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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海丝之路”:甘棠港

2020-11-20 02:03:55 福建文学 2020年11期

林庚

福州(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连江县五代时期开辟的“甘棠港”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朝成为闽省海上丝绸之路起碇点,不仅发挥着中外经济贸易通道的历史作用,还促进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

闽王王审知为了向中原政权顺利进贡,于后梁开平三年(909)改海路,“自登莱朝贡于梁”(《新五代史·闽世家》)。

登莱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市和莱州市。福州到登莱的海路,即福州——温州——台州——明州——登莱的海上远航路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朝贡路线。王审知在确保进贡海路畅通的同时,扩展海外贸易,将其收入用以支撑闽地政权。王审知鼓励海商经营东海航线,与日本、琉球、高丽、新罗及南洋诸岛国等通商,并通过朝贡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把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此,王审知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任命精明强干的刘山甫为节度判官,负责开辟福州外埠出海交通贸易航道,使过往商船直接到达当时八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福州城下。航道开辟工程始于唐光化元年(898),到天祐元年(904)才完成,历时6年之久。这条航道被唐昭宗赐号“甘棠港”,江海通泮,繁荣了当时的福建经济。

《康熙字典》引证《唐韵》《集韵》《韵会》《正韵》等古字书,指出“港乃‘水中行舟道”,而非固定的码头、道头之类。“甘棠港”实际上是一条航道。不少学者考证认为,“甘棠港”即今闽江入海口(闽江与东海接壤处)的外海——连江黄岐半岛与马祖列岛之间航道。

黄岐半岛航道、西连敖江航道、南通闽江口琯头港航道,与福州港相连,自古以来是外海交通的重要航道。古代由福州港外航北上浙江或日本、朝鲜等国的船舶,大多要经过黄岐半岛水域。宋代连江境内浦口、魁岐等地盛产陶瓷,由敖江口经黄岐半岛航道,运往古琉球国(时为中国属国,今日本冲绳县)等地。黄岐半岛的定海湾,就是著名的历史古港和番舶地之一。元代定海设有巡检司。湾内水域宽阔,湾口向南,潮差小,避风浪,锚地好。其四母屿锚地水深10—20米,外国巨轮多在此候潮进入福州港。定海附近的沙滩长约500米,距岸400米,水深3米,半潮以上可供中型船只抢滩作业,有不少渔船、商船云集于此。明代琉球与福州贸易频繁,琉球向明朝进贡请求册封,明礼部派册封使前往琉球,都在福州举行迎送仪式。舟船往返亦多经黄岐半岛水道。马祖列岛则是航路上的指标,船只进出福州和连江在马祖列岛等候潮水。清末陈寿彭编译的《中国沿海险要图志》中写道:“定海与马祖停泊甚稳,以避烈风候潮而后入江。”

明万历十四年(1613)刊印的《福建运司志》,有定海港、北茭奇达港、壶江港、连江港等图版。从这些图版中可以知道:舟船往返亦多经黄岐半岛航道,这就是“甘棠港”遗址。

黄岐半岛航道周围大陆性岛礁发育,地形较复杂。《重纂福建通志》载:“黄岐岸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往来,多触覆。”古代缺乏导航设施,因而有不少商船在此触礁沉没。这跟唐天祐三年(906)敕建王审知生祠时由侍郎于兢所撰《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说的“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相符合。永泰《张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张睦(曾为王审知外贸官员)事迹时写道:“先是郡之黄崎港,有巨石最恶,为舟楫害,番船患之,贸易罕至,国用日蹙,及公莅政,多方设法去之,忽一夕巨雷击为港,人皆为闽王与公德政所至,号曰甘棠港。”这是民间谱牒佐证资料。

黄岐半岛航道历代船运往返频繁,沉入海底的遗物非常丰富,在定海湾至黄岐湾约120平方公里的海底水域均有发现,遗物品种多,分布范围广,实属罕见。

定海沉船遗址,位于筱埕镇定海村东南1公里海底。仅定海渔民在海上扒壳作业中就发现9处沉船点。1981年初,定海渔民在近海扒壳时就打捞大批古代沉船遗物,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和连江县博物馆等先后从渔民那里征集到1500多件。在这些沉船点中打捞到的船片及古代陶瓷器、石器、锡器、铜器和铁器等珍贵文物就有数千件,其中以宋、元时期的陶瓷器皿为最多,瓷器多为连江浦口窑、闽侯南屿窑产品。此外,还有宋代铲形石砚、石洗、铝合金高脚壶,元代铜权、瓷碗,明永乐福州屯铸造的铁权、郑成功时期的铜铳等。众多文物中不乏珍品。如:元铜权正面阳刻“至元三年造”,时为公元1343年,也是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可见,在元朝统一南方之前,福建与北方就已经有了商贸往来。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曾多次亲临现场考察研究,对这一海区的海底考古工作作了很高评价。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学者曾先后于1990年和1995年,联合对“白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海底调查与发掘,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0年,国家水下考古研究室协同省、市水下考古队,再次对定海湾水下进行全程考古发掘和调查。从1号遗址又收集到一批宋元时期的黑釉盏和几块凝结物,以及压舱石、石磨、绳索等一些船上用品。

长沙沉船遗址,位于黄岐镇长沙村西南约1200米海域,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1980年,长沙村渔民在打捞贝壳时挖掘到木船残板、碗、壶、钵、铁权等文物1000多件,经鉴定为东晋、元、明等时代沉船遗物。

蛤沙沉船遗址,位于筱埕镇蛤沙村东南约3000—3500米的海域。1984年8月,蛤沙村渔民在这个海域打捞贝壳,先后从贝壳层中捞出许多黑釉划花碗、盏、罐等文物和一门长1.2米铁炮残品,经鉴定系宋、元、清代沉船遗物。

东洛岛沉船遗址,位于苔菉镇东洛岛附近的海域。2005年9月,连江、宁德两地边防官兵查扣渔民在此海域私捞的古代瓷器3000多件,经专家鉴定为元代青釉瓷碗。目前已确定东洛岛海域有古代沉船,沉船上装载大量古瓷。

历史时期的遗物,经考古专家鉴定,出土的陶瓷片年代从唐末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都有,出自福州的怀安、洪塘,泉州的曾竹山和闽清以及闽北等地,也有部分属于越窑系列。贝壳经碳十四测定,得到的数据为:1270±40 B.P.,经树轮校正后为:1042—1231 B.P.;另一塊木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870+40 B.P.,经树轮校正后为:1042—1255 B.P.。这样的数据与专家的推断相去不远。

上述考古发掘结果说明,黄岐半岛与马祖列岛之间航道是历代繁忙的海上运输线,是史称“甘棠港”的遗址范围。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连江宋代的制瓷业发展进入兴旺时期,成为福建五大窑系之一。陶瓷业从县城城郊己古、魁岐向透堡、长龙、马鼻、浦口、官坂等地发展。目前已发现魁岐、馆读、真菇、塘边、浦口等多处宋、元时期的瓷窑址。窑炉多依丘陵缓坡而建,长约50米,高2米余,宽近2米,内膛直通,烧制时火焰顺斜度直窜烟囱,俗称“龙窑”。

1954年发现的浦口瓷窑址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浦口镇北侧连绵1平方公里的山丘中,有外厝山、后岚山、井头里、锦山尾、西山、加宅山、过浦山、后池井等处遗存,范围十余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5米。山丘遍地堆积着大量碎瓷片和窑具,甚至较完整的瓷器也能随处可见。当地人称此处为“三十六龙窑”。浦口瓷窑以烧制青瓷、灰白瓷和乌金釉为主,有碗、碟、盘、盏、罐、壶、钵、花瓶等,质地细密,釉面光泽,图案清晰,形态各异。连江县境内宋、元两代墓葬出土的明器、元代“窑冶”税目的记载和定海湾水下考古的发现,共同证明:浦口瓷窑大量生产的器物属于宋元时期。浦口在宋代名为“窑江”,也是因当地窑冶业发达而得名。

定海湾是宋元时期连江境内陶瓷产品出口的主要口岸。境内的陶瓷产品通过此口岸销往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朝鲜等地。近年来,澎湖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宋时大陆瓷器,其中有浦口窑宋代印花青瓷残片。

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一次伟大实践,是中外友好关系史、交通史上的光辉篇章。这一时期,朝廷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民间贸易实际上还是得到了发展。郑和水师下西洋历次驻泊长乐太平港,且都从属于连江县域的闽江口五虎门扬帆远航。五虎门北面的粗芦岛,还成了郑和舰队驻泊祭祀海神基地。2001年版《连江县志》载:“永乐三年(1405)七月,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经闽江口往西洋,于福斗山(今粗芦岛)筑坛祀南海神。”郑和逝世后,明廷还选派官员前往祭祀南海神。宣德年间(1426—1435),连江籍的榜眼及第、翰林院编修赵恢奉旨前往祭拜。

郑和水师在长乐、连江等地招募舟师、造舰修船、筹办货物等,致使海禁政策一度松弛。沿海民众获得出海的机会,也促进了当地造船业的发达。连江县城北门外(今县交通局院内)竖有一根“铁竹篙”。嘉庆《连江县志》载:“北门城外,有铁锚一根,露地四尺许,其端有窍。昔有人掘地数尺见有三牙深入,力撼不动而止。”经考古发掘,铁竹篙系一件四爪铁锚,像撑船竹篙插地而得名。發掘现场还采集到明清时期陶瓷残片,初步断定“铁竹篙”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文物。唯有大吨位航船才有可能使用“铁竹篙”这样的铁锚,可见当时连江造船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使得福州再度成为对外贸易的繁荣城市。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设立市舶司正式开港。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

明朝成化八年(1472),朝廷将“市舶司”从泉州移到福州,专管琉球(今日本冲绳)朝贡贸易。明朝政府与琉球国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封贡关系,中琉之间的使节往来主要出入口岸在明初为泉州,成化年间以后改为福州,在琉球则为那霸。据明清时期有关史料记载,封舟去程通常由长乐广石港、闽安镇、连江五虎门或东沙(今马祖的东莒岛)出洋,经鸡笼头、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见姑米山即进入琉球国界,最后经马齿山进入那霸港。连江马祖列岛、定海湾一带的海域,为中国封舟由福州前往琉球的必经之地。甘棠港在明朝再次成为与泉州(刺桐)港齐名的闽省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航道。闽江入海口的五虎门自郑和下西洋后,成为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点。

南海诸国沿着马来西亚半岛的海岸和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在民间并没有因海禁而中断。永乐八年(1410)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沿海通番贸易飞速发展。正德十四年(1519)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纷纷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的同时,相继来到中国沿海,加入海上贸易。当时走私的中心主要是漳州龙海的月港,但受此影响,连江民间海上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沿海民众广泛加入海上贸易。许多小商贩利用渔船,将丝绸、瓷器转运给海上的贸易集团。一些家族势力强大的海商,富有资金,投资造船,雇佣专人,参加海上贸易,以致走私漏税严重,冲击了官方朝贡贸易。

“隆庆开禁”之后,出海商船趋之若鹜,旅居海外经商者也越来越多。例如,崇祯十七年(1644),连江县城城郊白沙村有一黄姓村民到日本经商,历数十载,死后葬在长崎崇福寺后山唐人墓地,其后裔改姓“江夏”。20世纪90年代,日本鹿儿岛市江夏利男(“江夏”为黄姓郡望),几经查访寻根,找到祖籍地,派其长子江夏利成等到白沙黄氏宗祠祭祖。在这期间,葡萄牙船队以商人的身份来闽海兜售货物,以南洋转贩或掠夺来的胡椒、沉香、象牙等奢侈品,与沿海或海岛民众交易,并带走生丝、白银、瓷器等物品。而葡萄牙人多是有武装的商人,他们也常常持鸟铳登上马祖等海岛,强制岛民为其船舶供给淡水、粮食,甚至以租借名义霸占或修筑住房,作为进一步商贸的据点。

天启二年(1622),荷兰人窃据台湾南部,派遣舰队入侵马祖列岛,登上西犬岛(今马祖的西莒岛)汲水补给。福州沿海一带海商、渔民开始与荷兰人商船有了接触。第二年,西班牙人来到台湾北部的鸡笼与淡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相继入占台湾,又使得明末海外贸易发生重大变化。连江海商与荷兰人、西班牙人进行贸易,获利甚巨,“嗜利忘禁”者与日俱增。董应举在崇祯初年(1628)作的《谕嘉登里文》曾这样叙述:“隔江嘉登里(即今壶江、川石岛、琅岐一带)……前通倭,今又通红夷(即荷兰人)矣。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呢毡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严厉的海禁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反,参加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官府无法禁绝。

清朝康熙皇帝解决了台湾问题后,立即进行海禁政策的调整,颁布《展海令》。继展界开海之后,如何管理海上贸易便成为当务之急。清廷于开海的同时,即在江浙闽粤四省设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互市贸易,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连江海域随即出现了外国商船。《连江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红毛夷(指荷兰)泊四舟于定海。”定海湾系天然避风港,外来商船多停泊于此。

近年来,在筱埕镇定海村欧井铺古墓葬中,发现有浮雕双人合体、展双翅飞翔云端的石刻,约为清代作品。定海湾自成为过往商船的避风港,海外宗教随着商贸传入,匠工刻外教饰物或中外结合者,实属可能。

乾隆五十五年(1790),连江县奉令继续解除海禁,渔户出海捕捞可在海岛搭寮暂住。同年,清廷准许八百岔(台湾八百乡)与福州之五虎门对渡。一时间,海上丝绸之路再度焕发生机,马祖列岛海域商船憧憧。连江境内港口、海口的商贸经济重趋活跃。

嘉庆元年(1795),由于长乐潭头港(又称“南港”)淤塞严重,连江琯头港就成为福州港入海的主航道,商贸兴盛一时。

鸦片战争后,福州门户开放,洋人贸易频仍,洋船频繁出入闽江口。指引航船的灯塔等助航设施因年久失修而失去功效,船只常触礁搁浅,引起了列强不满。他们拒缴船钞,逼使清廷进行建造灯塔等海务。同治七年(1868),由洋人掌控的海关成立海务,专责管理“船钞股”,由原海关代征的船钞中拨十分之一作为发展港务,装置与维护管理灯塔浮标及一切便利航行设备的费用。同治十一年(1872),闽海关在东犬岛上建造灯塔。由于东涌岛位于三都澳外海,三都澳是福建重要产茶外销区,闽海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东涌岛开始建造灯塔,至光绪三十年(1904)完成。

甘棠港遗址、三十六龙窑遗址、定海“琉球墓”、东引灯塔等文物古迹,印证了连江系宋元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出发点。连江这方古老热土,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而今,它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以博大的胸襟、拼搏的精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之中。

责任编辑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