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共同体构建

2020-11-20侯守杰孙晋媛

法制与社会 2020年32期

侯守杰　孙晋媛

摘要我国正处现代化加速转型阶段，各类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些风险不仅有全球化的共性特点，也有中国特定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个性特征。面对风险全球化、风险环境、风险意识的不断变迁，风险景象也日益呈现多样复杂特征。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全新命题对于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意义重大，有必要对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应急管理共同体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同时应急管理共同体构建应遵循人本、弹性、利益协调、火线和底线四大普适性规则。

关键词风险社会应急管理共同体

作者简介：侯守杰，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義中国化;孙晋媛，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1.150

风险是蕴含于现代社会中突出的时代元素，也是现代人对自身处境的强烈感知，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使人类进步创新变革的时代，产生了经济新引擎、政治新渠道、文化新样态、社会新空间、服务新平台、治理新场域。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也变得颇具不确定性、复杂多变性、不可计算性，应急管理场域和范围的延伸使对风险的处置管理难度加大。国内学术界一方面结合不同的学科视角且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应急管理本身的概念、特征、内涵、维度、阶段、“一案三制”的困境以及破解路径进行探究，另一方面是结合具体的案例和背景围绕应急管理涉及的具体领域以及区域空间并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多基于应急管理理论和模式本身。然而，风险社会时代的来临特别是互联网的深度融入，使危机事件的表现特征、发生频率、演变形式、管理模式已经发生巨变。学界虽然较早从风险视角解决应急管理问题，如（钟开斌，2007）将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实现应急管理从被动反应走向主动保障的转变。随后许多学者也以风险社会为切入点，通过探究其本身的特征来分析应急管理存在的困境。另外，学界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层面运用于应急管理完善及从互联网视角研究的成果也较多。这些研究成果既涉及宏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的探究，既有量化研究，也有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然而目前关于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从风险景象的特征出发，对应急管理共同体进行阐释，并提出应急管理共同体构建的四大普适性原则。

一、风险景象的新特征：主体、本体、演变维度

本体特征（不确定性、跨界性、共生多元性）。不确定性是风险自身特性和孕育风险的根源所在，不确定性主要受客观因素或认知能力所致，从而使风险本体在演变进程中难以察觉或准确预判，这种风险至始至终处于持续不断演变中并难以依据经验判定或者采取针对性准备。扩散中的风险具备跨界性，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存在风险的社会弱化或放大的极大可能性。“跨界风险本质是在产生风险的地区和暴露在潜在的有害影响下的地区之间的空间分隔，可能加重潜在脆弱性从而造成风险放大”[1]，主要表现在行政、功能、时间跨界。风险不确定性与跨边界性相互耦合，一方面，不确定性导致风险跨边界传播无序性且表现出跨边速度和程度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跨边界性又会使风险演化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共生多元性主要以时空共存为基本维度表现出的多样态特征。具体而言，共生多元包含时间维度的传统与现代、空间维度的城市与乡村、本土与域外并同处风险社会的共生空间和单元中。

主体特征（自主性、共振性、虚拟性）。自主性主要是以个人、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为独立的基本单元，依据自主选择并借助互联网空间进行自我判断和参与行动。诸如新型自媒体、网络直播平台不再依赖传统媒介和信息载体等主流平台发声，而是建立微信公众号或抖音短视频等自主传播和阐释信息。共振性是风险的天然属性，互联网技术开放性决定信息共振性，这种强烈的“技术导向性”就决定风险的信息源在多样技术中共存兼容，信息源共振性使得信息传播超越物理、空间、时间阻隔。互联网冲击使风险日益凸显出虚拟性，虚拟性是与现实性相对立而存在的网络空间，网络风险日益加剧。网络空间虚拟性会使风险存在方式由实向虚延伸和拓展，会时常面临病毒威胁、隐私窃取、信息泄露等潜在风险，同时也给谣言传播滋生新土壤，使风险放大或污名化。

演变特征（叠加性、综合性、建构性）。自然与人为因素交织叠加是加剧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动因，主要归因于人为治理性风险并根源于不完善的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叠加性可能会导致“区域化与内部化风险共存”[2]，强大行政干预切断风险传播途径并使风险控制在特定区域内，但短期内也可能使区域风险加剧，治理难度加大。综合性主要表现为单一向综合累积转化，“多种致灾因素复合增加了突发事件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其结果产生的放大效应构成一个复杂巨系统”[3]，一个突发性事件可能会衍生一系列关联风险，综合性越强，风险“蝴蝶效应”就越凸显。建构性风险主要基于风险“涟漪效应”且主观性特征强，“风险社会的放大理论强调风险建构大小取决于客观因素的主观感受性，并与人们价值观念、知识水平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4]，主观色彩浓厚的建构性越强，其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对风险的影响就越大。总之，风险演变所产生的系列化学反应会释放出巨大社会能量，从点状变为网状、原生迈向衍生，使A风险衍生出B风险、小风险转变为大风险、单一风险形成多重风险、区域风险扩展至全球风险，这就使控制风险难度和量级呈几何式递升。

二、风险社会应急管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马克思强调氏族社会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纽带”[5]，国家的出现摆脱了“共同体社会属性的组织形式”[6]，建立起政治属性极强的“虚幻的共同体”，但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消失。随着国家消亡，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并以社会关系为根本属性的真正共同体得以建立。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和社会分别指“真实与有机的生命”“想象与机械的构造”[7]，他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地缘—精神”三种类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基于情感视角，从民族意识与文化根源出发，“主张把民族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拥有主权的共同体”[8]。绕开情感出发点，涂尔干从社会解结构视角阐述共同体，它认为社会结构以团结形式存在，依据社会分工程度，分为“低层次机械团结（集体意识涵盖个体人格）与高层次有机团结（尊重个体差别）两种类型”[9]，而鲍曼从权利和责任视角出发指出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10]。总之，共同体包含着相互依存、彼此情感、共同行动、权利责任等重要元素。共同体意指“个体及组织等立足于相似价值认同和目标追求等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关系稳定的群体”[11]。

概括讲，应急管理共同体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立足于一案三制（预案、体制、机制、法制），基于权责对等、相互协商原则，以解决传统与现代各类风险、危机、突发事件，回应社会诉求为共同目标，并以共建共治共享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形成相互关联且关系稳定的群体。应急管理共同体事实上已涵盖合作与共识两个关键要素，并蕴含共同价值追求。应急管理共同体绝非碎片化式的联合体，而是社会治理视域下多元主体間的良性互动。这就意味着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新局面的形成，社会组织与民众将成为真正治理主体并与党委政府共担应急管理责任，共享应急管理成果。也就是说，公众与社会组织不仅要在执行层面参与应急管理，而是要共同设计应急管理目标、共同规划应急管理政策、共同开发应急管理工具、共同开展应急管理实践、共同评估应急管理成效。

三、风险社会应急管理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规则

人本规则。人是应急管理共同体活动中最活跃因素。风险社会时代，人是往往是舆情关注焦点。应急管理共同体的最高准则永远是以人为本。因此危机破解是群众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弹性规则。弹性主要是“个体和组织基于制度、文化和观念的共同认可下对规则内容的灵活运用即行动者对规则的偏离程度”[12]。在危机情境中会出现规则的“软化”或“偏离”，常规决策程序或规则会出现“失灵”。弹性决策在应急管理共同体实践中采取审时度势的灵活规则尤为关键，是行动决策主体管理智慧和艺术的充分体现。

利益协调规则。利益相关者作为应急管理共同体中的特定群体，协调多元结构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不仅是破解危机的关键，更是柔性应急管理艺术的具象表达。在危机情境中要准确辨识相关利益者的涉及群体并区分核心利益主体与边缘利益主体，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政府—市场—公众”利益之间的关键，当危机情境中的各利益主体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时，沟通往往成为协调利益矛盾的“润滑剂”，因此要注重沟通艺术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和行动将矛盾迎刃而解。

底线和火线规则。在哲学视域下底线思维所指的“量变到质变的临界值及关节点”[13]。底线思维是“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内在禀赋”[14]。底线思维在风险社会中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如，互联网背景下危机时事件极易在网络空间中被无限放大，秉持道德和法律底线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原貌而非突破底线给危机演变“添柴加火”。而火线规则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而言的，主要负责官员要第一时间扎进一线，步入火线，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情况和信息进而做出科学决策。

四、结语

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研究范式及理论构建也逐渐完善。这不仅需要对应急管理的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更需要从实践层面进行科学总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应急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如何进一步构建应急管理共同体仍有待挖掘。

参考文献：

[1] [美]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著.风险的社会视野（下）[M].李楠，何欢，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198.

[2] 龚维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特点——以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抗击为例[J].社会学评论，2020（2）：22.

[3] 闪淳昌，薛澜.应急管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

[4] 龚维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特点——以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抗击为例[J].社会学评论，2020（2）：2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0.

[6] 张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及其构建可行性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19（8）：43.

[7]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M].张城卓，译.北京：商务印书，2019：68.

[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

[9] [法]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