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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伯乐”欧阳修到底举荐了多少人才

2020-11-23蓬蒿人

新传奇 2020年42期
关键词:曾巩科举考试伯乐

蓬蒿人

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宋史》。欧阳修可谓“门生故吏满天下”,其中,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那么,欧阳修究竟举荐了多少人才?

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宋史》。其中,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那么,欧阳修究竟举荐了多少人才?

偏科的苏轼

自幼,苏轼便接受了策、论类文章的教育,他的父亲苏洵认为时文“好奇而务深”“虚浮不实”,倡导“文贵自然”“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合,使得他在日后的科举考场上,受到了欧阳修的关注。

关于欧阳修与苏轼,多年来一直盛传,苏轼殿试考了第一,但因为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免徇私,将此文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曾巩和苏轼的文章,会发现这种说法破绽颇多。

事实上,苏轼斩获第二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与曾巩《论刑赏》稳健的行文风格有着霄壤之别。曾巩不喜堆砌辞藻,不喜旁征博引,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对文章作出总结,文风朴素。而苏轼的文章一改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行文平易晓畅,用典炫技颇多。此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苏轼的用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

在苏轼文章中所引用到的《诗·小雅·巧言》中,苏轼写道:“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湍沮。”但翻开原文,其实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就是说,苏轼把原文记混了。这还不算,在文中所引用的尧帝三阻皋陶判刑的典故中,完全是苏轼瞎编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苏轼在短短六百多字的文章中用典频频出错,但行文、观点、论述却皆是顶尖,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纠结不已,他的“伯乐”能力也让他作了比较突破的选择——给苏轼第二名的成绩。

放榜之后,欧阳修专程去问苏轼,他文中提到的“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结果,苏轼给了欧阳修一个十分潇洒的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需要有出处。”

这种级别的考试,苏轼敢瞎编典故,也幸亏是遇到了惜才的欧阳修,苏轼也从此顺利踏上仕途。

从最后的授予官职来看,苏轼的总成绩并不出彩,甚至处于殿试考生的中下水平:北宋的殿试成绩从一甲即为甲科,二至五甲为乙科或丙科,不同的成绩对应的是不同的授官职位。苏轼的最终殿试成绩为进士乙科,授官县主簿,处于最基层。

曾巩的漫漫科举路

在苏轼的同届考生中,时年39岁的曾巩可谓一路坎坷。

论出身以及家庭底蕴,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曾任尚书户部郎中,而父亲曾易占,也是太常博士出身,曾任临州尉、知监等。曾巩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天资聪慧、勤学苦读,12岁就尝试写过科举《六论》。可偏偏生不逢时,曾鞏年轻时的科举考试里,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很明显,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

在1037年到1056年间,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第告终。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曾巩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但好在,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

曾巩与欧阳修相识很早。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时,欧阳修是馆阁校勘。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向来仰慕,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曾巩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上欧阳学士书》。信中,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并且希望他可以收自己入门。

收到曾巩的信件后,欧阳修被信件内容打动了,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他很快回复曾巩,并称其为“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从此将曾巩收入门下,悉心栽培。欧阳修也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虽然多次名落孙山,但在欧阳修的极力扶持下,曾巩并没有因此放弃仕途,终于在嘉佑二年(1057年)以39岁高龄中了进士。入仕之后,经过欧阳修的举荐,曾巩就任于馆阁校勘。

终其一生,欧阳修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栽培曾巩,而曾巩除了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以外,处理政务风格务实、细致,愿意深入到基层调查了解工作,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地方都留下了美名。这也是曾巩对于务实主义者欧阳修提携之恩的最好回馈。

星光熠熠的科举第一榜

嘉佑二年对于进东京汴梁赶考的众多学子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

如果不小心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那就避不开一件事——崇尚古文运动,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为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

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大刀阔斧地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却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苏轼、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欧阳修担任主考的嘉佑二年,苏轼、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在这一大群人中,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除了苏轼与曾巩,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此外,当届科举还出了9名宰执,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嘉佑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上,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可称得上巅峰时代。

“门生故吏满天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论及质量,首推的还是欧阳修。

欧阳修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的思想在主持的科举考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言简意赅、言之有物、注重实学。因此,他也为宋朝筛选出一大批人才,影响深远。

慧眼独具的欧阳修既能识才爱才,又能不计亲疏举才荐才,“千古伯乐”的美称于他而言,应当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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