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萌 王怡

摘要：以秦巴山区丹凤县为例，运用回归方程和Pearson相关系数法对2013—2019年的扶贫投入与产出数据进行评价分析，研究发现扶贫资金投入的直接效益显著，对贫困发生率的直接作用效果大于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扶贫资金投入类别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优化扶贫资金配置结构、创新扶贫资金融资模式、健全扶贫资金考评机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和政府调整扶贫资金投入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深度贫困县;扶贫资金;脱贫攻坚;效益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9.9;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0）18-0165-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20.18.033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benef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nvestment in deep

poverty counties：Take Danfeng county in Qinba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GUO Meng1，WANG Yi1，2

（1.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726000，Shaanxi， China;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aking Danfeng county in Qinba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used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input and output dat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2013 to 2019.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rect benef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nvestment was very significant， and the direct effect o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wa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n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typ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nvestmen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farmers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innovate the financing mod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so as to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and the government to adjust the investment polic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Key words： deep poverty county;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poverty alleviation; benefit evaluation

扶貧资金投入一直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2013—2019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持续增长，年增幅达21%，各省、市、县地方财政也根据脱贫攻坚和自身财力情况，逐年加大资金投入规模，有力地保障了脱贫攻坚的顺利进行。深度贫困县作为集中性区域贫困的典型，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中央政府在扶贫资金投入方面持续向深度贫困县倾斜，为深度贫困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深度贫困县扶贫资金的投入效益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脱贫进程。基于此，对深度贫困县的扶贫资金投入效益进行评价和分析，对政府调整扶贫资金投入政策、提升脱贫成效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扶贫资金投入效益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脱贫攻坚以来，专家学者围绕扶贫资金的减贫成效和边际效用递减开展了深入研究。陈卫洪等[1]以贵州省为例研究发现扶贫资金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徐孝勇等[2]以四川省国家级贫困县为例测算了中央扶贫资金及其分项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李盛基等[3]通过对扶贫资金与农村贫困进行理论分析，测度了扶贫资金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高波等[4]从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视角构建绩效评价体系，提出以综合绩效考核引导扶贫资金投向从而减弱财政资金的扶贫效果边际效用。程颖慧[5]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入模式及其扶贫效果，提出提高扶贫资金绩效的对策建议。刘林等[6]以新疆为例研究发现扶贫资金投入对扶贫的广度和深度作用明显，而对贫困强度作用不明显。孙群力等[7]以广西贫困县为例构建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扶贫资金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赖小妹等[8]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央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和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正向影响贡献度较大，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范子英等[9]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财政扶贫资金效益，发现强化扶贫资金管理能有效提升农村的人力资本，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当前对扶贫资金问题的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偏少，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度贫困县的研究相对欠缺。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以期达到充实理论、提供参考、指导实践的目的。

2 深度贫困县扶贫资金投入综合效益评价

2.1 案例地域概况

丹凤县地处陕南秦巴山区，是陕西省政府确定的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经济社会、贫困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丹凤县长期存在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基础设施不足、市场发育不良、人力资本匮乏等发展困境，全县贫困村占比57.42%，贫困发生率43.7%。根据丹凤县人民政府和扶贫开发局官网公开数据，2014—2019年丹凤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8.6亿元，累计脱贫23 313户81 447人，8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建档立卡时的43.7%下降到2019年的1.02%，并于2020年2月实现脱贫摘帽。丹凤县的贫困特征在秦巴山区深度贫困县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扶贫资金投入效益评价和分析成果可以为同类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借鉴和参考。

2.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采用一元回归方程对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yi=β0+β1xi+μi]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贫困发生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是解释标量（扶贫资金的各类投入）。由于受到农业生产周期性的影响，每年扶贫资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采用2013—2018年的扶贫资金投入对应2014—2019年的各项产出指标。

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选取丹凤县2013—2019年各项扶贫资金投入和产出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丹凤县人民政府和扶贫开发局官网。其中，扶贫资金投入数据为2014—2019年丹凤县脱贫攻坚项目库，产出数据为2015—2019年丹凤县贫困发生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 评价结果及分析

利用2013—2019年统计数据，运用SPSS软件估算贫困发生率[y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2]与扶贫资金投入[x]的关系，分析结果如下：

[y1=34.437-0.995x]，R2=0.990，F=284.957;

[y2=7 571.610+0.977x]，R2=0.955，F=63.407。

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丹凤县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为-0.995，即扶贫资金投入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相应降低0.995%，回归方程拟合度R2等于0.990;丹凤县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为0.977，即扶贫资金投入每增长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长0.977%，回归方程拟合度R2等于0.955。以上方程较好地拟合了樣本数据，说明丹凤县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

从评价结果来看，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解释力都很强，说明在丹凤县脱贫攻坚进程中，扶贫资金投入发挥了重大作用，直接效益显著，扶贫资金投入可以直接帮助贫困户脱贫。但相比而言，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发生率的直接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大于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

3 扶贫资金对农民微观收入与支出的评价分析

3.1 评价方法

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r）来衡量变量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数据来源于丹凤县人民政府和扶贫开发局官网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r=（X-X）（Y-Y）（X-X）2（Y-Y）2=lXYlXXlYY]

[lXX=（X-X）2]

[lYY=（Y-Y）2]

[lXY=（X-X）（Y-Y）]

其中，X、Y是变量，[lXX]表示X的离均差平方和，[lYY]表示Y的离均差平方和，[lXY]表示X、Y的离均差积和。[r]的取值为-1≤[r]≤1，[r]>0表示正相关，[r]<0表示负相关，[r]=0表示不相关。|r|表示2个变量的相关程度（表1），数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反之亦然。

运用SPSS软件对丹凤县2014—2019年12类扶贫资金投入类别、4类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和8类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3.2 结果分析

从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来看，各类扶贫资金投入都对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其中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危房改造、生活条件改善6类与工资性收入的相关度极高，正向作用最为显著;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危房改造5类与经营净收入的相关度极高;产业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危房改造、生活条件改善5类与财产净收入的相关度极高;就业扶贫与转移净收入的相关度极高。

从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来看，就业扶贫与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6类的相关度极高;产业扶贫、公益岗位、危房改造、生活条件改善、村基础设施与其他用品及服务的相关度极高。

4 小结与对策

4.1 小结

综合扶贫资金投入对深度贫困县宏观和微观效益的评价结果，扶贫资金投入的直接效益非常显著，对贫困发生率的直接作用效果大于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扶贫资金投入类别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危房改造、生活条件改善6类对工资性收入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危房改造5类对经营净收入的正向作用显著;产业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危房改造、生活条件改善5类对财产净收入的正向作用显著;就业扶贫对转移净收入的正向作用显著;就业扶贫对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6类的正向作用显著;产业扶贫、公益岗位、危房改造、生活条件改善、村基础设施对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正向作用显著。

4.2 对策建议

4.2.1 优化扶贫资金配置结构 扶贫资金配置结构的优化关键在于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投放，使扶贫资金与区域精准扶贫的实际需求相匹配[10]。扶贫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必须能使贫困户真正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其生产参与度，实实在在受益。因此，扶贫资金的投入必须从贫困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致贫原因为主要依据，合理配置短期、中期和长期资金投入项目，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自身能力和需求以及区域可持续脱贫的实际，使得扶贫资金始终与精准扶贫的最终目标保持一致，切实提升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益。

4.2.2 创新扶贫资金融资模式 深度贫困县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因此，要保证充足的扶贫资金来源和可持续脱贫，就需要创新扶贫资金融资模式，采用市场思维，动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市场化手段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深度贫困县在扶贫资金投入中要灵活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力求市场化竞争性配置，引入PPP创新与政策性、開发性金融创新的战略意识，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为引子，拉动社会资本、民间资金、商业金融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为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发力，从而形成多元共治的可持续脱贫模式。

4.2.3 健全扶贫资金考评机制 扶贫资金投入效益的提升需要科学的考评体系与之配套[11]。为了避免出现“撒胡椒面”等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现象，政府机构必须建立健全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将扶贫资金内部监管、社会监督、外部审计等机制有机结合，积极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参与监督评价，构建问责与奖惩的激励机制，坚决杜绝扶贫资金挪用、错误投向和低效使用等漏洞，以扶贫资金管理的优化促进整体扶贫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陈卫洪，谢晓英.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贵州省1990—2010年扶贫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3（4）：35-42.

[2] 徐孝勇，姜 寒.连片特困地区中央扶贫资金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家级贫困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10）：147-151.

[3] 李盛基，吕康银，孙 晔.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8）：117-120.

[4] 高 波，王善平.财政扶贫资金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4（5）：86-89.

[5] 程颖慧.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和扶贫效果研究[J].农业经济，2015（9）：98-99.

[6] 刘 林，陈作成.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区数据的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37（1）：17-22.

[7] 孙群力，朱良华.精准扶贫背景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评价——基于广西54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7（41）：21-27.

[8] 赖小妹，徐 明.中央扶贫资金投入的减贫效应与益贫机制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8，34（24）：129-133.

[9] 范子英，高跃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支出激励与人力资本提升[J].财政研究，2019（3）：14-29.

[10] 郭 萌，王 怡.扶贫瞄准的执行偏差与路径优化[J].商洛学院学报，2019，33（3）：6-11，73.

[11] 王 怡，周晓唯.精准脱贫与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2010—2017年扶贫经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6）：4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