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没有身处前线，而是运筹帷幄于中南海，是这场特殊战争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地位，是由需要正确处理好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的特殊使命决定的，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新中国成立时与苏联结盟的特殊关系决定的，由毛泽东非凡的文韬武略等个人特质决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五次战役和停战谈判中的四次大战的决策者都是毛泽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抗美援朝战争;最高统帅

[中图分类号]A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5-0020-14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建军以来所进行的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它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多个第一：第一次出国在境外作战;第一次与兄弟国家军队联合作战;第一次同美国为首由17个国家组成的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比较长时间在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后勤保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战;第一次最直接地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作战。这“多个第一”决定了这次战争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际义务。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就不能不由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战争指挥艺术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来担当。尽管毛泽东没有身处抗美援朝战争前线，而是运筹帷幄于中南海，这场特殊战争的最高统帅却非他莫属。一、毛泽东最高统帅地位的三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地位，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一）这是由需要正确处理好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抗美援朝首先涉及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问题，这不是以作战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在前线能够完全处理得了的，必须由毛泽东从全局考虑出面直接处置。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一直高度关注战局的发展。早在1950年8月上旬，鉴于美国武装侵朝，战局增加了很大变数，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援朝抗美的意向。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后，9月20日经毛泽东改定的电文致金日成：一方面对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表示钦佩;另一方面又对下一步作战提出了建议。电报说：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火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我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这是将我军的制胜法宝毫无保留地悉数作了介绍。毛泽东最后表示，“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1]P194

第5期石仲泉毛泽东：运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10月1日，敌军径直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危在旦夕。当天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我驻朝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派兵支援请求。10月2日凌晨，经毛泽东审定后，周恩来致电我驻朝大使转金日成，告之以被敌隔断的朝鲜人民军如何尽快撤至三八线以北。“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如遇敌人拦阻，亦应破坏笨重武器，分路从敌人间隙中插过来，不能撤者则留在敌后坚持分散游击。以上建议，妥否，请立复，并盼以具体情况见告。”[1]P200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毛泽东主要是“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处理好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直接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前途。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格外谨慎。中共中央作出派志愿军应邀入朝作战的决定后，他即致电金日成，请朝方派负责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等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相关事项。同时，在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指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2]P419

基于上述立场，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后，特别关注解决好三个问题：

首先，组建联合领导机构，协调两军作战。彭德怀赴朝与金日成会面时提出：为便于朝、中两军协调作战，希望金日成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派朴一禹（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政府内务相）作为朝鲜方面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请彭德怀指挥处置。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后，10月25日，毛泽东即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的电报，指出：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增加朝鲜方面负责同志朴一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志愿军总部党委副书记。1950年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与毛泽东会谈。两国领导人就战争的长期性、中朝两军搞好关系和统一指挥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兩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12月7日（收复平壤的次日），中朝联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其二，协调中朝两军联合行动的作战方针。两军联合作战，除了统一领导外，就是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很明确，由他负责协调。在志愿军入朝后所进行的一切重大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重大军事行动，或是由他提出，或是由他最后决定。在中朝联军即将收复平壤之际，他复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在敌人已退出平壤的情况下，我西线主力可以在现地多休息几天，建议金日成同志及联合指挥部及志愿军司令部，南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请金日成同志速派党政人员入平壤，恢复政权，维持秩序。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复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等：人民军不要深入南部，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准备。

其三，谨慎发布作战公报，兼顾朝中两方关系。志愿军入朝后第5天，毛泽东电彭德怀：“如何发布作战公报，请与金（日成）商其内容，每次均须得你并报我同意，方式由朝鲜广播台先发表，新华社再转播。此事须妥为商好，以免两歧。”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又电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目前不宜以联合司令部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发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战役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随后交代管新闻的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部队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1]P224、244。12月6日，中朝军队解放了平壤，他亲自撰写新闻稿：“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國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帮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3]毛泽东为什么对作战公报这样重视？就是因为“朝鲜战报现为全国、全世界所注视。”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例如攻克要地、获得重要战果等，均宜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报道，“发给新华总社审定公布”[1]P278。显然，关系中朝两国两军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有毛泽东出面才能妥善解决。

（二）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新中国成立时与苏联结盟的特殊关系决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的格局，美苏之间的矛盾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交织一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新中国成立时苏联、亚洲和东欧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我们党别无选择，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营垒一边。1949年12月上旬至1950年2月中旬，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2]P119-120

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场战争不能不涉及到世界大格局的演变和中苏朝三国的利益协调。这样事关全局性的问题，在我国只能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商谈，特别是由于斯大林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许多重大问题，一方面需要与他沟通，交换意见，尊重他的建议;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国家尊严和独立自主立场。这也决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只能是毛泽东。

当年着重解决了几个问题：

第一，苏联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援助。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方面并不知情。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与斯大林等商谈苏联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援助的有关事项，苏方表示苏联空军目前不能出动掩护。在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入朝作战第一枪后，斯大林的态度改变了。10月底，中国政府得到通知，苏联空军可飞越中朝边境。此后，苏联空军实际上参加了在朝鲜北部的上空作战，掩护后方运输补给线。同时，苏联帮助和培训的中国空军也于1951年春投入战斗，这就增强了后方补给线的保障力量。志愿军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电告斯大林：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1]P241斯大林得到这一讯息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敬佩，进一步改变了对中国援助的态度。1951年3月1日，中朝军队打第四次战役的后方补给线遭到敌军疯狂轰炸，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空军深入朝鲜内地上空作战。两天后，斯大林很爽快地复电，同意增派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入朝作战，增建机场，供给6000辆汽车;并主动表示，还可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和供应高射炮弹。

据有关方面研究，苏联空军从1950年11月1日开始，在中朝边境鸭绿江地区上空与美国空军作战。从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志愿空军秘密出动至朝鲜境内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担负掩护铁路运输和掩护后方目标的作战任务，保持4至7个团的兵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期间，苏联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达7.2万人，进行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和飞机335架。[4]P274[5]P340

关于武器等军事物资援助。从1950年10月周恩来访苏开始，中国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有关方面商谈，苏方基本满足了中国不断提出的飞机、大炮、坦克、鱼雷快艇、装甲舰等军事装备的要求。客观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功不可没。毛泽东指出：“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第二，中朝联军指挥权问题。在志愿军入朝作战时，指挥权不成问题。但在第一次战役期间，由于没有统一协调，再加上语言不通，不仅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事件，甚至致使被围之敌得以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出现相当混乱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多次考虑人民军总部最好与志愿军总部靠近，以协调统一指挥、相互配合作战。他甚至提出成立由金日成、苏联驻朝大使和他本人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但是，指挥权是个敏感问题，成立“三人小组”关系重大。此事既涉及朝方的主权和尊严，也涉及一个营垒的三国关系，不能擅自决定。中共中央非常谨慎，先是征求金日成意见;随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转告了彭德怀建议。3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6]P51512月初金日成应邀访问北京，商谈成立的前述中朝联合司令部的权限远远高于原来设想的“三人小组”。

第三，打到三八线是否南下追击问题。我志愿军进行的前两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使战局恢复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原点。第三次战役，收复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将战线从三八线向前推进到三七线北。这次战役能够顺利推进，主要是敌军实行了诱我深入战术，主动后撤，引我南进，待我军疲劳体力消耗殆尽后，再正面反击，从侧翼截击，断我军北回归路而歼灭之。彭德怀识破了敌军的诡计。同时，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经毛泽东同意，他果断地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后撤休整。

对于彭德怀的这一决策，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不大理解，认为敌军南逃，只要乘胜追击，美军就会很快退出朝鲜半岛。中朝两军内部，轻敌速胜的情绪也在滋长。1951年1月中旬，彭德怀与金日成坦率交换了意见。两人商定：军队就地休整补充，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对于志愿军打到三八线还是否南进问题，斯大林知道中朝方面有不同看法后，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将此情况电告彭说：斯大林同志认为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主动提议增加汽车2000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再干扰彭德怀，“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里”，“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7]P461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朝三国领导人和主要指挥员，由于国情党情、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等诸多不同，以及对利益关系的认识有异，对于上述问题有相异看法是正常的，经过沟通也是能解决的。因为三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在我们国家，只有毛泽东能担当此任。仅此，说他是抗美援朝战争最高统帅也是符合实际的。

（三）最根本的是由毛泽东具有非凡文韬武略的个人特质决定的

所谓“非凡”，就是他具有为我们一般人不会有的超常智力和敢于出手的胆力。他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军事经验时说：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靠的是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由此，他讲到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故事说：“《三国志》里有很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8]P180《隆中对》是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称道的军事战略经典，几乎没有人怀疑过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战略天才。只有毛泽东独具慧眼，认为这是刘备不能取天下的根本战略失误。毛泽东的非凡胆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上的四渡赤水和转战陕北姑且不论，就是这次在斯大林最初不出动空军支援而他却毫不动摇地决心出兵援朝，也使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打心底里佩服。彭德怀回顾这段历史说：“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1957年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

彭德怀所讲的，也可以说就是最高统帅文韬武略个人特质的内涵。毛泽东的这种特质非一般人所能具有。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任命和罢免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职务时，曾自称是以“美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在行使职权。如果说杜鲁门这个“最高统帅”更多是美国宪法赋予的一种权力，那么毛泽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则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更多地是他具有最高统帅的罕见本领，是名副其实地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

还在1950年7月中旬，美国操纵组建“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事之初，我国刚部署边防军摆在鸭绿江边之时，周恩来委托我驻朝代办转告金日成，请朝鲜政府“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5]P263。在那时这些也算“高清”地图了。正是凭借这样的“高清”地图，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经常互动，对战场态势和双方兵力部署以及地理地貌和交通运输状况了如指掌，因而对战事作出科学决断，及时地不断地发出具体指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扭转朝鲜半岛乾坤。二、决策志愿军入朝后的五次战役和停战谈判中的四次大战抗美援朝战争包括两个方面，既有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也有谈判桌上的政治斗争;或者说，既打“武仗”，也打“文仗”。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前八个多月的五次战役，无疑是“武仗”。后两年的谈判虽主要是打“文仗”，但“文仗”需要“武仗”配合，并要以“武仗”的胜利为基础，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谈判才能成功。因此，在谈判过程中打了四次大战，有的大战之激烈程度和战果之辉煌，丝毫不逊于前五次战役。这里着重讲“5+4”的九次大战。这九次大战的决策者都是毛泽东。

（一）第一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19日分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三路入朝。毛泽东务求初战必胜，确立了抓住战机、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为了打胜第一仗，他在那些天内与彭德怀等电报往来频繁，有时一天内给彭德怀等发去七八个电报。10月21日晨2时半，他致电彭德怀等：美伪军未料到我志愿军参战，敢分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两天之后，又是数电彭德怀等，抓住战机，统一指挥作战。“此次战役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准备连续打几个仗。”[1]P218、223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研究不断变化的敌情后决定：实施大胆战役迂回，以分割包围穿插的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作战方案。10月25日上午，西线敌军多路急速北进，窜入志愿军布下的口袋阵，我军采取“拦头、截尾、斩腰”战法，将敌军几百人全歼，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仗。正是由于旗开得胜，10月25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在南朝鲜军多次遭围歼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地区，又被我志愿军将该团大部围歼，并击毙该师另一个团的团长。这次战斗，是我志愿军与美军首次交战，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历史记录。11月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歼敌1.5万余人，将敌军从逼近鸭绿江赶回至清川江，朝鲜摆脱了濒临的绝境。

第二阶段任务主要是迟滞敌军进占三八线，为第二番部队到达前线作战争取时间。3月初，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分两路强渡汉江，企图从中朝军队阵地中间突破，迂回包围，夺回汉城，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彭德怀和联合司令部首长研究决定：各军后撤，以第二线部队接替第一线部队继续采取运动防御方式阻击，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作战;并对各部撤至三八线以后的防御进行部署，吸引敌军深入进至利于我军歼敌有利地区，再实施战役反击。

“联合国军”进抵三八线后，面临着是否再越过这条两国分界线的考量。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了要继续北进、并企图将军事行动扩展至中国的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任命李奇微接替。李奇微了解到中朝军队主动后撤，准备实施大规模反击的意图，并发现我志愿军第二番部队已抵达前线阵地，遂令各路进攻部队停止进击。这样，长达两个多月的第二阶段作战在歼敌5.5万余人后亦告结束。

第四次战役两个阶段作戰历时87天（从1月25日至4月21日），中朝军队将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形式，歼敌7.8万余人，超过前三次战役歼敌人数总和。“联合国军”虽然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但平均每天前移1.3公里，要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

（五）第五次战役

这是志愿军入朝后打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大战。我第二番部队6个军已开进前线，加上原有第一番部队9个军，共有15个军90多万人参战，加上人民军3个军团8万多人，总兵力达100万;空中掩护和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已有改善。敌方投入的兵力也有百万之众，且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这是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就其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言，丝毫不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以“不能速胜则缓胜”，实施“零敲牛皮糖”作战方针。“不能速胜则缓胜”，是1951年2月下旬毛泽东听取彭德怀汇报后提出的关于整个战争的指导思想，也是这次战役的指导方针。彭德怀在4月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新的战争指导总方针是“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我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装备，改善供给运输线，加强后勤机构，并努力准备空军、装甲部队参战，这就是为了尽可能争取短期。”[9]P385在歼灭敌人的战术上，毛泽东在与陈赓等的谈话中指出：“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1]P350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在西线中朝方面12个军的突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然向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发起进攻，东线随即向李承晩伪军展开攻击。经过3天3夜激战，全部进抵三八线以南。敌军使用新的战术：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我军歼敌有限。考虑到朝鲜地形狭窄，海岸线长，港口较多，敌又有强大海、空军力量，随时会登陆作战，对我夹击。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决定，各突击部队停止进攻，迅速整补待机。第一阶段作战歼敌2.3万余人。这一阶段战斗，夺回了战场主动权，扭转了被动局面。第二阶段作战，了解到敌军兵力部署西强东弱（东线主要是南朝鲜李伪军），我军向东转移的兵力在完成战役展开后，5月16日打响战斗。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第3兵团和入朝后就在东线作战的第9兵团共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一齐出动，向南朝鲜军两个师实施钳击合围。激战3日，歼敌1.7万余人。新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发现志愿军主力东移后，一面在西线向我军阵地猛烈攻击，一面调美军迅速东移，形成了东西连接的完整防线，阻挡了我军攻势。经毛泽东同意，中朝军队停止进攻，第二阶段亦歼敌2.3万余人。第三阶段作战发生在部队转移中。中朝部队连续打了两次大仗，需要休整。中朝联合指挥部下达了转移休整命令。敌军发现我军北撤，集中4个军13个师兵力对我转移部队跟踪追击。这就打响了我军在转移阶段的作战，或者说是非典型的第三阶段作战。敌军快速部队将我军隔断，使第二番部队第3兵团的一个师被敌三面包围。志愿军司令部多次派部队救援，均未成功。该师采取各自分散突围未果，损失惨重。为了阻击敌军追尾，我转移部队展开全线阻击，经过20天战斗，歼敌3.6万余人。这次转移阶段的作战到6月10日结束。第五次战役中朝联军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将“联合国军”又阻击在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各自转入防御对峙。

经过这次战役双方都投入百万兵力的较量，使美国当局认识到要想吞并朝鲜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坐下来谈判才是结束战争的出路。

（六）划分军事分界线过程中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的大战

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划分军事分界线是双方遭遇的第一个实质性谈判，从1951年7月27日开始。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遭到对方拒绝。他们狂妄地提出为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离双方战线很远的中朝军队实际控制区域内，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荒谬要求遭到我方痛斥。敌人蛮横地以武力相威胁：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在谈判前夕，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1]P380不出毛泽东所料，从8月18日始，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博弈转变为战场上的搏杀。“联合国军”双管齐下，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空军进行“绞杀战”。敌军先是向朝鲜人民军防御的80公里的正面战线展开全面攻击，人民军3个军团顽强抗击，志愿军5个军配合人民军的防御作战，经过一个月英勇奋战，粉碎“联合国军”夏季攻势，歼敌7.8万余人，包括美军2.2万人。敌人不甘心失败，为继续以军事压力迫使朝中方面接受美方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的无理要求，于9月底发动秋季攻势。他们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所谓新战术，向我阵地猛烈进攻，企图夺取位于三八线以南被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地区。此时，志愿军前方阵地已开始挖掘坑道式掩蔽体，不怕敌军用大批飞机、坦克掩护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志愿军依托坑道式掩蔽体，仍能给敌以很大杀伤。中朝军队在联司党委提出的“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导下，利用坑道与敌军进行激烈战斗。10月中旬，“联合国军”在西线的进攻被粉碎，志愿军歼敌2.2万余人。一个星期后，我志愿军又粉碎东线敌人的疯狂进攻。美国空军实施的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虽然给中朝军队的粮食、弹药供应造成严重困难，我中朝军队广大指战员充分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决心，节节抵抗，反复争夺，至10月底，完全粉碎挫败了敌人的秋季攻势。

经过两个多月搏杀，敌军向前推进了646平方公里土地，却损失了15.7万余人。双方兵戎相见，敌人并没有得到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的利益。在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的10月25日，已经中断了63天的谈判又复会了。这也算是给我志愿军送的“见面礼”！

（七）遣返战俘艰难谈判中的上甘岭战役

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谈判从1951年12月中旬开始。我方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全部遣返原则，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美方置国际公约而不顾，提出所谓“对等遣返”，坚持“一对一”的交换，进行“自愿遣返”。双方在大小会议上谈了将近一年都谈不拢，尽管朝中方面作了不少让步，但敌方仍顽固不化。会场上不见，战场上见。

根据毛泽东指示，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底，陆续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历时44天，歼敌2.7万余人，特别是取得的阵地攻坚的新经验对于今后作战具有重要意义。在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择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P75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期间，美方代表宣布无限期休会的当天，美军就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从而揭开了停战谈判乃至整个朝鲜战争新的一页。无论在与美军相搏的战场上还是相斗的谈判桌上，这都是双方具有最后意义的较量。

上甘岭位于“联合国军”占据的金化重镇北面。金化处于三八线中段，曾经是我军第五次战役争夺的重点。上甘岭与金化相距只有几公里，两地能够举目相望。上甘岭为中部地区最高峰五圣山（海拔1000米多一点）的前沿高地，是我志愿军构筑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寨，与盘踞金化的“联合国军”相面对峙。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就是企图突破中朝部队的这道中部防线，进入平康平原。上甘岭地区的两个高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前沿据点。如果说五圣山是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那么上甘岭则相当于守卫五圣山的“门神”。美军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门神”高地，进而占领整个上甘岭和五圣山，再长驱直入进攻平壤。美国方面虽已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权，但凭借地面装备优势和空中优势仍在做昔日美梦。我志愿军的军事装备、供给保障和作战经验已今胜昔远矣。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我志愿军为粉碎敌军“金化攻势”，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进行的坚守防御作战。在我军防守的这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动用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投入总兵力4萬余人，还有300多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对志愿军阵地轮番进攻和轰炸。在两个高地及附近地区发射了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两个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至2米，成为一片焦土。我志愿军也陆续投入了4万余人，动用各种炮近500门，发射了35万余发炮弹。外电评论，此战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是中国军队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

上甘岭战役持续43天，我志愿军防守部队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打得英勇顽强，愈战愈神。广大指战员先在地表阵地上与美李军反复争夺，给敌以重创;后又转入坑道作战，斗智斗勇。10月底，志愿军部队全线反击，经过25天浴血奋战，全部收复失地。我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胜利击退了敌军大小近700次冲击，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近300架。这次战役涌现了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等一批特级战斗英雄，成为“最可爱的人”的卓越代表。

毛泽东在1953年6月接见上甘岭战役主要指挥员秦基伟（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时，高度评价上甘岭战役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8]P113上甘岭战役创造的奇迹，连美国的军事专家和新闻界也不得不承认。参与策划“金化攻势”的军事专家哀叹：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美联社报道：“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金化攻势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多。”身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也低下了头：“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11]P264-265

（八）遣返战俘即将达成协议时不得不进行的夏季反击作战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打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谈判桌上来。拖延将近1年半的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由“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致函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终于在1953年4月上旬复会。此次复会，主要讨论朝中方面原先提出被搁置，这次由克拉克重新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这个问题由双方先后提出，说明基本形成共识，因此，经过5天谈判，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1953年4月下旬，代表团大会开会讨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我方先后提出的两个方案都充分吸收了对方的不少建议，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但是美方却出尔反尔，提出所谓“就地释放”、不直接遣返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反建议”，不能不遭到我方代表强烈谴责。谈判航船再次“搁浅”。还在谈判复会前，毛泽东就电告志愿军领导人员，我们争取停战，但准备敌人会拖下去。在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8]P85志愿军领导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作战方案作了部署，准备在6月初发动夏季战役反击战。

代表团大会中断后，我志愿军和人民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在前两个星期以打美军为主，在后11天则以打李伪军为主。因为李承晚还不愿停战，妄想武力统一整个半岛。连艾森豪威尔都敦促他接受停战谈判，说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12]P233-234打李伪军可谓“小菜一碟”，歼敌41万余人，几乎是此前打美军的10倍。同时，扩大阵地58平方公里。这样，李承晚暂时不敢妄动了，同意恢复板门店谈判。

（九）准备停战签字仪式时惩罚李承晚和美军演“双簧”的金城战役

1953年5月下旬，美方在代表团大会上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宣布放弃那个“反建议”，提出基本采纳朝中方面建议的新方案。5月底，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6月1日毛泽东复电金日成：认为可以接受敌方的这个新方案，只需在各项条文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6月8日，延宕已久的战俘问题，经过双方让步终于达成协议。它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愿望。

但就在这时，李承晚和美军演了一出“双簧”。他们从6月18日到月底，以所谓“就地释放”为名，强行将朝鲜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会议，商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问题，以及鉴于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决定在朝鲜停战前再给予南朝鲜军队以军事打击问题。次日，毛泽东致电谈判代表团，指出：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的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21日，毛泽东又电告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8]P119。

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中朝军队发起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李承晚军队。7月13日，中朝军队以1100多门火炮向金城以南李伪军阵地发起猛烈轰击。这次轰击所集中火炮数量之多、火力之强，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也是罕见的。中朝两军组成西集团、中央集团和东集团分三路迅速突破李伪军的全部前沿阵地，我志愿军一个侦察班奇袭李伪军“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次战役进行了两个星期，一直打到美国方面和南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为止。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打得非常漂亮，歼灭敌军5.3万余人，收复阵地160平方公里，敌人“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它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战俘遣返问题是影响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后一道障碍。它的解决预示着朝鲜停战谈判将画上句号。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至28日上午9时30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

历时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与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共歼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敌我伤亡损失比为17∶1。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我国开支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美中两国的这个比差非常之大，完全可以说是轻量级举重选手打败了重量级举重选手！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毛泽东在停战结束后一个半月的讲话中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志愿军的各军兵种都到了前线，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10]P175-176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讲得平实、通俗、生动、自然，寓伟大于平凡之中，融高深之理而直白浅出。他讲的上述意义不仅经受住了历史检验，而且凸显重要时代价值。有感于毛泽东的凿凿之言，观照历史的变迁、国家的发展、话语的俱进，笔者对毛泽东的论述作点阐发。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既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改革开放走向富起来、新时代走向强起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新中国成立，毫无疑义地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它结束了近代中国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略和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但是，站起来了的新中国是否可能再倒下去呢？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才九个月的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美国当局是不甘心退出中国大陆的。周恩来说：朝鲜战争不是我们预料的，可是也不应该看成完全不是我们预料的。“美帝国主义退出中国大陆，被赶出中国大陸，它是不会就此甘心的，必然要和我们较量，这一点我们是看到的。”[13]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两年九个月的极其艰苦的军事作战和政治较量，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100多年来的历史屈辱，使中华民族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新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建设、实行社会民生改革有了比较安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战争还没结束，国家就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启动了“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20多年艰辛探索，初步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一些高科技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世界上不多的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国，确立了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必要物质基础。这也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走向富起来、新时代走向强起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取得了新形势下以弱胜强的丰富军事经验，表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的人民战争思想仍然适用于现代化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就军事装备而言，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高度现代化装备不在一个量级上。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很为志愿军担心。党中央当初难于下入朝作战的决心，也有这个担心。毛泽东谈到这种担心时说：“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10]P173为什么不可怕呢？还是毛泽东说的真老虎与“纸老虎”问题。不接触它，它就是庞然大物要吃人的真老虎。接触了它，拿出武松打虎的本事，一招一式地跟它拼斗，最后这个真老虎就会变成“纸老虎”！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美两国军队面对面的首次比试。志愿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它狠狠地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中国军队的志气，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也说得好：这场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14]P378。

我们的志愿军是靠什么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呢？毛泽东回答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10]P173、174-175这说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思想没有过时。无论敌人的装备怎么优势，人民还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志愿军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在武器装备与敌人极不对称的条件下，经受了锻炼。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10]P150、175先后参与志愿军轮番作战的部队，累计达290万人，从中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也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法。这对于将人民军队建设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国防现代化思想，从而使“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移易的战略目标。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体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我志愿军入朝以后，“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我军光荣传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15]。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290万人都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践行者。特别是那些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的获得者，以及23万余名英雄、模范及有功人员，都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光荣代表。

其次，体现在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方面。志愿军入朝不久，全国就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随后又掀起了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广大适龄学生和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争先恐后参军入伍到朝鲜前线去。许多地方的翻身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贡献力量。抗美援朝运动中成立的抗美援朝总会，在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前线了解到我志愿军没有空军坦克参战、大炮数量极为有限，实际作战有很多困难后，财政负担很重的中央政府一时还不可能再拨款购买上述武器装备，便于1951年6月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2月，各界人民捐款总额达人民币5.565亿元，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充分地表现了浓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给予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物质支援。这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的胜利，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在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的胜利。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国度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的境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迎战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个严峻考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稳定和巩固，保卫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最显著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胜利的亚非拉人民，促进了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发展和凝聚。

抗美援朝戰争结束后，中国人民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战争取得胜利，1954年日内瓦会议签署印度支那和平协定。在亚洲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激励下，特别是美国侵略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失败，使长期遭受压迫的非洲人民获得极大鼓舞，大大加快了非洲革命进程。1953年7月，埃及人民获得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进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涨期。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充分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合作、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捍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会议提出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亚非国家日益走向国际政治舞台，标志着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后，亚、非、拉美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强化了这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

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看，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国，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严酷考验，才可以说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真正进入了全面崩溃的历史阶段。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殖民地人民解放和独立自由意识的觉醒，以及为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之间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受到极大的遏制。殖民地人民在获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都把追求和平与进步，推动本民族经济的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这个伟大进步，推进着世界历史向前发展。20世纪中叶以后，这支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力量就成为日益崛起的能够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发展中国家。

（五）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使其逐渐成为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个历史性的动态概念。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20世纪上半个世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但当世界性革命风暴和战争风云的社会基础弱化，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国家的社会阶级关系得到某种调整之后，和平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运动中就逐渐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一系列国际多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之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了20世纪下半个世纪的时代主题。尽管对这个时代主题的认识较为滞后，但回过头来审视历史发展脉络，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挫败了美国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削弱帝国主义的战争势力，给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增加越来越大的困难。毛泽东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说已蕴涵着时代主题在发生变化之意。随着和平与发展因素的不断增长，制约世界性、全局性战争因素的增长不断超过妄图发动世界性、全局性战争因素的增长而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朝着和平与发展时代方向的转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前就说过：“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1]P185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向全世界人民证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它也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任何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要想侵犯神圣的中国领土和主权是注定要失败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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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the Supreme Commander Who Made Overall Deployment

for the War to Resist the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SHI Zhong-quan

（Academy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In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Mao Zedong did not go to the front line，but he made overall deployment in Zhongnanhai，so actually he was the supreme commander in this special war.Mao Zedongs position as the supreme commander in charge of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was determined by the special mission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he two parties and the two armies，by the world situ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nd by Mao Zedongs personal traits such as his outstanding civil and military skills.Mao Zedong was the decision-maker in the five campaigns after the volunteer army entered Korea and in the four battles during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The victory of the war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eaning and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Mao Zedong;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supreme commander

（責任编辑：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