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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鼠疫是一种比人类更古老的疾病，主要是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鼠疫的相关记载。这种传染病曾在14世纪席卷欧洲，成为让西方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大批人口向关外移民，鼠疫也于1899年7月第一次在东北爆发（营口），直接导致1610 人死亡。①参见辽宁省卫生防疫站、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会：《辽宁省鼠疫流行史》，1973年，第8～9 页。此后，东北地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鼠疫，其中以1910—1911年间发生的鼠疫病情最为严重，致死达6 万多人，迫使在东北地区拥有利害关系的各国联合进行了卫生防疫。鼠疫成为东北民众挥之不去的恶魔。1940年东北地区新京（今长春）、农安鼠疫不期而至，“令世人为之惊愕”②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一）」、『日本医学及び健康保健』第3245 号、1941年8月、5 頁。，而这一次的疫情爆发却与东北以往所发生的鼠疫情况有所不同，诸多证据指向了日军731 部队，是日军在日伪统治区域内进行细菌实验的结果。满铁研究首席专家解学诗先生曾在1997年提出“新京、农安鼠疫谋略”的观点，认为这场鼠疫与1940年日军在浙江前线使用的鼠疫病菌有着重大联系。③解学詩：「新京鼠疫谋略·一九四零年」、松村高夫、解学詩等：『戦争と疾病：七三一部隊のもたらしたもの』、本の友社、1997年、73～146 頁。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日军731 部队在伪满首都附近进行鼠疫病菌实验持怀疑的观点。日本方面不少学者也迫切希望弄清事件背后的真相，从20世纪90年代起着手整理查阅原731 部队成员的医学论文等资料。庆应大学的松村高夫在庆应大学医学部论文集里发现了该校1953年前后装订成册的“高桥正彦鼠疫病菌论文集”，其中1942年、1943年写成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高桥（时任731 部队军医少佐）参加1940年新京、农安鼠疫“防疫工作”情况。①松村高夫：「新京·農安ペスト流行（1940年）と731 部隊」、『三田学会雑誌』第95 卷4 号，2003年1月。2011年，细菌战研究者奈须重雄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馆发现731 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撰写的《金子顺一论文集》，该论文集中的“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确凿无疑地揭开了日军731 部队在日伪统治区域内制造鼠疫，将毫不知情的普通民众用作细菌战实验对象的事实。②金子順一：「PX 効果略算法」、『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 部第30 号。本文正是在上述学人不懈努力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日军731 部队其他成员及参与“防疫工作”的日方人员返回日本后撰写的医学论文等资料，以期还原日军731 部队于1940年在新京、农安人为制造鼠疫灾难的全过程。

一、新京、农安鼠疫的爆发

这场鼠疫首先在农安爆发。1940年6月17日，居住在农安西大街农安医院附近的陈万弟突然发病死亡。此后，在西大街农安医院附近陆续出现了类似的急性病患者的死亡，就连诊疗他们的农安医院医生李奎芳也于6月30日发病身亡（参见表1）。到7月7日，剖检死者的吴元林也被查出了鼠疫病菌，确定了发病原因。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鼠疫病菌的扩散，鼠疫从农安医院向西门外、东街、南街迅速蔓延，席卷了全城。高桥正彦的论文里，统计了从6月鼠疫爆发到是年12月疫情结束的160 多天，农安共发现354 名患者（死亡298 人）。③注：高桥正彦报告中患者人数为353 人；阿部俊男报告中的数字比较明确，当时日伪政府公布患者人数为354 人，其中死亡298 人，治愈54 人，观察中2 人。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日本医学及健康保健』第3245 号、1941年8月、6 頁。当时的农安县城人口有3 万人左右，致病率已然超过1%，属于高污染区域，整个农安县城只剩下“防疫本部（百斯笃隔离所）是农安唯一的安全地带”④原文二：「昭和十五年度夏期満鉄医院実習報告（六）：満州国農安に於けるペスト防疫に参加して」、『九大医報』第50 卷第3 号、94 頁。。不过，实际的情况应该比日伪政府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在农安城中广泛存在着“隐匿鼠疫病亡尸体的现象”⑤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4 号、1943年、7 頁。，“在防疫处置实施过程中，早已风闻县城内有人秘密将鼠疫患者掩埋，当局为了安定人心只是在私下进行了探查，仅私下秘密下葬的人数不下100 人，1941年春的化冰期到来后，又挖起了70 余具尸体。⑥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一）」、『日本医学及び健康保健』第3245 号、1941年8月、6～7 頁。

农安爆发鼠疫之后，伪满地方当局虽然加强了灭鼠与卫生工作，但死亡人数依然逐步增加，6月4 人、7月54 人、8月167 人、9月98 人、10月86 人、11月10 人。⑦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4 号、1943年、5 頁。从高桥正彦与九州大学医学部学生原文二的报告看，鼠疫最初是以“鼠类之间的传播，然后再传染给人的方式”⑧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4 号、1943年、18 頁。，其传染方式属于腺鼠疫⑨原文二：「昭和十五年度夏期満鉄医院実習報告（六）：満州国農安に於けるペスト防疫に参加して」、『九大医報』第50 卷第3 号、94 頁。，但随着病菌的变异，这场鼠疫转变成为人传人的肺鼠疫，于是农安的鼠疫开始传到了伪满“首都”——新京。

关于新京方面的防疫工作，原文二在前往农安途中路经新京时写到：“8月24日出发前往农安疫区时，需要向伪“满洲国”民生部提交个人简历，以伪满政府临时雇员身份获得‘防疫委员证’后方可进入。此时的新京因为农安的鼠疫爆发变得异常混乱，并实行了严格的检疫。”⑩原文二：「昭和十五年度夏期満鉄医院実習報告（六）：満州国農安に於けるペスト防疫に参加して」、『九大医報』第50 卷第3 号、93。但伪满政府的这些防疫措施并没能阻挡鼠疫向新京的传播，9月下旬爆发。关于新京鼠疫的源头，高桥与阿部的研究中虽然都提出了不少疑问，但结果都断定是来自农安。①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5 号、1943年、28～30 頁。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一）」、『日本医学及び健康保健』第3245 号，1941年8月，第6～7 頁。尤其是阿部的报告中，还对新京鼠疫的原因提到了当时的坊间已然流传着“谋略”一说。然而这个谋略一直被掩盖了半个多世纪，才被解学诗先生再次提出，最终通过日本学者奈须重雄在关西国会图书馆发现了金子顺一的论文才得以印证。②注：关于新京鼠疫发生，不少日本学者及国内部分学者认为日军不会在日本人口聚集的新京进行实验，加之受到日本大规模销毁相关资料，使得这场鼠疫与日军的“谋略”很难找到相关证据。直到解学诗先生通过对大量的资料阅读与分析，在《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才提出日军“谋略”的推断。不过，由于解学诗先生在成书之时，日本方面的新资料均未发现，解先生对日军的“谋略”都是采取了谨慎的推断。参见解学诗、松村高夫：《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表1 1940年农安鼠疫发生初期的患者统计表③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4 号、1943年、3 頁。

9月23日，居住于新京的东三条通42 号的日本军属太田安次突发高烧住进满铁医院，翌日转日本陆军医院，29日胸内苦闷口吐血沫病亡。同时发病的还有家住太田附近开犬猫医院的田岛一家人，该动物医院的雇工王合23日发病、25日死于自家，25日田岛的三女儿忠子发病，27日、28日与王合同住一屋的中国人宋丕德和韩秀臣发病，28日田岛二女儿天津子发病、29日死亡。日伪当局早就对农安的鼠疫保持了高度警惕，新京一发现鼠疫苗头就立刻将患者身上所采集到的病菌送往陆军医院，并迅速联系了伪新京市特别警察厅卫生课，决定全面实施鼠疫防疫工作，30日起将田岛犬猫病院附近的三角地带全面隔离。④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5 号，1943年，2～4 頁。

这是伪满“建国”后，第一次在“首都”发现鼠疫病情，对日伪当局而言非同寻常。为了防止疫情在55 万人口（其中日本人12 万多人）的“首都”蔓延并威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伪“满洲国”的警务机构、卫生机构、军队、满铁、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于10月1日召开防疫会议，并设置防疫本部，由掌握新京实际统治权的田村副市长直接管辖，实施全面防疫工作。日伪当局在切断三角地带（田岛犬猫医院附近的南广场、东三条通、曙町、日本桥通）的交通后，在这个区域开始进行消毒、灭鼠、除跳蚤等卫生工作。①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5 号、1943年、4 頁。但是，病菌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在三角地带又陆续发现了鼠疫患者，从9月份疫情爆发到12月疫情结束，新京共发现28 名患者（1 人治愈）。②新京工事事务所：『ペスト防疫作業報告書』，1940年，附表。

对新京、农安鼠疫在临床上的表现，时任伪新京特别市立千早病院院长的安部笃惠在报告中有详细记载，该院一共对29 名（3 人治愈）患者进行了详细观察与解剖。鼠疫病毒侵入人体后首先表现为高热，通常为39—40 摄氏度；而心脏受到细菌攻击后迅速转弱，脉搏也随之转弱；病人的精神状态在发病初期比较清醒，但末期特别是死亡前一日必定急剧恶化，有狂躁不安、兴奋、暴躁等表现。③安部篤恵：「百斯篤の臨床」、『九大医報』第15 卷第5 号、1941年5月、158～160 頁。该院收治的两个病例④安部篤恵：「百斯篤の臨床」、『九大医報』第15 卷第5 号、1941年5月、160 頁。笔者注：上述这些病例的临床表现，在战后均被整理成英文资料提交给美国。的临床表现如下：

第17 例 10 岁男子（中国东北人）

10月1日注射鼠疫预防针；

10月5日作为健康原因隔离者收容（曾居住于发病者的家中）；

10月6日傍晚发病发热，39.2 度；

10月7日体温38.8，脉搏100，手能摸到右鼠蹊腺小豆大，无压痛感，全身症状不明显；

10月8日早晨，精神恍惚，不安恐怖，体温37.1 度，脉搏100，附其父言：这孩子跟疯了似的。淋巴腺肿胀无压痛感。傍晚，升至39.8 度，呈现肺水肿症状，口有泡沫液流出。随之痉挛死亡。

第25 例 31 岁男子（日本人）

10月16日傍晚感到寒冷，发热；

10月17日到附近医生就医，感觉病症奇怪，让其前往检诊鼠疫。当时肩部有约二钱铜板大小的肿瘤，周围发炎，有压痛感。右鼠蹊腺也有压痛感。傍晚以鼠疫疑似病例收治，此时肿瘤如鸡蛋大小，甚痛；

10月18日鸡蛋大小的肿瘤产生水疱，周围发炎，傍晚在水疱液中检出鼠疫菌；

10月19日早间与昨日无异，傍晚，肿瘤显著变大如拳头大小，中心部位破开并形成溃烂，溃烂面有黑色不洁浓稠之物；

10月20日溃烂面显著变化，肿瘤周围发炎面积扩大，右鼠蹊腺所对的淋巴管发炎；

10月21日淋巴管炎、淋巴腺炎十分明显，剧痛感，无法翻转。鼠蹊腺上皮肤有红肿状，下午精神恍惚，不安焦躁，坐起；

10月22日早，死亡。

综上所述，1940年新京、农安发生的鼠疫，细菌毒性十分强大，致死率奇高。农安爆发的鼠疫最初通过鼠类、跳蚤迅速扩散病菌，随着天气变化及病菌的扩散，鼠疫病菌发生了变异，由原先的腺鼠疫发展成为人传人的肺鼠疫。从农安发生鼠疫到10月，日伪当局通过行政力量对农安进行了严格的防疫控制，希望将疫情控制在农安境内（用以观察鼠疫病毒的传染性）。但鼠疫病菌依然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至新京。时任伪满国立卫生技术厂长的阿部调查后发现，除三角地带之外，新京城内也发现了许多带菌鼠，而确认这些疫情的实际传播情况确实到了无从下手的地步了。①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一）」、『日本医学及び健康保健』第3245 号、1941年8月、7 頁。根据伪满的统计，是年伪满境内鼠疫患者多达2550 人（参见表2）。当鼠疫病菌传播至新京之后，伪满境内的几大权力机构才迅速启动了防疫应急机制，与此同时，关东军与731 部队也逐步从新京、农安鼠疫事件的幕后走到了台前。

表2 1930年代伪满境内鼠疫患者数量表②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一）」、『日本医学及び健康保健』第3245 号、1941年8月、6 頁。

二、日本731 部队在新京、农安的活动情况

日本731 部队在日本军队序列上属于特殊部队，接受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双重指挥。究其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作为作战、战车单位，731 部队接受松村少将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第一（作战）部指挥、监督。同时，731 部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即梶塚中将指挥”③松村高夫、解学詩等：『戦争と疾病：七三一部隊のもたらしたもの』、本の友社、1997年、111 頁。。因此，731 部队在伪满境内的活动是直接受关东军司令部指挥的。在农安发生鼠疫后，关东军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给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报告书中就明确提到“本年6月17日农安县为鼠疫始发地”④梅津美治郎发、松冈洋右收电报，第501 号，1940年11月4日（外交史料）。转引自松村高夫、解学詩等：『戦争と疾病——七三一部隊のもたらしたもの』、本の友社、1997年、102 頁。，但是，关东军属下的731 部队在农安爆发鼠疫疫情后，一直没有任何行动。直到新京爆发鼠疫之后，梅津美治郎立即于10月5日下达关作命丙第699 号“任命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迅速以其所部人员及材料进行防疫”⑤「極秘 陸満密受第一五八六号 関作命丙第六九九号」、『陸満密大日記―S15―11―7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1003631200。。

与此同时，作为731 部队领导的石井四郎看到新京与农安县的鼠疫爆发，表现出了狂喜的心态，准备前往鼠疫爆发区域以加强对实际使用细菌作战的研究，并组织了最强阵容的“防疫班”。⑥韩晓、辛培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孙邦主编《日伪暴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0 页。10月7日，731 部队开赴新京进行所谓的“防疫工作”，并在伪满的国防会馆悬挂起了“关东临时鼠疫防疫部队本部”的条幅。石井四郎抽调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陆军医院及各医院的部分医生，甚至还从日本国内调用了一些医学部学生加入。⑦注：由于九州大学离中国最近，九大出身的医学学生被抽调进入伪新京进行“防疫工作”。安部篤恵：「百斯篤の臨床」、『九大医報』第15 卷第5 号、1941年5月、155 頁。这支所谓的“防疫队”分为本部与扑灭队两部分，下辖卫生将校60 人、卫生下士官57 人、卫生兵160 人，同时还组建了452 人规模的别动队（参见表3）。石井亲自坐镇国防会馆召开防疫会议，直接指挥伪满民政部保健司、伪新京市卫生处、伪新京市卫生试验所、伪满洲国红十字会、满铁临时防疫委员会、伪新京宪兵队、伪满独立宪兵队、伪满首都警察厅、伪新京铁道警护队、协和会伪新京本部等，构筑起了所谓的“以军队为主体、军官民一体的防疫体系”⑧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38 号、1943年、2 頁。。

“防疫”体系原本应该是以扑灭鼠疫为主要任务，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仅从人员的配备而言，731 部队为首的防疫队主要以研究、检诊、检索为主。731 部队进入疫区后，就开始大肆进行户口调查，寻找鼠疫患者，根据三品彦八的供述，“全市共收集到活鼠720 只，并装入木箱送往哈尔滨，以供石井部队作为细菌培养，而且将东三条感染地区的30 户人家全部焚毁”①江田憲治：『証言 人体実験：七三一部隊とその周辺』、同文館、1991年，177 頁。。石井四郎还利用“防疫”需要，将新京地区的部分非军事用途医院置于其控制之下，比如有新京特别市立千早医院、伪满洲国国立卫生技术厂、马疫研究所等。②本文所引用的日文文献资料就包括伪新京特别市立千早医院院长安部笃惠、伪“满洲国”国立卫生技术厂厂长阿部俊男的相关医学报告。这些卫生机构被731 部队严密监控，而所谓的别动队自进城之日起就开始大肆抓捕鼠疫病患者及疑似病患者，并将他们集中到上述卫生机构。伪新京畜产医科大学学生铃木元之供述，这一期间大约有130 名的中国人被强制隔离，送至千早医院收容……其中有约30 个中国人被用于活体解剖实验。③小林英夫：『細菌作戦』、同文館、1992年、245～246 頁。731 部队进入新京仅一个星期之后，就向关东军及满铁提出进入鼠疫源头农安县的要求。10月16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发布“关作命甲第380 号”。随后，石井开始集结其在新京的731 部队主力（关东军临时防疫队农安派遣队·雁部队），于19日至20日之间分三批由满铁铁路总局负责从新京向农安县运送近千人的队伍。从日方公布的农安防疫情况看，十月末的农安县城实际上已经跨过了鼠疫病情的最高峰，到处都有鼠疫患者的尸体。731 部队此时进入农安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防疫”，而是要在农安人民身上获得刚刚从死神那里逃出来的“鼠疫数据”。731 部队自进入农安县城后，迅速开展鼠疫病情调查，肆意抓捕患者，要求中国居民接受所谓的“检查”以配合日军的调查。而防疫班又往往以防疫之名，行猥亵奸污之实。许多中国人即便发病也是偷偷将尸体掩埋。731 部队为了获得疫区第一手的鼠疫流行数据，挨家挨户搜查被掩埋的尸体，并将尸体挖出，解剖取走最重要的感染部位。冈野今吾供述“1940年10月下旬起的三周时间，我以新京宪兵分队情报系军曹的身份与部下二人被派往吉林省农安县，……死亡患者200 人之多，对其中的50 具尸体进行了解剖，销毁了50 户民宅”①小林英夫：『細菌作戦』、同文館、1992年、243 頁。。显然，冈野所看到的数量只是一部分，实际情况应该是远远超过他所见到的。

表3 1940年伪新京鼠疫防疫队之组成结构表④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38 号、1943年、3 頁。 单位：人

731 部队在农安县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防疫工作”之后，于11月7日又迅速从农安撤退，与此同时，新京也于11月1日开始撤销防疫工作，11月6日新京的防疫队本部也解散了。但这两地的鼠疫在11月并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此后农安还有10 人患病死亡，新京也有2 人患病死亡；731 部队撤退之后还命令两地继续收集鼠疫跳蚤与老鼠。以阿部俊男为首的伪满洲国国立卫生技术厂从11月4日起开始接手新京方面的搜索疑似患者工作，11月7日之后全面接手。伪新京医科大学的山本教授就承担了留守继续研究、收集鼠疫病菌的任务，11月12日至12月14日一共进行了46 具尸体的解剖，其中3 具尸体检出了鼠疫病菌。②阿部俊男：「新京に発生せるペストに就て（二）」、『日本医学及び健康保健』第3246 号、1941年8月、5 頁。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石井四郎的731 部队在10月7日进入新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所谓“防疫工作”之后就转而向农安进发，731 部队在农安进行的“防疫工作”也仅仅两周时间。这支部队在新京、农安两地迅速移动，所进行的“防疫工作”也主要以搜索与研究病菌为主，在鼠疫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又迅速撤离，只能说明731 部队并不是为了防疫，而是与两地爆发的鼠疫事件有着莫大的关联，他们只在乎新京、农安两地收集到的鼠疫病菌与调查病菌扩散情况。

三、日本731 部队进入新京、农安的罪恶目的

对日本731 部队进入新京、农安进行所谓的“防疫工作”，绝不是为了扑灭鼠疫传染，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731部队渴望从这场瘟疫中获取新型鼠疫病菌。解学诗先生在《战争与疫病——日军对华细菌战》一书中就直接指出日本731 部队是新京、农安鼠疫的始作俑者，不过解先生也没有明确指出731 部队进入新京、农安的目的及具体的“谋略”到底是什么。实际上，通过分析原731 部队成员高桥正彦的医学论文，或可揭开731 部队在新京、农安从事“防疫工作”的罪恶目的。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就开始着手扩编731 部队的规模。1938年该部队转移至哈尔滨南郊的平房后，迅速扩建成为一支拥有2600 人规模的细菌部队。731 部队本部下属的第1 部是细菌研究部，在该部下设16 个班，③第一部细菌研究部下属笠原班（病毒）、田中班（昆虫）、吉村班（冻伤）、高桥班（鼠疫）、江岛班（痢疾）、太田班（炭疽研究）、凑班（霍乱）、冈本班（病理·解剖）、石川班（病理·人体标本）、内海班（血清）、田部班（伤寒）、二木班（结核）、草味班（药理）、野口班（斑疹）、在田班（X 光）、有田班等。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角川文庫、1993年、23 頁。高桥正彦正是鼠疫班的负责人。

高桥的论文中详细记录了731 部队进入新京、农安之后，迅速对下水沟的跳蚤、老鼠进行了收集与调查工作，通过检测两者所携带的鼠疫病菌率弄清了病菌传染路径，从而摸清了新京、农安鼠疫病菌在人群中发病、传播的模式。日军在新京一共抓获了6 种老鼠，共计13735 只，其中沟鼠占绝大多数为13633 只，共有63 只沟鼠带菌，带菌率约为0.46%，其他老鼠却无带菌现象（参见表4）；而农安共抓获325 只沟鼠，其中9 只带菌，带菌率高达2.8%，高桥由此得出“沟鼠之间的病菌传染给人是最直接的传染途径”的结论，高桥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认为，鼠疫病菌通过沟鼠之间的传染得以扩大，通过沟鼠所携带的跳蚤为媒介实现了向人的传播。④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5 号、1943年、11 頁。

除此之外，731 部队还将患者或尸体身上取得的器官运回哈尔滨平房进行了更严密的解剖与试验。高桥班成员对124 具尸体进行了“全身解剖，对淋巴腺、各内脏及主要器官进行了有菌检测”，通过镜检试验、培养试验、动物试验、脏器热沉降反应试验等，得出58 人是由于鼠疫导致直接死亡的结论。①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26号、1943年、3頁。高桥班还从新京、农安两地收集到71 株病毒样本，结合从老鼠、跳蚤、虱子分别获得的29 株、9 株、1株的细菌样本（共计110 株），进行了分离、培养的试验。高桥班对这些细菌样本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包括采集日期、姓名、性别、年龄、发病症状、经过、转归、采集部位、普通寒天斜面培养、远藤寒天平板培养等，对所采集的细菌样本的毒性做了详细的数据整理。

表4 1940年新京各地区带菌沟鼠调查结果表②高橋正彦：「昭和15年農安及新京ニ発生セル『ペスト』流行ニ就テ」、『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515号、1943年、12頁。

可见，731 部队进入新京、农安之后，严密搜索与研究每一位患者与死者，其罪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细菌实验结果，弄清鼠疫病菌的发病、传播的整个病理构造。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与研究，日军坚信鼠疫细菌是“最优秀的弹种”③金子順一：「PX 効果略算法」、『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 部第30 号、第1 緒言。。而这些弹种又与同期日军在南方战场上使用的细菌武器有着直接联系，日军迫切希望能够用这些细菌武器摧毁中国的抗战精神，扰乱后方的国民经济。

四、新京、农安鼠疫与南方抗日战场的关系

日本731 部队在二战结束前有计划地大规模销毁了诸多罪证，加之日本政府刻意隐瞒日军的犯罪证据，在金子顺一论文被发现之前，人们很难对731 部队就是新京、农安鼠疫的幕后始作俑者下定论。解学诗先生于1997年在查阅了诸多资料后也只仅提出了“谋略说”，却无法提供新京、农安鼠疫与南方战场的细菌战之间的直接论据。2011年，日本学者奈须重雄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馆发现的金子顺一的论文，为人们揭开了这一谜团。④参见王希亮：《日本发现细菌战新资料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及其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 期；奈须重熊著、罗建忠译：《日军细菌战罪证新资料：金子顺义论文集的发现及其意义》，《武陵学刊》，第37 卷第3 期，2012年5月。

金子顺一的论文，披露了731 部队先后于1940年6月对农安、大赉进行两次投放鼠疫病菌的事实：6月4日投放了5 克带菌跳蚤，6月4—7日投放了10 克带菌跳蚤。在731 部队制造新京、农安鼠疫的同时，南方战场的中国派遣军制定了所谓的“ホ”作战计划，这是1940年6月5日制定的细菌作战计划。⑤井本熊男1937年7月至1941年末担任当时侵华的支那派遣军总参谋，特别是从1939年末至1940年末在设于南京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工作，他将其任期内的工作记录写成《业务日志》（该日志现保存于日本防卫厅），该日志中明确记载了所谓的“ホ”作战计划。日方以井本的《业务日志》属个人日记为由未能全部公开，只由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等人曾阅览过其中部分内容，并手抄了其中关于日军在浙江与湖南使用细菌战的内容。上田信：『ペストと村』、風向社、2009年、78～85 頁。为了能够顺利达成该作战计划，日军在1940年7—11月之间，还大量生产了鼠疫病菌。①上田信：『ペストと村』、風向社、2009年、77 頁。这些细菌武器被运到了前线，日军在浙江的衢县和宁波、湖南的常德等地大规模投下了鼠疫病菌。文中，金子顺一所演算的PX 效果略算的目的就是，以运用细菌作战的效果弄清细菌“作为实际兵器的条件与使用量之间的关系”②注：金子顺一的论文只分章节而没有具体的页码，以下引用只注明章节部分。金子順一：「PX 効果略算法」、『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 部第30 号、第1 緒言。。根据金子论文所载（参见表5），731 部队在6月4日对农安投入鼠疫病菌就导致8 人死亡，随后的鼠疫泛滥致死607 人；6月4—7日投入鼠疫导致第一次感染死亡人数12 人，病菌扩散后致死2424 人。结合前文所述731 部队的“防疫工作”，我们有理由确信1940年新京、农安的鼠疫事件是日军为加强南方战争的攻势，而在东北地区用中国老百姓进行了一场检验鼠疫病菌实际传染性的实验。

表5 既有作战效果概览表③金子順一：「PX 効果略算法」、『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 部第30 号、第3 前提及仮定。

这一实验的结果让侵华日军对细菌战的破坏力有了新认识。是年10月，日军通过飞机在衢县、宁波等地低空投撒鼠疫病菌10 公斤。但是，这种低空直接投撒细菌的方式，似乎并没有起到等量的效果。翌年，731 部队在进攻常德时就改进了低空撒播鼠疫细菌的方式，将带菌跳蚤和粮食、碎布等污染物一同投放，使得投放细菌数量减少的同时提高了鼠疫病菌着地后的存活率与杀伤力。1942年石井四郎发明了细菌炸弹后，在江西等地仅仅以0.131 千克（KG）的带菌跳蚤就超过了1940年在衢县投放8 千克（KG）带菌跳蚤的杀伤力。金子在其论文中通过对六次使用细菌的效果的分析，以“（地区）·（方式）＝使用难易度×使用时生存率×有效浓度形成效率×达到效率×10”④金子順一：「PX 効果略算法」、『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 部第30 号、第4 効果略算法。数学公式的推算出以下五种细菌战的效果系数：

1、市街·低撒＝0.9×0.9×0.8×0.8×10＝5.2

2、市街·高撒＝1.0×0.8×0.2×0.5×10＝0.8

3、市街·暴击＝1.0×0.5×0.8×0.8×10＝3.2

4、市街·谋略＝1.0×1.0×1.0×1.0×10＝10

5、野战·低撒＝0.9×0.9×0.8×0.5×10＝3.2

其中，第4 种的“市街·谋略”的细菌作战方式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即便放在今天这也仍是细菌战、生物战中对敌方造成最强破坏力的作战方式。所谓的“谋略”就是731 部队通过乔装之后，有计划、有预谋地直接在抗战后方中国人群居住区内投入鼠疫病菌，只需数克或数十克的带菌跳蚤就能导致鼠疫病菌毒性在该地区发挥出最大的致死率。而这种细菌作战方式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不仅对当时中国抗战战力造成极大打击，而且对抗战后方的社会、经济、民众心理形成了巨大且持续性的破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731 部队在衢县、宁波、常德、广信、广丰、玉山等地的投放量与致死数量得以证实。而且，金子顺一论文还提到，在鼠疫病菌成功扩散之后（第二次），“通常在此后数年内还会继续发生大小类似的病菌流行”①金子順一：「PX 効果略算法」、『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 部第30 号、第5 効果発現状況。。这一推断也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衢县在1943年之后几乎年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告，东北在1946—1948年之间也还发生过鼠疫大流行的事件，②参见赵晓红：《1940年代浙江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浙江档案》2015年第5 期；郭洪茂：《东北光复后的鼠疫猖獗流行的历史背景》，《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2 期。直到195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强有力领导下进行了严格的卫生防疫工作之后，才基本根除了鼠疫细菌的影响。731 部队所投放的鼠疫病菌对污染地区的破坏之惨烈与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五、原日本731 部队成员的相关资料今何在

新京、农安鼠疫事件中，日军对患者、死者、老鼠进行了大规模的解剖实验，还对投放带菌跳蚤的培育数据等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与分类。其中相当部分的资料在1943年被石川刀太郎运回日本国内，此后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与战后盟军的清算，这些资料被秘密地保存于山林之中。战后，石井四郎等日本731 部队的主要战犯们为了避免被追究战争责任，与美国进行了肮脏的交易——以731 部队“免受战争罪起诉”换取731 部队残存的研究成果。美国在1945—1947年之间对731 部队与细菌战进行过四次调查，其中负责第四次调查的埃德温·希尔博士从日本拿到的资料最终整理成《希尔报告》。1991年这批资料在美国陆军达格威（Dugway）试验场被发现，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1943年被秘密运回日本的关于新京、农安鼠疫事件的资料，资料一共分为三种，均为731 部队提交的英文医学论文：G 报告（鼻疽菌、glanders）、A 报告（炭疽菌、anthrax）和Q 报告（鼠疫菌、plague epidemic）。③松村高夫：『論争·731 部隊』、晩声社、1994年、資料1「ヒル報告」。

731 部队中重要的成员因得到美国的庇护，免于被追究战争责任，这些“魔鬼们”在战后则摇身一变继续身披白大褂从事医学工作，相当多的731 部队成员还陆续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头衔。这些人撰写的医学论文中，或多或少地都将他们在中国进行的各种实验数据写入论文中，本文所提到的金子顺一的论文正是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50 万册的博士论文中发现的，关西分馆还保存着不少原731部队成员的医学博士论文（参见表6）。后续的研究工作就需要中日两国史学工作者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通过不断地挖掘新史料，以更好地揭露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历史事实。

2019年6月19日，日本滋贺医科大学西山胜夫教授等人向媒体宣布，他们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二战后日本政府公文书中，又发现了一批1950—1951年编写完成的“731 部队”组织机构、支部队员构成和二战战败前后的行动等资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队概况”。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这一最新资料表明，731 部队由本部和五个支部构成，大连支部一直到二战战败为止“主要从事细菌研究及生产”，林口、牡丹江、孙吴、海拉尔等四个支部都保存了“细部（详细）调查票”、队员姓名与军衔、原籍等；而且，这批资料不仅有各支部组织变迁过程表，还有记录战败前后各支部部队行动的地图——“行动群经过要图”，以及他们的途经地点、日期、会合、战斗等详细行动记录；根据日本1951年的统计，当时返回日本的原731 部队成员总计达3262 人。④「731 部隊、詳細な隊員情報や組織機構が判明 70年前の公文書を新発見」、『京都新聞』2020年6月22日、https://www.kyoto-np.co.jp/articles/-/285364［2020-06-22］。

由此可见，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隐瞒恶行，将这个魔鬼部队相关成员和资料进行了严密的“处理”，但这种行径依然抹杀不掉事实，通过历史学、医学工作者的努力合作，加大调查力度，依然能够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揪出躲在历史黑暗深处的“魔鬼”，让世界永远以此为戒！

表6 部分原731 部队成员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藏）①松村高夫：「731 部隊の細菌戦と戦時、戦後疫学」、『三田学会雑誌』第106 卷第1 号、2013年4月、6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