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020年春天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波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未结束。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当然也作用于文学。疫情给文学和文学产业带来了哪些影响？疫情之后，文学和文学产业又将会何去何从？本期“非常观察”特邀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先生主持。丛治辰先生广泛邀请了作家、批评家、教授和编辑记者，就上述话题展开了各自的观察和思考。受邀嘉宾的回答极为真诚和丰富，足以看出疫情对人们心灵的触动。由于版面有限，不得不做出删减，在此向受邀嘉宾由衷致歉。

一

丛治辰：2020年春天突如其来的这场新冠疫情，给你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改变？

宁 肯：因为很宅，又住郊区，总的来说改变不大，但细想改变还是很多的，比如剃头。我竟然学会了给自己剃，剃得还蛮不错，看上去很新潮。我在网上买了电推子，原来以为很贵，结果很便宜，比电动剃须刀还便宜。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剃那么多年头看也看会了，结果一上手非常顺利，再也不用跟不断被迫更换的剃头师傅废话，怎么满意怎么剃，后边蒙着剃都剃得不错。戴口罩就不用说了，但有时到小区商店边上忘了，又回去取。每天散步找人少的地方，对面来人立刻躲开，见到人就觉得是威胁，讨厌人。另外，没做过一次旅行，出过一次差，进城不多，至今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地铁，到哪儿都是自己开车，也没坐过飞机。往年一年怎么也得去外地几次，今年一次没有。新冠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写作，更好的理由写作，写作更慢，更纯粹，更多是冥想，或对词语搭配饶有兴趣，对次序结构的拆解、试错、重来着迷，几乎变成一种修行：词语与结构的修行。我觉得我有大量的时间，用不完的时间，时间极纯粹，没任何功利。如果没有新冠我觉得我很难做到这点，这么纯粹，在纯粹中体验无比的快乐。

张 楚：有段时间，小区允许两天一个家庭一个人外出采购，因此以前每天河岸步行五公里的习惯被改变，变成了晚上在小区内慢跑。孩子每天上网课，我每天闷在家里读书写作，所有的交往都变得奢侈，有时朋友网约喝酒，对着手机镜头干杯。我每天喝一两白酒，一边喝一边看电视新闻里播报的疫情最新状态，日日盼着疫情早些结束，病人早些康复。我记得在网上给大学的创造性专业的学生讲过课，参加过一次网络新书发布会，学会了使用腾讯会议室。爱人在老家下沉，我们父子俩一起在天津生活了将近两个月，他成长得很快，我也更了解他，心里温暖而欣慰。

王 虓：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开始关心蔬菜和粮食，过去习惯了到超市购物，“想买什么买什么”;疫情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只能“有什么买什么”，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一种恐惧短缺的心理因子，还引发出以后会不会“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之类不好的联想……好在现实打消了这些联想。

张定浩：从二月下旬到五月底，上海小学不开学，在家网课，除了电视授课之外各种作业都是通过各种学习App下达和提交，结果就是平时不怎么使用电子产品的女儿深度沉溺平板电脑，视力急剧下降。小朋友缺乏自控能力，每天需要随时监督，只好和她斗智斗勇到心力交瘁。还有就是饭局数量骤减，日常作息变得更有规律，人也相对健康一点了。

刘大先：被动地在家待了七个月，哪里也没去。一家人窝在一起，彼此之间会互相干扰，我几乎无法进行完整的阅读与宁静的思考。在一开始的几个月，因为过度关注扑面而来的各种正负面信息，给我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精神伤害，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靠酒精助眠。当后来发现这并非一个短期就能快速解决的问题时，我意识到必须要学会面对，于是开始在小区后面的河边跑步，锻炼身体，这很有效果，至少精神状态好多了，精神状态改观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写作了。不能出门尽管让人抑郁，倒也避免了一些繁琐的人事与社交，所以后来这段时间倒是写了几篇东西。

沈 念：我原本就是个比较宅的人，新冠让我变得更宅了。可真正因为疫情“禁足”，这道无形的枷锁，又令人浑身不适、压抑，陡增对“外面”的渴求。说到具体改变，可能与多数人相似：身边多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它的名字叫口罩，习惯了戴着它外出;小区隔空层多了快递柜，拿快递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无接触取件;应酬几乎没有，很多的聚会和问候都变成了“疫情过后，下次再约”;享受到一种迥异过去的购物环境，超市人流稀少，交谈变得轻声细气保持距离;阅读的数量和速度明显提升，电脑中多了几个成品小说……内心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春节那段日子，大街上空无一人，世界变得如此宁静，望着书房外的日出日落，像是等待末日降临，对世界和周遭产生强烈的荒诞感。

徐晨亮：和大多数同胞一样，那段坐困愁城的时间，突然的中止、脱轨与变速，曾带给我晕车般的体验。在安抚家人、抢购口罩、囤积物资、一遍遍刷新手机信息、为身处疫情漩涡的人们揪心之后，强行坐定，重新打量工作与生活，自然也有不一样的体会。我的职业是期刊编辑，选稿、编稿等工作基本可仰赖各种办公与通讯软件进行，在编辑部成员各自居家办公的那几个月，大家通力协作，克服后续流程上的困难，还是保证了刊物的按时出版;工作本身无形中也缓解了隔离所带来的焦虑，维系了个人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链条。

金赫楠：相当多的改变，一些近期生活安排和计划变动了，比如寒假带孩子去北京出游的安排，比如春节期间原本计划的各种亲朋聚餐。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人生理念发生了变化。比如，最近一年来我最大的关注和焦虑所在，原本是家里两个孩子小升初能否顺利进入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那所学校、最好的那个班——家里双胞胎儿子升入六年级之后 ，我几乎每天都在为小升初劳神费力，他们每次排位赛的成绩都严重影响我心情的喜怒哀乐。现在回头去看，那個时段对名校和尖刀班的渴望已经成为我的执念，好像这个事情实现不了天就塌下来。而新冠疫情，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内心的疼痛、不安，生命的脆弱、灾难的残酷第一次如此真切而凛冽地呈现在自己面前。这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死生之间，当真什么都是浮云;能够健康、如常地生活和大笑，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和幸福。小升初，名校，这些之前心心念念的东西，似乎一下变得没那么重要。是的，很多以前在意、执着甚至沉溺的东西，在经历这场疫情之后，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出生于1980年的我，在40岁这一年，似乎才真切体会到深沉的人生况味。坦白说，我怀疑自己看待世界的目光因此在发生质的变化。

樊晓哲：首先就是欲望被迅速分层，很多需求被意识到不是必需。然后，消费就开始减缩，最最基础的生存需求被重视。这是物质层面的变化。精神方面的，是对惶恐持续的不适应，人的自以为是和微弱同时都显现得非常清晰。对于亲人朋友等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更深的依赖。平素的生活方式是否健康和有益，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检测。

来颖燕：生活的节奏被突然打乱，许多日常事务，比如出行、聚餐、看病突然都被悬置起来，原本再正常不过的行径，都被迫紧张而且小心翼翼。这凸显出生活里太多的习焉不察，它们细碎但原来根本不可或缺。所以，疫情在遮蔽了日常的可能性之外，也格外突出了它们的重要性。

项 静：生活一下子停顿下来，有一个月是足不出户的，小区里特别安静。第一次听到人声是社区组织发放口罩，兴奋地冲到阳台上，看到组织者拿着扩音器维持秩序，排队的年轻人裹得严丝合缝，口罩、护目镜和塑胶手套是标配，默默地边滑手机边等待，就像网上所传的图片，排队排出了欧洲的感觉，老年人彼此认识，远远地打招呼，抱怨疫情，也像是庆祝劫后余生，第一次觉得有点感念人声喧哗。接下来是工作，第一次上网课，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第一次跟本科生上大课，先是拒绝，后来无望地接受，隔着屏幕跟几十个学生讨论当代文学，有时候断线了自己对着屏幕张牙舞爪地继续讲，要靠助教打电话通知才知道。上网课不能停顿，不能设想学生的眼神，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有一部分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有的可能还躺在被窝里，但是停顿的时候一个人面对着屏幕会特别紧张和尴尬，特别盼望日常的见面，打个招呼，回个笑容。另一個改变是我几乎自动从微信朋友圈转到了微博，微信对我来说只有联络功能了，很少看哪位朋友出书或者刊发什么文章了。接下来是出行的困难，原本计划好的暑假回老家住一个月的计划和夏季旅行取消，单位需要报备，种种不便于是放弃，蜗居在家，厨艺没有任何进展，也没读几本书，2020年我几乎觉得是荒废了。

李蔚超：没法与直面疫情的人比，不敢和因为疫情赚不到钱的人比，想到这些人，我的确有一些不安的侥幸，我顶多算提前体验了一把退休滋味。但还是不一样，我感到脆弱，我知道。身为女人，疫情下的隔离生活，首先要求我放下社会角色以家庭身份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此同时，社会角色的标准和要求并未停止对女性施加作用，侥幸如我依然深感疲惫不堪，可以想象承担更多生活负累的女性的处境。居家办公的经验，对很多女性来说意味着同一时刻要扮演母亲、孩子的教师、妻子、劳动者的角色，不容易的。

马小淘：最开始，我原计划春节假期和妈妈去厦门玩，所以腊月二十九我主要在退机票酒店。但这个时候还没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毕竟也是经历过非典的，觉得大概就是两三个月会过去。旅行泡汤，每天在家看电视刷微博试图了解疫情的最新消息，由于和家人时时刻刻待在一起，还和我爸产生了比较激烈的唇枪舌剑。

后来最具体的是做饭做得非常厌烦，从一月底到五月，我都没有在饭店吃过饭，也没叫过外卖。因为以前也是在家做饭比较多，一直误以为自己会做挺多菜的，连续做了十几天就发现竟然没什么保留节目了，几个月里做饭做得非常厌倦。周围一些平时不做饭的朋友都开始征服油条、包子、糖三角了，我也没尝试什么新品种，发现自己在做饭这件事上确实是资质平平也没什么野心。菜市场、超市也不去了，都是生鲜外送。今年都过了四分之三，我只去过不到五次超市。习惯性和人保持社交距离，看到口罩戴得不严的，总想离他远点。另外就是找了个收纳盒来放口罩，以后相当长时间都会让家里保持比较充足的口罩储备，所谓丰年不忘饥年，屡屡秒杀口罩失败是我二月份重要的挫折。

董夏青青：这场疫情对我的具体改变大多发生在精神层面。疫情暴发，我和所有人一样，在毫无身心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这场人间课堂。根据单位要求，我在家两个半月没有出门。起初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消化新闻和自身情绪。一天晚上，我给父母念了一段新闻，父亲突然站起来，说我们各自回屋哭一会儿吧。第二天，我打开电脑开始修改那段时间在写的中篇小说。小说里写到一段和湖北黄冈中学有关的经历，我想，得留住当年给我最珍贵善意的校长、老师们的模样与场景。我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平安、无法给予任何报答，那起码记下他们身上的光，让这光穿透内心穹宇，给我力量。在新疆的工作生活经验帮助我尽快调整过来，之后开始大量阅读，恶补以往不熟悉的政经类知识，并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支撑。

孟小书：疫情暴发后，一直是在家办公状态，直到前些日子才恢复了坐班制。幼儿园至今还未开学，但据说九月初也就开了。由于孩子白天在家，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看稿子和写作时间基本都是“挤”出来的。其次就是和朋友聚会，在外吃饭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带孩子外出时，总是会小心翼翼，看谁都像新冠疑似患者。

二

丛治辰：具体的事件一定会过去，但是却会留下持久不能磨灭的历史划痕。在你看来，这场疫情会对社会生活、人群心理乃至于人类历史，产生什么样的持久影响？

宁 肯：我没想过这些，真的没想过，我觉得这些不是我的事，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事，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那话说得有味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话以前我不太理解，现在理解了很多。事实上正相反，哪怕新冠最让人不寒而栗时，我的目光都一直投在过去、早年，我在写童年时代的一组小说，我觉得我对过去更有义务，对过去的“发现”有种非我莫属的责任。

张 楚：疫情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关系。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现在浮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后面到底如何，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今天的疫情数据是全球累计确诊23782572人，累计死亡813570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还处于水深火热中。

王 虓：我一直认为，遗忘是人类心理最强大的机制。我们经常跟自己说，一定要记住某事，但很少会说，咱一定得把某人或某事忘了——有趣的是，通常二者都会失约——人一直在记忆和遗忘之间搏杀，能够取胜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少。历史不会骗人，只是人类常常试图欺骗自己。我们只需要看看2003年非典之后，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浮现眼前。

张定浩：卡尔·施密特说过，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敌我。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不相信这个话，今年的国际局面或许会让他们有所改变。

黄德海：如果不嫌夸张，我想说，这次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此前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后必然要经过感受和理论的检验，诸多已经产生并发展了五六百年的社会思想，将在这次疫情之后经受巨大的考验——新的思考和表达形式将出现。

傅小平：疫情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冲击，对人类历史走向造成的某些改变，我们其实都已经见证或亲历了。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居然就这样猝不及防和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件迎面撞上。人类历史上这般真正波及全球的事件，恐怕还没怎么发生过吧，即便是一战、二战，也只是席卷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按常理讲，这次疫情更应该让人们觉得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实际的情况是，前些年我们还乐见已成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国家和地区局势看，开放和拥抱的姿态少了，代之以关门和阻隔。就人群心理看，人与人之间信任感降低了，相互设防多了。这似乎不是好现象。不管怎么说，我们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是好的，但让心灵也戴上口罩，就不那么好了。

刘大先：我相信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这次新冠疫情以及相关其他自然与社会灾难、政治冲突的叠合，会使得202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拐点，我们可以观察到20世纪末展开的全球化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跨国资本与金融贸易的收缩，民族主义、宗教基要主义，以及弱势族群的平权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都指向于一种新的全球秩序的变革。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新媒体技术与新型物流带来的居家生活、远程办公、gig work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形态;外贸、电影、旅游、餐饮、服装等行业损伤惨重，会波及到其他行业，带来失业潮，也部分地影响到此前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消费主义观念;风险与不安全感可能会长时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而这种个人生活与情感心理又反过来激化了曾经存在的一些矛盾，比如种族等级、文化与信仰差异、民族与地缘政治矛盾等等。可以说，疫情以及它所触发的是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社会改造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平衡与协调的机遇，这中间自然会产生观念与实践中的冲突，并且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明晰与确定的解决。

沈 念：我希望这种影响是对人的反思能力的提升。人作为世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科技、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已经让人有些膨胀、自负，以为无所不能。新冠病毒的出现、持续、蔓延，终于让人发现对抗、控制、逃避的难度以及生活的异常状态，比如改变了出行、工作方式，比如一个叫云经济的概念爆炸似的普及到日常之中，比如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食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链受到破坏，又比如人际之间的交往没有了温度和直面的情感表达……不管人们对这种形态持何种乐观或悲观的解读，内心一定是多少存有阴影的。但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回眸历史可以看到，就是与疾病不断搏斗并战胜它的螺旋式上升路线。

徐晨亮：常态与突发事件的戏剧性对比，往往会强化我们的“历史化冲动”，想象自己身处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之中——“9·11”与“非典”之后，都出现过类似的总结，现在也许可以拿出来验证一番——然而，从新冠疫情暴发到蔓延全球，几个月来我们经受过那么多感官和精神上的冲击，仔细回想，“脱轨”就等同于历史轨道与方向的改变吗？很多时候，倒像周作人说的，“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怎么样了”。重复上演的前现代式隔离、中世纪式猎巫，痼疾般贯穿人类群体生活的颟顸、昏聩与错乱，一再“打脸”了那些宣称“后人类纪”来临的预言。此刻“紧急状态”可能带来的改变和影响，有些可能只是“常态”之下隐藏线索的延伸，所以，我很赞同这樣的提法：“例外状态成为时间常态的间隙，也给我们以契机去反思‘正常之中的不正常。”

杨庆祥：我专门就此话题给《中国新闻周刊》写过一篇文章，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这为法律和文明所不容——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第二，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金赫楠：也许人类就此会放下一些狂妄和偏执，重新来评判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把握，重新去界定和追求生命中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人们也许会因此重新定义诸如“自由”“欲望”“安全”“幸福”等一些基本概念，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也许会深刻地改变当下人们普遍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世界大格局。

金 理：吹哨人李医生去世当晚，我边看微信边流泪（想必不少人和我一样）。哀悼之外，更有一种深深的、连带在其中的耻感。我想经此一“疫”，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几个月过去，我又觉得自己未免高看自己了，也许人类总是习惯于、倾向于在常态、故态、固态中生活。可是，一边是积极回复常态，一边是“第二拨疫情暴发”之类利剑高悬，我们始终生活在一种随时会被改变的状态中，没得选择，我们必须保持某种紧张感。当然，或许这也是一次契机，就像孙歌所言：“生活于临界状态，意味着不断揭穿自我欺瞒和直观的假象，意味着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和表现形式，不断打破感觉的惰性，保持对状况的敏锐观察力。”

黄 平：第一点是全球意义上技术与政治更为紧密地结合;第二点是“人”更被理解为一种生物。这两点并不是疫情带来的，但是被疫情所大大强化了。在这种影响下自由主体意义上的个体化陷入危机，但与此同时人与人的隔离也被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