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关系，主要是和这个城市生活的人发生关联。诗人，情感敏锐而细腻，感知力更强，体验更深刻，也往往是通过他接触到的人和事，来感知一个城巿的世态、人情和诗意。

我是1989年8月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苏州的。

本来我和同为大学同学的女友一心想留在南京工作，也分别联系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临毕业那年初夏，恰逢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事件。女友是苏州人，她家里迫切希望我们一起回苏州工作，仓促间托人找关系落实接受单位。女友父亲的一位学生叫薛金坤（他后来在清代江南地契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出过专著），在人事局工作，厚道而热心，帮忙牵线联系，我才得以在该年8月底顺利到苏州市环境保护局报到上班。

离开南京“他们”文学社的诗友和我南大校园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苏州，难免有孤独感，但也并不特别感伤。虽然，南京的这些朋友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但毕竟多年相处，日日厮混，也会熟而生“厌”;加上年轻气盛，对未来还抱着一些梦想，总想换一个环境，生活在别处。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到苏州，我毫无疑问是先和少年时代就认识的诗友车前子接上了关系。

1982年夏末秋初，我和诗友杜国刚从南京到苏州找车前子玩，之前，我和车前子已经通过南京《青春》杂志的编辑吴野先生介绍认识，彼此通信联系已有一年多时间。那时，车前子的家在苏州通关坊七号公安系统的一栋老楼里。我们俩就住在他家二楼厢房里。他向当时的工作单位花木公司请了几天假来陪我们。记得我们一起逛了沧浪亭、网师园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古典园林，见了他往来密切、正在从事创作的同龄朋友。我们还创作了几首同题诗，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表在《青春》杂志上的组诗《三原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和车前子曾在南大校园里有过交往，但密切接触应该是我大学毕业来到他生活的城市苏州。当时，他和诗人陶文瑜在苏州桃坞职校当文学函授老师，离我工作的单位苏州环境保护局（当时局里在建办公楼，租了阊门饭店的房子办公）很近。午休时间，我常常跑过去喝茶聊天。之后，交往的圈子逐漸扩大，认识了苏州的一批先锋艺术家们。比如，画油画的王绪斌、刘越、夏伟（夏回），刚从南京艺术学院版画系毕业来苏的丁向东，同为南大中文系同班同学的诗友刘立杆（他很快又调回南京了），1980年代初就在苏州十全街开画店的刘定国，在万年桥畔开杂货店的文青老板祝效平（后来转向家具与文物领域），喜欢写诗和译诗的冯军，和车前子一样拄着双拐的诗人叶球等。这是我在苏州接触到的第一批朋友，也是张开双臂欢迎我的朋友们。

在这个先锋圈子之外，和老一代的苏州文化人陆文夫先生是慢慢接触认识的。

记不清是1989年还是1990年了，我作为服务人员，陪同陆文夫、钱晓萍、张美芳等五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了苏州环保工作两天。我随身带了一本《苏州杂志》创刊号，请他签名留念。一路上也聊过几句。我说我和他的老友、作家方之的两个儿子李潮和韩东相熟，我问他是否读过韩东的作品，这个话题我们没能进行下去。我感觉他对陌生人还是有一些戒备的。后来，因为平燕曦、陶文瑜、叶弥先后进了《苏州杂志》社当编辑，我有时会去杂志社找他们聊天，逢到陆文夫先生在，我们就不敢太放肆。

有一次，我们正在说笑，陆老师走进来和一位编辑说事儿，我们立马都安静下来。陶文瑜嬉皮笑脸地冲着陆老师说，陆老师啊，我们阿是蛮懂事的呀，你年轻的时候阿有我们这么老实？陆老师伸出两只夹烟的指头，朝着我们比划了一下。那是不跟他废话的意思，转身去了他的主编室。

和陆老师接触稍多点，已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尤其是病重住院期间，我陪陶文瑜去病房看过他几次。最后一次印象尤深，他在苏州第四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里的一间单独的房间里，消瘦得已脱了人形，艰难地吸着氧，眼睛也已失了神。他认出我俩，手已抬不起来了，干涩的嘴唇努了努算是打招呼——

和苏州老一代诗人、作家还有些联系的如朱红、程彼德等，但是说不上有什么个人交情，交流很少。和朱红先生有几次见面聊天，印象中有诗人长岛在，听他讲过他和当时诗坛几位名诗人的交往，因为我均不太熟悉，读他们的诗也不多，过后没留下印象。和诗人叶球等几个人一起在程彼德先生家听他聊过外国文学翻译，当时感觉他的视野挺开阔的。可惜，程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

也和当时几乎算是崭露头角的一些艺术家有过交道，比如于少平、虞村、吕美立、徐思方、薛亦然、王稼句等等。

之后，周亚平来苏州电视台工作并成为了车前子的妹夫，和车前子、陶文瑜，这就构成了我到苏州后最早参与的诗歌小圈子。

古人所谓的“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我到苏州后，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慢慢和陈霖（林舟）、曾飞鸣、曾一果、苏立树、王尧、季进、荆歌、黎小锋、叶弥、朱文颖、臧北、苏野、李德武、杨明、王啸峰、刘湲、丁及等本土或外地迁居苏州的艺术家成为来往较多的朋友。也有离开苏州后又回来的，也有曾在苏州短暂居留过的，前者如范小青、戴来等，后者如林建法等。

和《他们》这个群体中的朋友们通过通信联系的认识方式不一样。命运让你在苏州扎下根来，并和生活于其间的人发生交集，你慢慢结缘，磨合，确认，有些新朋成为了老友，有些疏于往来成为过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和文学曾经有过乌托邦理想的性质，整个社会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有一种对人文理想的追寻冲动。那么，在九十年代，全社会有一股重商主义倾向，诗歌和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有的诗友明显感到不适，渐渐自我放逐，归入隐士的行列。还有一些诗人们成为自由职业者，走南闯北，每天的生活信马由缰，无拘无束，呼朋唤友，无酒不欢，无聚不醉，过着古代诗人的诗酒人生。

由于我的一批老友、同学在九十年代渐渐离开体制，辞职专事写作，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压力，当然，这其中也有我对工作的不适和焦虑，有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我都有辞职回家写作的念头，一度十分强烈。但女儿的出生，家人的反对，让我慢慢稳定和平复下来。

一些南京时期的老朋友有时也会来苏州一聚，又如韩东、于小韦、李冯、贺奕、朱文、刘立杆、吴晨骏、鲁羊等。正好，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杨明从南京调至苏州工艺美院了，他们来，会一起聚一下。杨明在苏州或者外地的雕塑展，我们也会相约一起去观摩。

说起来，作为一个诗人，我的现实生活真的是平淡无奇。我和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班女生（其实中学时期就认识了）一起毕业后从南京到了苏州，工作、结婚、育女，节假日回家探望父母、妹妹，平时也经常和父母通通话，偶尔外出旅行或者去看望几个多年的好朋友，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

人到中年之后，生活更有规律、更简单，戒了烟，不熬夜，尽量素食，增加了早上、中午的健身长跑，有一两年时间晚上有时游泳，临睡前打打坐。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每天跑步10公里，双休日则约王啸峰、李勇、王晓峰等几个跑友到环太湖大堤上练习长跑。写作虽然说更加自觉一点，但是无法固定与强求，只因为诗歌常常需要等待靈感的降临与眷顾。

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改变喜欢做点白日梦的习惯。写诗就是这样的白日梦，既是一场自娱自乐，也是一场自我搏斗、自我矛盾的白日梦。有的年份会写得少一点，个别年份甚至一年只有几首诗。比如刚刚毕业从南京到苏州后的一段日子。也有的年份连续疯写几个月都有过，每天都有写作的欲望。我感觉，有时候诗歌走在我的前面，有时我又落在诗歌的后面，诗歌的牵引力或大或小地在生活中发挥着奇怪的作用，使我在直面生活和现实时有了一点点的痴气和傻气，这点痴气和傻气就是所谓定力，不至于在生活面临压力和挑战时，临事六神无主、张皇失措，也让我不至于被所谓的“时代精神”轻易裹挟而去。

苏州，作为个人的诗歌地理，进入到我的生活与创作之中。这座江南城市的气质和这座城市里的人都影响到了我。

举个例子，去年过世的诗人、作家陶文瑜，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数一数二的好友，他笔下的文字精确地描绘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是他和像他这样的朋友们，让我喜欢上了苏州。他临终前一天，我去医院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小海，谢谢你。兄弟一场，就此别过。”几年前，和我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岳父和我匆匆告别。当你的亲人和朋友慢慢开始和你告别时，他们必然会和这座城市一起留下来，直到我自己也失去记忆，直到风把我和我的诗歌一起刮走。

小海，本名涂海燕，1965年生于江苏海安。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村庄与田园》《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北凌河》《大秦帝国》（诗剧）、《影子之歌》（长诗）、《Song of Shadows （影子之歌）》（英中双语版）、《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对话录《陌生的朋友：依兰-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随笔集《旧梦录》等。获得《作家》杂志年度诗歌奖等奖项。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