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自勇

魏征历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乱后重建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化，崇尚实学。魏征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显出历史价值。

唐德宗是安史之乱后颇有作为的一任皇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檢勘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们名迹崇高者，魏征居宰臣一等第五位，这是高宗以后官方首次明确给予的定位。

魏征历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给后裔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如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征五世嫡孙魏猗授湖州司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征四世孙魏可则授南阳县尉。这都属于额外恩典，没有走正常的晋升程序。在中晚唐诸帝中，唐文宗对魏征最为尊崇，这为魏氏中兴创造了机会。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征五世孙魏謩中进士，成为同州刺史杨汝士的僚佐。两年后，杨汝士升户部侍郎，当时文宗急切地想复制如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君臣关系，积极寻访魏征之后，杨汝士趁机推荐了魏謩。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为右拾遗。唐宣宗即位后，魏謩备位宰相。唐宣宗经常说：“魏謩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更重之。”可知其重用魏謩，和魏征有很大关系。

从中宗到玄宗开元前期，由于“贞观故事”成为朝野共享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官方开始主动提升魏征的历史地位。此时，统治者对魏征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认为臣下敢于进谏、皇帝勇于纳谏，这就算是恢复“贞观故事”了，也就是说，“贞观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魏征也被符号化了。这势必造成一种可以预见的后果：一旦皇帝对“贞观故事”不再感兴趣，官方对于魏征历史地位的评价自然会下降。开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征就处于这样的境遇。德宗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魏征的历史价值再次凸显出来。

（选自《华声观察》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