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日方

摘 要：作为八十年代兴起的女性作家，方方在她的创作生涯里，始终贯穿着对暴力现象的文学叙述。方方用暴力叙述临摹现实百态，表达了她对人性生存的现代哲学思考。本文选取方方的部分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并结合叙事学、巴赫金狂欢理论等知识来解读暴力叙述的特征及其美学效应，由此探讨暴力叙述的合理性，从而丰富暴力叙述的美学研究。

关键词：方方;暴力叙述;审美效应

一、独具匠心的暴力叙述

方方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描写世俗生活，她立足于现实，将生活的场景艺术化，在生活的常态中随处可见暴力的影子。方方着力还原人的肉体或灵魂受到戕害时，观者能感同身受体验到人物的心理恐惧和生理剧烈反应。方方的小说极其注重人物是如何被暴力施虐的过程，一道道死亡的风景冲击着观者的视觉。

《风景》中将二哥的自杀过程详细地描述出来，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将二哥上大学、当建筑师的梦想幻灭了，同时他深爱的杨朗背叛了他，种种打击让“他的生命又凝固起来”。“他的为生命而涌出的痛苦又顽固地拍击着他的心。他想起扁担山上那副青枝绿叶黑坟白碑的图景，也蓦然记忆起自己关于生命进入高一层次的思考。那个夜晚他便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血管。他将手臂垂下床沿，讓血潺潺地流入泥土之中。……二哥那一刻睁开了眼睛，清晰地说了一句‘不是死，是爱！然后头向一边歪去”[1]。

将生活中的暴力过程一览无余地展现，极尽渲染，方方悬置了常规的价值理念和人道主义同情，对暴力及其死亡场景的描写以原生态方式呈现给观者，如临其境。作家站在幕后，观看人生百态，勾勒暴力场面，想象暴力细节，呈现在场人物表现，形成文本暴力的叙述焦点。

方方以其诡异多变的艺术想象和灵动飘忽的审美感应，对原本让人不堪直面的暴力场景进行诗意的描绘，运用通感、隐喻、杂糅、意识化、魔幻化等手段，反常规地伸缩、变形原意表述，悖离惯常的叙事藩篱，打破读者阅读期待，营造陌生化的意境。如在《奔跑的火光》中描写三伙的笑声：“三伙一边看得哈哈大笑，他笑起来像风声呼啸，那风从你头上刮过时嘶嘶炸响，让人恍然觉得他的肠子正在被他一根根地笑断。”“三伙乐了，高声笑起来，又有嘶嘶嘶的声音从英芝头上拉过，跟拉锯子似的，令她头疼”[2]。能将笑写得如此毛骨悚然，将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化为一种具象的感觉存在读者心里。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依然淡淡地，没有笑容没有愠怒。她低着头默默地吃着饭，雪白雪白的饭粒在黄苏子眼里依然是一粒粒鲜红”[3]。通过饭粒的色彩异化来表达沉默的黄苏子内心极具压抑的痛苦和愤怒。

《暗示》中叶桑看到初升的太阳一刻，内心涌动出投海自杀，将内外两种澎湃的境界完美融合到一起。“当一个通红通红火的球‘波地一下跃然于水面时，当远处的红色一直波及到她眼皮底下时，叶桑升腾的欲望已锐不可当。我就是这水。我就是这水上的火。我就是这激流。我就是这燃烧的天空。她如此想过，立即感觉到自己身忽飘飘，轻如飞燕，相随云雾，飙升而去”[4]。方方面对死亡的叙述采用了一种反常规的，富有诗意韵味的笔法，由此达到一种另类的美学境界，痛苦与血腥不再是我们通常感受的，诗意叙述下，暴力被升华为一种不可捉摸、却又让人欲罢不能的释放。将自杀的过程化为温情脉脉的叙述，使得文本处在强大的张力中，让人产生强烈的反差对比，营造出强烈的陌生化意境。

在暴力叙述中，方方精细地把握了时间、视角等叙事技巧。小说节奏因为倒叙、补叙、插叙等叙事方式的大量巧妙运用、或延宕、或增速，或忽略，从而使得小说故事时间充满张力，在不断切换、闪回、拼贴的叙事时间中，配合着作家思维走向，呈现出不规则、立体化、多样性的复杂姿态。

《风景》通篇都是暴力叙述，整个小说以现在的七哥状态展开叙事，描写了七哥是条“发了疯的狗”，对儿时所受的一切进行“残酷报复”，再追溯过去的故事，一步步道出七哥整个家庭的暴力背景。在过去的故事中，又插入之后的故事，如此在时间交错中，交代完七哥这一家人命运，又最终回到一种恒久的时间状态中。这种顺叙、倒叙兼顾的叙事时序不断变换故事场景，造就时间形态多维重叠、变化，变换交错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由此呈现一种现实与虚幻、生存与死亡、过往与未来的历史交错感，苍茫而又真实。

在此，小说叙述时间具有极强的心理化和意识化特性。方方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放慢时间速度，“如实地呈现了小说人物的意识以及在感观、刺激、记忆、联想等作用下所呈现出那种紊乱的、多层次的立体感受，使读者始终体验着作品人物所经历的那个时刻——心理时间”[5]。如《暗示》中叶桑的死亡，死亡的过程只是刹那间，而作者却将这一过程和着太阳升起一起描写，极其缓慢地诱导出人物心理，将叶桑那刻复杂、不可言说的内心感受完完全全地烙在读者心里，触目惊心。

方方的暴力叙述常采用外视角的叙事方法。这种叙事策略将暴力过程畅通无阻地叙述出来，描摹现实存在而不作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叙事方式大大减轻了作家的写作压力，舒缓了神经紧张，保持了作家的独立态度，避免过多的情感杂糅其中。

如在《随意表白》《水在时间之下》和《祖父在父亲心中》中叙述者“我”以一个旁观者或见证者身份来叙述故事主人公雨吟从渴望爱到对爱幻灭的变化过程，水上灯悲苦的一生，以及祖辈和父辈两代知识分子所受的不同暴力。外视角的叙述策略使暴力过程得到较为客观可信的叙述，暴力展示有的放矢，从而悬置了主观情感的参与、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

特别是在《风景》中，小说以一个亡灵“小八子”的身份作为视点人物，来观察讲述普通小人物家庭的生存状况。小八子不参与故事发展，他所呈现出的家庭世界是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较为客观。与此，小八子的主笔者将她的深切情感意识深藏在笔端，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中，丰盈地描绘出一个独立却又暴力的精神世界，人人在抗争、却又那么无力、可笑。可见，小说世界深藏着作家运筹帷幄的匠心和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