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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毅平,一位德高望重的摄影家

2020-11-25吴强

海峡影艺 2020年3期
关键词:摄影家意境美学

吴强

青年时期的袁毅平

早在30 多年前,袁毅平在四川青川时的工作照

谦和、儒雅的袁毅平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摄影家,也是一位具有理论自觉、充满理论自信的摄影理论家。他的文品、艺品和人品,在当代中国摄影界有口皆碑。

一、振臂疾呼,彰显理论自觉

袁毅平先生是当今中国摄影界为数不多的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摄影家。本世纪初,《袁毅平摄影作品集》出版,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为作品集作序。他写道:“袁毅平同志从影至今已达六十多个年头。他是新中国摄影理论和摄影创作两方面都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摄影理论家和艺术家。在这六十多年里,摄影几乎涵盖了他的工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与摄影相随相伴在摄影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倾其毕生的精力,体现了多数艺术家那种执着的探索精神。”

理论自觉,是指在理论上的觉悟和觉醒,具有明确的认知目标和价值取向。摄影家的理论自觉,包括对摄影理论在摄影历史的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摄影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摄影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理论自觉,首先表现在对摄影理论的作用的认识。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摄影史上,一些从事摄影活动的先驱者们重视对摄影理论的探索,刘半农、陈万里、郞静山、张印泉、沙飞、吴印咸、郑景康、石少华等,都对摄影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袁毅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从事摄影理论和评论工作,撰写学术文章达300 余篇,有专著《袁毅平摄影白话》《摄影家论及其他》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 年1 月袁毅平在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加强摄影理论建设刻不容缓。他指出:“本来,理论工作是应该走在头里的,可是现在确实是落后于创作的实际。这种状况既不适应于摄影创作的繁荣,更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为此,他提出要加强摄影理论和摄影艺术史的研究,开展对摄影作品的评论,积极培养摄影理论队伍。此后,他主持了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和两届全国摄影创作会议。

理论自觉,还表现在对中国摄影发展历程的梳理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袁毅平一直牵挂着中国摄影史的研究。1980 年1 月,袁毅平在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研究我国摄影历史发展的概况。2007 年第八届全国理论研讨会主题之一是研究中国摄影史的问题,袁毅平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寄托了老摄影家真诚的期待。中国摄影家协会推出了“中国珍藏新闻历史文献数字化集成工程”,袁毅平参与了编审工作。

当《透过硝烟的镜头——中国战地摄影师访谈》和《跨越时空——西藏影像往事》两本“口述影像历史”丛书出版,他喜于言表。在摄影术诞生150 周年之际,袁毅平饱含激情地写道:“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在世界摄影史中,中国人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的摄影事业是世界摄影事业的一部分,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及其作出的贡献,也理论自觉,还表现在对摄影现实的关注。几十年来,袁毅平对中国摄影界出现的各种摄影现象、众多的摄影家及其摄影作品,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作为抽象的观念形态,又高于实践。实践不能天然地产生理论,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茫然的。为避免实践出错并能高效达到目的,就需要将实践作为经验形成的路径,从中提炼形成理论。袁毅平从理论高度帮助摄影家总结创作得失,使他们从自发性情所致上升为自觉的理性认识。一些知名摄影家如袁廉民、晓庄、邵家业、冯学敏、汤德胜、李晓英等,都曾得到袁毅平的关心、帮助。

袁毅平还应邀为一些摄影理论研究的著作作序或写评论。其中有丁遵新的《摄影美的本性与创造》、杨恩璞的《摄影鉴赏导论》、夏放、刘锡朋的《现代摄影观念探求》、包文灿的《民俗摄影》、黄复的《民俗摄影探索》、雷茂奎的《摄影文化与摄影家研究》。这既是对摄影理论工作者的鼓励与支持,也是对理论研究新成果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进行评判。

二、学术创新,充满理论自信

袁毅平的理论自信,表现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西方传来的摄影艺术形式相结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摄影理论话语体系。

杨恩璞教授认为袁毅平的一个学术贡献就是:大声呼吁中国摄影要走民族化的美学道路。

“袁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等人的主张,对如何使我国摄影具有民族风格,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借鉴东方美学‘意境’说、‘形神’说的论文,认为以记实性、瞬间性为特征的摄影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写意抒情’、‘情景交融’和‘境生象外’。袁老借鉴和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论述,给摄影人普及阐述‘外师造化’和‘中得心源’古训,诠释了摄影创作中客观纪实和主观投入的辩证关系。此外,袁老还对摄影大师吴印咸、陈复礼和黄翔等的摄影道路进行美学剖析,使我们认识到他们得益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

袁毅平探索风光摄影、人物摄影、生活摄影及黑白摄影的特点,研究摄影的艺术形象、艺术构思、艺术语言以及摄影风格和流派,特别是倡导摄影意境美学。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是艺术家高尚人格襟抱的体现,也是抒情类艺术作品追求的审美理想。在中国摄影史上,刘半农在中国第一部摄影学术著作《半农谈影》中,将中国传统美学范畴“意境”引入现代摄影,对中国摄影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黄翔、袁毅平、陈复礼、李元、于云天等摄影家都结合创作实践丰富了摄影意境理论。

袁毅平的摄影意境美学具有系统性、实践性、创新性的特点。

袁毅平摄影意境美学的系统性,是指摄影意境理论包含摄影与意境的关系、摄影意境的基本结构——情景、意境的审美特征——境生象外、意境的时代性等内容。其中,将“境生象外”作为摄影意境的基本美学特征,是袁毅平的理论创新。“境生于象外”是由唐代刘禹锡提出来的。所谓“境生于象外”,是说意境是存在于意象的具体描写之外的。这里“境”的内涵是指观赏者在作品所描写的表层形象之外,还能获得或生发出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包括意趣韵味,也包括多层次的境象,而这些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存在,需要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唤、再现出来。

袁毅平指出:“‘境生象外’的美学意义,对创造摄影意境来说尤为重要。如前所说,摄影是依赖于科学工具——照相机的纪实功能来再现客观事物的,尤其是现代的全自动相机,一按快门就可将所要拍摄的外界景象逼真地实录下来。这从单纯纪录客观事物的技术手段上说,确实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也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摄影就是这么简单,因而忽视它的‘创造性’。当然,如果不属于艺术创作,那倒无须苛求;但进行艺术创作,尤其是进行意境的创造,如果到此为止,拍出的照片就很容易成为客观景物的‘翻版’,没有多少艺术内涵。”

1982 年,袁毅平在美国访问期间

他还说:“之所以说‘境生象外’对摄影创作尤为重要,还因为摄影画面的空间仅在方寸之间;而所表现的事象也只是在它发展过程中极为短暂的一个瞬间状态,这不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受到许多的局限。因此,要突破这种时空的局限,就要求摄影画面上具体可感的实象实景,具有一定的包孕性和召唤力,能够引发人们由此及彼,去想象和领悟画面以外更丰富更深层的意蕴……由于象外之境是人们想象中的‘虚境’,它无质无形,是无法量化的观念形态,对摄影来说,是用视觉形象直接表现的。因此只能借助画面中某些可视的具体景象作为媒介,去象征、暗示或隐喻某些象外之意。”

袁毅平关于摄影意境“境生象外”的理论,对于指导摄影家创作有意境的摄影作品和鉴赏摄影作品,都有帮助。

侯贺良 1995 年12 月31 日摄于广州袁毅平摄影意境美学还表现出实践性。他的理论从众多的摄影家(包括自己)的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他说:“意境这一我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是我国传统艺术实践的重要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以黄翔为例,“黄翔也没有把意境理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切实地运用在自己的摄影创作之中,尤其是运用在风景和静物摄影创作之中。”

他评价袁廉民,“袁廉民的黄山摄影作品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的风光照片,正在于作者没有简单地复制客体的自然景貌,也避免了仅仅停留在艺术造型等形式的层面上,而是在深入的生活实践和勤奋的艺术实践中,将对黄山的审美认识和审美情感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境生象外,蕴含特定意境的作品。”

他评价汪芜生,“正是因为没有拘泥于‘以景貌景’式的实录,而是运用了虚实相生、浓淡相间、远近相应、动静相交等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并利用各种自然气息有意造成‘隔’扩大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使人感受到山外还有山,天外还有天,创造了无限深远的审美境界,亦既是达到了深邃的艺术意境。”

他评价高剑,“他的作品大多数是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然而却是抒情的,既写实,又写意;既写景,又写情。因而作品的内涵超越了画面上的具体景象,而具有了唐人司空图所说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的品格。也就是说使画面上的实景转化为了虚境。”

他评价姚汉军,“从作者的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得出来,他在摄取这些高原风光时,并没有纯客观地记录下来,而是融进了自己的主观情愫,使物我合一,情与景偕,同时有所构思,有所提炼。”摄影家们的创作实践和经验,丰富了摄影意境理论。

强调摄影作品中意境的时代精神,是袁毅平摄影意境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他认为:“时代特征是艺术意境的重要美学要求。越是时代印痕深刻而意境深远的作品,越有强盛的艺术生命力,越能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说:“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意境也须不断丰富和蕴涵新的因素。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处在新的变化之中,摄影家也须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时代意境。”

他所拍摄的那气势恢宏的《东方红》正体现了时代精神。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称赞道:“你半个世纪里所从事的摄影创作,从特定角度反映了新中国这一伟大时代。画面壮美、影响普遍的《东方红》:万道朝霞,气势辉煌的天空与庄严、稳定的天安门建筑相互呼应,形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象征。以记录性为主的这一作品,具备了史诗般的审美价值。”

三、勇于实践,理论指导创作

袁毅平研究摄影理论,不停留在文字上、书本里,而在实践中指导着自己的创作。王朝闻说:“你的摄影作品得以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你的理论在无意中自然地支配者你的摄影实践。”袁毅平的摄影理论充满中国特色,他的摄影作品同样表现出中国风格。高帆认为,袁毅平“具体地把意境论、传神论以及象征、气韵等传统美学范畴、概念运用在摄影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其作品表现出中国气派和意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

组照《国颂》由《东方红》《心潮曲》《朝晖赞》《璀璨辉煌》《迎风挺立》《振我国威——欢庆香港回归》和《普天同庆——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共7幅作品组成,分别摄于20 世纪60 年代至90 年代。这些作品都取材于天安门及天安门广场。袁毅平在创作过程中,依据自己对实际的审美感受,进行了想象、构思、创意等意象化的活动,尽力使主体的“意”(情思)客体化,客体的“象”(物象)主体化,把主观情思与客观景象互相融合,再经过创造思维活动,使之化为自己的“心象”,继而把这种心象(艺术意象)物态化,表现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袁毅平出身贫寒,早年阅读进步书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解放前夕,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益友社”,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上海刚解放,他立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支援大西南解放的工作。因为天安门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见证,所以他有心试图通过天安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景象在各个特定阶段的不同景况,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样一个历史内涵,来表达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祝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万世辉煌。

但他意识到,像“祝愿”、“歌颂”、“爱国”等等这类抽象的概念和心理内容,是很难用摄影这种视觉艺术形式去直接表现的,只能借助象征、比喻等方式加以表达。于是用可视的具体物象去象征、暗示或比喻不可视的概念、观念、思想以及情感等等,用具有内在联系的相似的甲事物去比喻乙事物。袁毅平以天安门、国徽、红旗、大红宫灯这样一些意象,去表现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著名作家袁鹰为前面6 幅照片、诗人杨匡满为最后一幅照片分别配了诗。袁鹰为《东方红》题诗,写道:“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肃穆安详,东西长安街一望无际伸向远方。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可是它的景象却同样不寻常。 我仿佛听到礼炮轰鸣,锣鼓齐奏,我仿佛看到满天异彩,遍地金光。漫长的黑夜终于一去不返,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升起东方。 千万道霞光为它欢呼开道,亿万人民为它纵情鼓掌。‘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上的春雷永远在长空震荡。”照片与题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人物摄影,也是袁毅平所爱,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曾在上海百乐摄影室从事过十年时间的人像摄影,所以对拍摄人物总是兴趣盎然。袁毅平在《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人物摄影美学小议》一文中提出:“通过形似,表达神似,创造形神兼备的具有今天时代特征的典型艺术形象——人物摄影艺术美”的要求。在实践中,他对人物摄影总是恋恋不舍。

人物摄影,难就难在要把特定的具体人物的“真神”诸如特定时刻的情绪、情感、思绪等等的心理状态以及气质、性格乃至个性等等真实的精神世界反映出来,真正达到“传神写心”、“神形兼备”的境界。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提出了“传神”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创作方法。袁毅平与之相反,采用了“神制则形从”的方法,先神后形,因为他拍人物照片大多是在被摄者的现场活动中趁其表情自然时突然抓拍的。

袁毅平在拍摄时,全神贯注于人物在某一特定情境下流露出来的瞬间情态,他这种方法叫做为“追神摄形”。袁毅平的《摄影大师吴印咸》《倔强大妈》《小本经营者》等,都是用这种方法猎取的。

袁毅平凭借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在创作中运用象征手法、构筑意象符号、创建意境氛围、塑造人物形象,往往得心应手。

2017 年7 月6 日,位于民族文化宫的“袁毅平先生摄影艺术作品展”开幕

袁毅平先生出席开幕仪式,并在展览现场进行讲解

2013 年10 月13 日,举办袁毅平学术思想研讨会

袁毅平和本文作者吴强在一起

四、人淡如菊,风格清新自然

“风格即人”是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布封提出的,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相似说法。袁毅平为人正直、执着、朴实、淡定,表现在摄影作品的风格上是清新自然,理论研究的文风上是平白晓畅。

“风格是摄影家在创作上成熟的标志。它是在摄影家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袁毅平摄影作品自然清新的风格同样来源于创作实践。

袁毅平和本文作者吴强在一起自然,是指艺术创作以自然为师,艺术表现情感真切自然,艺术手法反对雕琢,艺术风格浑然天成。唐末诗人司空图著有《二十四诗品》,其第十品即为“自然”。

前四句是:“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艺术家由于平日的观察和积累,万物已包孕、详熟于胸中,不需借助他物,达到自然之境。只要把握住客观规律,创作起来便可以意到笔随,无往而不佳。钟嵘在《诗品》中记载评价颜延之时引用了汤惠林的一段话,汤惠林认为谢灵运的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的诗如错彩镂金。“错彩镂金”的美和“初发芙蓉”的美,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理想。

唐代,李白说诗应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代评价认为“太白诗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不事雕琢,不假功力,没有做作之态,情感纯由胸中溢出。袁毅平的人物摄影,强调抓取人物自然流露的典型瞬间;他的生活摄影,追求真情实感;他拍风光,要求具有特定的意境,而崇尚自然是中国艺术和意境的根本精神和美学追求。

“摄影的个人风格是摄影家的思想倾向、生活经验、情感体验、性格特点、审美意识和艺术素养等等的综合体现,是摄影家对客观世界的审美认识和艺术表现的结果。”在形成袁毅平艺术风格的诸多因素中,其思想倾向、性格特点、工作经历等,上文已提及,而其出生及少年生活的环境对他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影响,论述者不多,故值得一提。

袁毅平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十岁前和外公住在江苏省常熟市沙洲县鹿苑镇(鹿苑镇现属张家港市)的一个村子,小时候还常常跟着外公去茶馆喝茶。“在意境的生成方面,江南山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江南山水这一特殊的中国地理空间,就不可能有意境这一中国审美文化的伟大贡献。”我国最早提出“摄影意境”的刘半农出生在距鹿苑镇不远的江阴。

中国摄影史上赫赫有名的陈万里、吴中行、陈传霖、敖恩洪等,也都出生在江南。刘半农、袁毅平他们从小生活在小桥、流水、人家、戏台、回廊、茶馆的江南,感受到祖先和长辈们对生活审美的态度和对生活情趣的追求。

年仅13 岁的袁毅平离开了魂牵梦萦的江南水乡,徒步走到了大都市上海,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如今,他获得的荣誉有: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的“杰出贡献摄影家”称号和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授予的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周年表彰及第11 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授予的“杰出摄影活动家”称号,美国PPA 职业摄影师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袁毅平七十多年的摄影成就,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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