性的位置。

虽然身处五四思想的浪潮，《伤逝》却深刻地揭示出所谓个性自由和妇女解放不过是中国古典爱情小说追求爱情桥段的现代演绎。小说多次以“我和子君说”，“我要告诉她”等命令式的语汇，将涓生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子君，而子君的所有表现都是对涓生的顺从。这种丧失言说权力、毫无自主意识的“从夫”思想，只能是封建传统伦理的再现，与现代人文思想相去甚远。

二、物欲的异化与紧张的逃避

小说《我的前半生》将20年代子君与涓生的经历从北京拉至80年代的香港，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与香港大都市结合起来，对女性精神独立在新环境下的嬗变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金钱至上大都市里女性的矛盾、惶恐与无奈。

得益于涓生优厚的经济支撑，子君毕业不久就逃避社会压力进入婚姻，接受涓生的供养，婚姻从一开始就附加了金钱的因素。婚后的“史医生太太”每天逛街、做美容、打麻将，完全沉浸于物质生活。“我在家中得不到一点温暖，我不过是赚钱的工具”，这是涓生的离婚控诉。离婚后的子君陷入迷茫，她想“到娘家去住两天”，但母亲的反应却让她绝了这个念头：“我早警告过你，是你勿要听，我还出去打牌不打？见了人怎们说呢。”母亲的自私与冷漠、嫂子的势利与讽刺让子君觉得“三魂飘渺，七魂游荡”，无所皈依。

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无时无处不在，经济，社会，劳动，精神意识无一能逃脱“物化”的魔爪。在此“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质关系的虚假客观性被隐藏了，变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80年代的香港处于经济转型与过渡期，自由主义的膨胀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为香港积累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物化的脚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烙上物化的痕迹。母女、亲戚血缘亲缘关系被搁置。

失却了婚姻的庇佑，子君抓住了有着不错事业和独立经济能力的闺蜜唐晶。在唐晶的鼓励与帮助下，子君开始工作、看书、学习陶艺，自己赚钱还房贷。前夫觉得她比以前活泼生动；女儿夸她时髦、美丽、宽恕；还有男性对她表白爱意……。但这种独立并没有使子君感到自信和快乐。“我战胜环境，比以前活得更健康，但是心中却无半丝欢喜”，“我的前途那么好，但我一点也不快乐”，“我倒情愿自己是以前的子君，浑浑噩噩做人，有什么事‘涓生……涓生’大喊”，“希望身边有一个支持、爱护我的男人”。通过自我奋斗独立后的子君没有比以前开心，反而怀念之前的依附生活，女性主体性的体认并没有因经济独立而完成。

在注重物质的商业都市中，物欲将人驱入缺乏人情温暖的社会关系中，让人饱受孤独的煎熬。亦舒将目光直射香港社会中没有安全感的女性，她们具备供养生活的经济能力，但内心依旧紧张、惶恐。事业有成的唐晶，在梦的潜意识中面对冰冷、凶恶的物化世界；子君从涓生到唐晶再到翟君，不断地找寻可以依附的对象。她们曾经获得过独立，但最后走上的仍然是传统女性的老路。婚姻“不是快乐”，“但是一种安全感”。在这里，亦舒揭示了自由主义商业社会的残酷现实，表达了对女性现代成长的思考与忧虑。

三、事业的独立与家庭的矛盾

进入21 世纪，子君与涓生的故事在中国内地最发达城市之一的上海再度上演。其间，女性独立之路呈现出新的特点，生出更复杂的现实困境。如何在职场和家庭的夹缝中保持自我理想与家庭生活的同步是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所探讨的问题之一。

剧情开始，罗子君凭借着陈俊生150 万年薪，过着轻松而享受的全职太太生活，直到老实的陈俊生出轨并提出离婚。刚离婚的子君颓废而绝望，但在贺涵和唐晶的帮助下，走出阴霾，进入职场，最终实现了女性的独立。

罗子君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从她进入职场开始的。从商场的消费者到商场的售卖者，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她放下身段，以理性的市场逻辑战胜感性的尴尬与难堪。在贺涵的引导与训练下，从商场售货员到资讯公司白领，罗子君渐渐拥有自己了对职业发展的体认和对感情的抉择。在贺涵、唐晶遭遇危机时，她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们化解，诠释了担当、道义与友情；在前夫欲言又止的试探中，她明确拒绝了重归旧好的要求，并真诚表达了自己要掌握自己的信念：“如果没有你当初帮忙抛弃我，我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干这么多事”，“哪怕是我现在一无所有，一身麻烦地站在这里，我仍然觉得好过过去那些浑浑噩噩的当陈太太的日子。”与《伤逝》声音的缺席、小说物化社会中对传统家庭角色的回归不同，电视剧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局宣告子君走上了独立之路。

然而，我们在关照子君成长历程时，不得不承认，在她进入职场后，儿子所占比重的缩减。从离婚拼命争夺抚养权到每天上下班接送再到送到奶奶家只周末相聚，虽然剧中儿子与母亲相处时其乐融融的场景掩盖了两者矛盾，但实际上，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婚前善解人意的凌玲在与陈俊生再婚后，不仅丢掉了工作，也因工于心计，遭到陈俊生的唾弃。而唐晶对于婚姻与事业的态度，更是直接呈现出现代女性在事业独立和家庭追求之间的对立性。作为追求物质与精神独立的事业型女性，唐晶对婚姻的恐惧和对事业的偏执相伴而生。在经历了短暂分别和生病风波后，她决定结婚，并主动将工作转为幕后培训并开始操持家务，但这种生活方式却让她极不适应，贺涵看出了唐晶的矛盾，主动搁置了婚姻。而当贺涵故意将工作把柄透露给唐晶时，唐晶不加丝毫考虑去围堵客户的行为，更表明了唐晶在家庭与事业中所作出的选择，因此唐晶注定孤独。

现代社会中，女性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认为只属于家庭生活，她们凭借自己的能力积极应对职业竞争，但家庭与事业的冲突仍然存在。因为在家庭中女性仍然要比男性负担更多责任，这无疑加剧了女性自我认同的危机。而女性要如何应对困境，迎接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注释：

①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05).

②④亦舒.我的前半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③(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⑤电视剧《我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