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昂　陈仲伟

1两位年轻乡长：比如基层干部样本

最一线的工作就是毛细血管的最终端，不能挑活儿，一周干七天。说到这里，这位感性的年轻乡长，眼睛里又泛起了一层泪——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深刻的爱。

白嘎乡乡长龙燕宁

2015年之后，从比如县白嘎乡穿乡而过的303省道重新做了规划，绕开了乡里的泥泞街道，以前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地上全都是坑坑洼洼。現在看来，重新规划后的白嘎乡非常规整，乡政府对面有广场，有一座酒店，有公园，街道宽阔又平坦。

不算高大的白嘎乡乡长龙燕宁长得清俊、聪明，这位来自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兴镇白岩村的苗族小伙子，自从大学毕业扎根藏地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采访之前，在乡政府楼下，有两拨人等着他，一拨是下面一个村的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来反应他们路垮掉的问题，需要修一修。另外一拨是另外一个村的，当地要过赛马节了，需要拨款。

作为一线的基层干部，他在任何地方遇到老百姓，随时都要跟他们交谈，他们有什么需求，也都随时可以说，不需要一定去乡政府办公室、值班室，什么时候便捷什么时候解决问题。即便是在茶馆里喝茶，有人走过来说要办一件什么事，他也会放下茶杯，认真地和他们交谈。

这位当年的贵州少年，如今结结实实地扎根于藏北这个小乡镇。谈到童年往事，他无限感慨，他有个妹妹（本来还有一个姐姐，两三年前过世了），父母在乡下务农，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军区当了四年兵，后来还做过工程，他的成长深受父亲的影响。过去，基本上母亲负责种地，父亲一直在外边打工，母亲在村里种着玉米、红薯、豆子和水稻，还有个鱼塘，还要带孩子，忙得不亦乐乎。

他打小学习比较认真、刻苦，母亲坚持认为“家贫子读书”，不让他太多参与农活儿。小学一年级，父母都外出打工，他在外婆家呆了一年，母亲回来后，他回到白岩小学，读到六年级之后，考到大兴镇中学读初中，后来又考上了松桃中学读高中，再后来考上了哈尔滨的东北林业大学，属于211工程，专业是电气自动化，纯纯的工科生。

他回顾初到东北就读的情形时说：“过去在贵州，只知道冬天要穿厚一点，穿个棉服之类，到了东北才知道羽绒服这个概念，知道我要去东北，家人也不知道要给我准备什么冬装。2004年9月去东北的时候，我也不想让我父母送，说我自己去就行，一个人跨了七个省去了东北。”

当年的交通极其不方便，他本来想从离老家最近的玉屏站坐火车，可是买不到车票，只好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客车，先去了湖南怀化，从那里坐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他到北京西站下车时特别地震惊，西客站也太大了，他都懵了，一路问人，才知道去哈尔滨还得到北京站。他出站后找到公交车，折腾一个多小时，结果又买不到票，要在北京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上一晚，再次踏上火车，又是一天一夜。

来到了哈尔滨之后，他感受到巨大的反差，首先是自己家乡口音很重，同学和老师们听不懂，每次都要说很多遍才行。半年过后，他慢慢了解了东北口音的音调，学了一点儿东北话。第一年冬天，对他来说平生难忘，一个晚上而已，雪下了几尺厚，气温是零下二三十度。因为没有厚鞋子，他上课都是跑着去的，在路上压根不敢逗留。

他勤工助学的经历非常丰富：在学校里的三星级酒店当过门童、行李员和传菜员，一个月能挣六百元;他还卖过手机卡、电视、方便面和手机等等。一张电话卡挣两三块，他为此跑到哈尔滨市多所大学校园里去推销，靠着腿勤挣到了一些钱。

打工之后，基本上可以不跟家里要钱，大二时甚至给家里寄过钱。“新生入学那段时间，有时一天能挣到一百块钱，我们都感到特别震惊，接下来一周的饭可以随便吃，生活费出来了。”他笑道，“如果一个人想要做成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

他成绩不错，也喜欢电气这个专业，每个学期都能够拿到奖学金，加上打工所得，他连回家的学生半折车票费用都可以自理了。上大学时他签了定向委培的意向书，毕业后到西藏工作，学费全免，学费一年要四千多，四年要一万六。而他的父母一年收入不过四五千，还要养三个孩子，这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大笔钱，当时家里已经给了他一个学期的钱，他入学后，申请了助学贷款。

2008年毕业前夕，他们系有个物理学的女教授对他很赏识，跟他谈话说，如果他想要留下来读研究生，但他是委培生，要退给国家委培费一万多块钱。当时老家教师工资一个月不过几百块钱，一万多块钱，是多少个月的工资，犹豫再三，他还是坚持去西藏工作。

当时他记得西藏来了一位叫作阿布的干部，从他们学校接走32位同学。一行人浩浩荡荡坐火车到重庆，再坐飞机到拉萨。一个贵州人，从东北到西藏，地理上再次有了巨大的跨度，思想上更是产生很大的落差，远离家乡的孤寂，高原反应的不适，心理上的压力等等，各种复杂的心情重叠交错，那段时间确实无所适从和迷茫。

刚到拉萨时，他们住在一位四川人开的家庭旅馆，三四个同学住在一起等候派遣，住了很久，每个人才交了一百块，旅馆费相当便宜。他们一起去西藏自治区人事厅抽签，他抽到了那曲，有四个男生一起，专业各有不同，这四个男孩坐上火车到了那曲。

“到了那曲，我感觉就要哭了，周边一棵树都没有，全部都是草原，蓝蓝天空还有白云，感觉自己真的站在世界第三极的巅峰一样的，这个地方条件真的很艰苦。坐城里的出租车，跟驾驶员也没法交流。机关部门的办公条件也很一般，和内地不可同日而语。”他回忆道，“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是回去还是留下来。但是我想，来都来了，何不尝试一下？”

当时，他的身体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也没带氧气和红景天之类，他跑去跟那曲地区人事局的一位干部说：“那曲哪里海拔最低，我想去那里。那曲周边，哪个县最好？”

她说：“比如啊，气候好，一级油路也已经修到了下面的夏曲镇了。”

他填了个申请表，再度回招待所等消息，次日早上，他接到一个座机电话，0896开头的，对方让他去比如县报道，让他去拿派遣证。他坐上了去比如县的客车，结果整整坐了九个多小时，早上上车，天快黑了才到，这再度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到了比如时，我更懵了，车子到了一条小巷子，我问司机，这就是比如县城吗？对方说，对啊。我的天，这一个县城，怎么就只有这一点房子，这条小巷子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路。我要来时，这边组织部已经得到消息了，我的一个贵州老乡，在这里的财政局工作，就来接我了。”

他住在客运站的招待所里，第二天他去组织部报道，当时的部长姓耿，问他：“你當过兵吗？”他说：“没有。”部长又问：“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各个乡的条件和情况？”他又摇摇头。部长看了看手里的表格说：“羊秀乡那边需要人，要不你去那边吧？那边海拔低一些，条件比较好。”

次日，部长给他找了个车，实际上就是随便在路上拦的，当时羊秀恰好要办赛马节，他坐的是人家要去赛马节上做小生意的小货车，这下又坐了四个多小时。他越发茫然，他本以为自己要到某个电力公司工作，从未想过自己要去做行政工作。

“我记得那是7月15号，大晴天，太阳特别大，但是车子到半山腰下雪了，还是大雪，我穿得很薄，七月份下雪，这是什么概念？在车上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他回忆说。

他到乡政府报到，见到了乡长，乡长问了他的基本状况，乡长在内地上过学，汉语很流利。乡镇里既没宿舍，也没食堂，要等有个人调走了才能有宿舍，于是乡长让他去选个办公室住下，他进去一个办公室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不过他觉得没什么，就住下了。次日，他跑去问其他人，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对方喊来乡长，乡长来了，想了想说：“要不你干财务吧，财务要调走了。”他没干过财务，乡长让他别着急，他让即将走的财务教他，财务简单教了他一天，就让他走马上任了，一位未来的电力工程师从前任手里接过了乡里的账本。

“当时他们也没分会计和出纳，二话不说就把钱交给我，现金，当时我就吓坏了，太可怕了你知道吗？而且他们把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全都交给我，然后乡长还在那里说，别怕别怕，这里不存在盗窃什么的，你把它锁好就行。当天晚上，我把钱放在枕头底下，躺了一会儿想想，不，不行，太不安全了，我就把它们放到保险柜里，财务室离我住的办公室隔了好几间，我放进去以后，跑回睡觉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又跑到财务室把它们拿出来，抱在怀里，又放进去，又拿出来。”他回顾起这个转行做乡镇财务的不眠之夜，不禁莞尔。

天快亮时，折腾了半宿的他想，不行，还是要放在保险柜里，这样至少他的人身安全有保障，然后他搬到了财务室去住，接下来的时间，他把那只巨大的保险柜，沿着房间的东西南北四个角，依次费力地挪动。每挪一个角，躺下来看看，还是不放心，于是再起来，再挪到下一个角。他在地上找到了木头翘起来的地方，把木头拿开，将保险柜的钥匙藏在里边，再把小木板压在上面，就这样，当财务的第一个晚上基本上没睡好觉。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羞涩，上班了都不好意思问工资多少，只知道自己是来干活儿的，什么行政级别更是丝毫不会去问领导。但别忘了，他是负责给人发工资的，他看到前一年的干部发多少，基本上就知道了，加上高原补助，差不多是三千五。当时他想，这里的工资很高啊，很高兴，内地当时的平均工资也就七八百，于是工作得更起劲了。

作为一个贵州人，有了宿舍之后，自己做饭吃问题不大，当时要跑到白嘎去买菜，也能买到贵州人喜欢的辣子之类，他算是把生活料理得像模像样。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需要买电视、冰箱等电器，给他打个电话，他也可以汇钱过去，过了些年，靠他的工资，家里加盖了一层楼。三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家，连路都不认识了，一切都变了，在家呆了一个月，感慨万千。

会汉语的乡长待他非常好，每次老百姓来办事，他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请乡长过来帮他翻译。时间长了，乡长开始从“一二三四五、见人怎么打招呼”等开始教他学藏语，然后他开始记笔记，慢慢地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过了一两年，日常的藏语会话也就会了。当时，大家都叫他“秘书”。

2011年10月28日，他收到一份通知，让他去开个会，可能要派他去驻寺。在大会上领导说：“派去驻寺的是精英中的精英，表现最好最优秀的干部派去驻寺。”同年年底，他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驻寺生涯，主要是对僧人进行一些教育、管理和服务。他们住在寺庙管理委员会驻寺庙内的住处，那就是格鲁派的白嘎寺，寺庙内有些高僧，平常，他们会跟着管委会主任兼书记，去僧人家里走访、慰问和交流。要经常去他们家里看看，打打电话，他学电力的优势此时显现了，会帮他的交流对象接接电、调调电视。

当时要是赶上没电，修发电机他最拿手。这既联络了感情，也让他们看到驻寺工作具体落实了。“有一段时间在羊秀乡，可以说我就是个电工。”他说，“我来之后第二年，又派了一个，也是跟我学同一个专业的，西藏山南人，加上我之前来的一个，我们仨基本上不管是乡里干部，还是周边农户家，都去帮忙。整个乡政府的办公楼，我们自己改线、布线、安装开关，什么都自己接。不单是发电机，什么柴油机、拖拉机，甚至摩托车，我们都修过。”

到2014年初，驻寺快三年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刚在头年年底的大会上说：“谁有能力、有魄力愿意来竞争哪个岗位或职位，可以来跟我们反映，我们要大胆地试用。”

他就跑去跟组织部长说：“我想要丰富一下个人的经历，想去新的岗位上。”部长鼓励他去跟县长谈一下感想，他就去找县长了，县长以为他想要去县里工作，问他想去县里哪里。他说：“我和别的干部不太一样，别的干部可能想去县上，环境好一点，我还是想去基层继续锻炼。”

于是，他被调到了白嘎乡，任党委副书记，他在这里又开始干活了，负责党建和党的群众路线，他写材料方面挺有一手，藏汉族都有，他把材料整理方面的工作接下来，当时他的藏语已经很溜了，能说非常流利的白嘎乡土话，这对他的工作开展大有好处。

一年后的2015年5月，他任白嘎乡人大主席，两年后的2017年6月，龙燕宁升任白嘎乡乡长，这位贵州小伙儿，一位实干家，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基层，我们就像一个全科医生，本职工作要做，其他工作也要参与，最一线的工作就是毛细血管的最终端，好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完全只按照自己的职责去做，而要灵活机变、巨细无遗地去做，不能挑活儿，一周干七天。”

羊秀乡乡长贡曲顿珠

传统上藏族人一般是不记生日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也都要过生日了。贡曲顿珠是藏族人中说得清自己确切生日的，说是藏历1985年7月15日生的。时任羊秀乡乡长的贡曲顿珠，他看起来既聪明又沉稳，说话有条有理，但又总是自嘲过去读书时，自己是个学渣，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种自谦吧。

“我自小家境很差，家里五个兄弟姐妹，我是唯一上了大学的，最小的妹妹不过上了小学，家在比如县比如镇半山腰的培巴村，从家里走路到学校要一个半小时，路况险恶，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上学，要过怒江上的牦牛桥，水浪常常打在脸上，桥不停地晃，一不留神就会跌入滚滚江水中。父母除了一年级报名那天送着去，接下来都要自己去上学。”他回顾往事说，“当时学校给上学路途超过3公里的学生，每个月发8块钱的补助，这8块钱都够我买文具之类的了。但是我很皮，可以说，是小学几个老师打着长大的。”

作为一个熊孩子，贡曲顿珠在课余也尽量找点乐子，抓来青蛙和虫子，用泥巴捏起小房子，将青蛙和虫子放进去，当作自己的牛羊一样。他还用泥巴捏出大车的样子，捏出可以像乐器一样吹的葫芦，到野地里采各种可以吃的野果子，包括秋季那种很小的小酸果子。

赶巧的是，他的小学老师之一是我们在另文中采访的“比如奇人”桑珠老师，贡曲顿珠那一届，他要求得格外严格，每天五点钟打着电筒到河边读书，有些学生连电筒都买不起，晚上又集中在教室晚自习。1999年，他们一个班级36个人，有19个考上了内地的中学，打破了整个西藏自治区当年的记录。本来县教育局说考上10个人以上，每个学生要奖励1000元，結果因为考上的人太多，财政预算超支，也无法兑现了。

贡曲顿珠考上的是陕西临潼华清中学。家里穷，父母在他去内地读书这件事上犹犹豫豫，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他开始是跟父母吵架，也吵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对母亲实施了威胁恐吓的手段。当时母亲正在收豌豆，用一只麻袋装豌豆，他偷偷将豌豆倒空，在里边放了满满一袋青蛙，母亲最怕青蛙，吓得吱哇乱叫。小男孩的顽皮和想象力不仅于此，他甚至用拳头打自己的脸，将鼻血涂了一脸，在悬崖边上叫了一声，然后跑到悬崖底下仰面朝天倒在那里，这下把家人真吓坏了。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他的一位表姐，特地来家里说服他父母让他去上学。于是爹妈开始了筹款行动，村里人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主动上门来给他们家送钱，这个村子也是上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班觉博士出生地，班觉家就在贡曲顿珠家隔壁，村里人对于孩子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当时全村只有13户人家，当年考上内地中学的仅他一个。

“当时，村里人排成长队在我家门口，不是一家来一个人，而是一家来好几个，每个人都拿着自己能够拿出来的、仅有的那一点点钱，一块两块五块。加上父母的积蓄，还有亲戚的资助，凑够了两三百元，让我踏上去内地求学的路途。”念及乡人的恩情，贡曲顿珠忍不住眼眶泛红。

一路搭伴去的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还有各自的父亲们，这一大堆人坐在一辆东风大货车的货厢里，摇摇晃晃地坐了十一二个小时到达那曲。然后坐上客车去拉萨，平生第一次到拉萨，觉得拉萨很美，到处都是商店和游客。夜里，他们就找个拉萨当地的居民家，借宿在人家的院子里，铺一些衣物，睡在地上。在拉萨玩的那两三天，他说是自己平生最开心的。然后去教育厅报到，对好准考证，这些孩子们就在贡嘎机场集合，一同去陕西同一所中学的西藏孩子有96名，女孩们哭得稀里哗啦，男孩们有些还要假装勇敢，他也是其中之一。

村里有个县里退休的农行行长典琼是个仁义的人，他的退休金几乎都花在村里所需的各种善事上，诸如修围栏和修路，那种乡道都是紧贴着悬崖的险路，修起来异常费事，比如县上送来炸药，用雷管炸开，村里人出工他出钱，修了好多好多年，直到贡曲顿珠上高三那年才通车。

他为了让出去上学的孩子们可以往家里打电话，自己出钱装了一部电话。贡曲顿珠每周六下午七八点种，跟父母约好了时间，在学校排队等候打电话，他憋了半个月后才打第一个电话，不管谁在村里那头接了电话，就跑去帮他喊他爸妈，五分钟后，再打过去一次。在电话里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头一年，他都不让母亲接电话，虽然想家就是想妈妈，但也知道她是最脆弱最难过的。

初二的时候，在咸阳民族大学进修研究生的同村学长旦增隆多特地来学校看他，这是他打小熟知的同乡小偶像——这位学长不单是学习好，打架也比较厉害，这次会面对他鼓舞颇大，旦增隆多现任双湖县副县长。

2003年，贡曲顿珠考上了高中。西藏自治区当时将中考的卷子特地寄送到陕西，供他们96个人考。当年的情形是这样的：如果你考中专或者大专，国家包分配，还能早早挣工资，让各自的家庭早日解供给之困，所以考中专的人最多，其次是大专。“我可能因为成绩不好，才决定考高中的。”他笑着说，“我报考了两个高中，一个是山西大学附中，另外是北京西藏中学，竞争没有考大中专那么激烈。”

随后他入读山西大学附中，之后考上了长安大学渭水校区，考虑到家境清寒，他想辍学。这时，父亲来到他跟前留下了眼泪，说：“我们已经努力了这么多年了，你哪怕只去上一年大学，也要去试试才好。”经由村人的再度帮助，还有一位经济条件略好的舅舅的资助，加上助学贷款，他硬扛着读完了大学。2006年起，父亲开始挖虫草，他的姐夫也持续地资助他。大学学费一年5000元，住宿费800元。他也开始想办法自己解决一部分，去打形形色色的工，诸如发传单。“我有时候也偷点懒，别人发一张传单，我发两张，发上半天传单能挣到二三十元。”

他还跟同届的三个藏族男孩一起开过一个小酒吧，就在校园内学校出租给学生打工创业的店面里，这个店面是从别人手里转让过来的，转让费花了一万多，进了三千多块钱的酒，但是这酒量巨好的四个西藏男孩自己使劲喝酒，过了半年，就把酒吧喝倒闭了。

之后，他每年寒暑假回家都会倒腾手机，进十几二十部三星最新款的手机，当时比如多数手机都是滞后半年的旧款，他带回去的都是刚上市几个月的新款，自然受欢迎，1000元进的，他卖1500元，比县里手机店卖得要便宜。大二那年的虫草季，他还特地请假回家挖了一个星期的虫草，2008年虫草价格特别高，他一周带了一万多块钱回学校，甚是心满意足。

到他大学毕业，2010年，西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竞争极其激烈，三万多人报名，才有1900个岗位。他本来想在比如创业，做做小生意，父亲一定要他去考公务员，想到父母辛辛苦苦11年，心软了，服从了家长的意志，考上了那曲的地市岗位，他大学学的是法学，分配到司法局做了司法助理。而后，又调到比如县茶曲乡司法所工作，做的工作相当于人民调解员，处理家庭纠纷、夫妻不和、经济纠纷和邻里关系等。之后他转战色娘村，做了一年的驻村干部，什么事情都做。“但是最多最繁重的，是到各个牧民家庭去劝说他们让孩子上学，从教育法讲到小孩一生的命运，苦口婆心，大道理小道理翻来覆去地讲。还要下乡走访，几乎就没有周六日，一直在工作，住在村委给的一间房子里。”

这期间他插播了一段追求妻子的故事。他和妻子崩措是在挖虫草时认识的，当时夏曲下去的群众和恰则村的群众打架，有人受了重伤，他跑去处理。1992年生的年轻的崩措就在人群当中，他一眼相中了她，心里直觉非她莫娶，从此展开了追求攻势，一追追了半年。总是有诸如兄弟表哥帮忙，她一换手机号，就第一时间告诉他，当时她住在那曲，周末他特地跑去约她，不惜请假。如今，他们甜蜜的家庭已有了三个娃，老大是2012年生的，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还有两个双胞胎女儿，2015年生的。

“她虽然年轻，但是打扮上还是传统藏族女性的样子，温柔，懂事，结婚后，家里的事情我什么也不用管，她说过两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一句是：‘这个家里，男人也是我，女人也是我。另外一句是对我说的：‘翻过夏拉山，你就把自己像个单身一样去工作吧。”他的话中满是爱意。

2013年11月到2016年，他到孟庆村党支部当书记，这个村只有一个大学生，他主抓教育，开办了一个村学校，做得非常辛苦。与此同时，他为了让年轻人愿意放牧，给沟里通电通路，改善了条件。“目前，我们这里传统与现代转化还是有问题，虽然农牧产品价格还可以，牛肉可以出售到35-40元一斤，酸奶20元一斤，牛奶也是20元一斤，母牦牛的酥油可以卖到80-100元一斤。但传统牧业还需要更好地转化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样子。”

2016年，他在比如县信访局工作了九个月，主要调解民工为了讨薪的上访，按月结的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都没给，到了八月底，上访的民工尤其多，因为都面临九月份孩子要上学缺钱的问题。经历过那么艰苦的上学生涯的贡曲顿珠当然理解他们，替他们出面和企业主、各个部门单位以及施工单位磋商交涉。

2017年2月，他调到羊秀乡，先是做了两年的人大主席，2019年4月，时年34岁的他，升任了该乡乡长。我问他做乡长最难的是哪个环节，这位一路艰辛求学来的藏族汉子说：“最难的还是劝说农牧民的孩子入学，跟过去一样。羊秀有18个行政村，在校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有85名，目前还有6个村一个大学生都没有，还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因为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没有文化，一个问题不是说举一个例子能讲清楚的，要举很多很多个例子。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表面上听懂了，实际上没有。他们认为跟牛打交道不需要多了不起的文化程度，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还有很多文盲，成人扫盲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我只能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去说服，比方说：你们不能再像放牧牦牛一样，带着孩子搬迁到其他地方。”

在牧区户外长时间走访下乡，贡曲顿珠有紫外线过敏，每隔三四天，脸上都要脱一层皮，但看起来很是乐观主义的他又补充说：“过去下乡到村里，一天最多跑三个村子，最远的一个村子开车需要两个半小时，现在一大早出发，可以跑11个村子，多数村子一个小时就能到达，路况比过去好了很多。我刚到这个乡时，只有乡政府、羊秀村和奇达村通电，现在只有一个村子没有通电了，而且打算汛期过后的十月十一月份就通电。過去沿路有悬崖的地方，车子一打滑，很容易翻下去，现在都修了护栏，很多土房变成了水泥房，还安装了太阳光板，卫生设施好了很多，很多村子网络也都通了。”

说到这里，这位感性的年轻乡长，眼睛里又泛起了一层泪——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深刻的爱。

2乡里无人不知的朗扎调解员 陈仲伟

如今的他成了白嘎乡的名人，在仅有两条主干道的小城，有时半路就会被人认出来拦下，找他解决问题，宛如戏剧里古代的青天大老爷。

朗扎在众人中一眼就能看出来。今年55岁的他膀大腰圆，身形高大，藏青色藏袍和宽大的帽檐，在人群中鹤立鸡群。在雪域高原上，他有全西藏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品牌调解室——“朗扎调解工作室”，从比如县白嘎乡政府大楼东侧挂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侧门一进大楼，右手边一间全透明玻璃窗的办公室，就是朗扎调解与裁决民间纠纷的地方——玻璃窗，意味着监督、公开与透明。

除了西藏地方政权自松赞干布时代统一高原颁布的成文法、部落习惯法、宗教教法、乡规民约和私法等中，有大量关于部落、草场、水资源使用和保护，侵权损害，赔偿契约等方面的财产规范，在藏族习惯法调解纠纷解决机制中，非专职的调解人通常是民间权威人士，譬如部落头人和有文化的长者、活佛、僧侣、官员、当事人共同的亲朋好友等。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比如县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若干寺院会获得驻藏大臣衙署颁布的通令授权，来调解民间纠纷矛盾。

藏族习惯法中的调解， 依据的通常是贯穿在习惯法中的乡土逻辑。朗扎目前的调解，除了的民法等成文法，依然会依赖大量当地的习惯法为裁量依据。

长桌围坐的调解室容得下十多人落座，朗扎作为调解人坐在中间上首，如同微型的法庭，承担着化解基层矛盾与冲突的功能。他讲话声音并不大，甚至说得上温文尔雅，然而他的权威并不是靠音量带来的。

为什么会是朗扎

胸口别着党徽的他，1980年从家乡达钦村村联委会（相当于村委会）基层做起，1987年朗扎开始担任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他做了33年没有公务员编制的基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直到2013年，在乡政府司法调解室转为乡公务员，才算真正有了编制，他全靠自己努力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位公务员。

这位稳重的中年人，有时还会流露出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读书时的调皮，尽管初中毕业完成义务教育就没再念书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白嘎乡，他已经算得上是文化人，根据《200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直到1990年，比如县的文盲率还高达78.72%。

如今他配有年轻的助手，同时也能为他做汉语翻译。据这位同事反映，他在村里工作时正直、务实，遇到困难的家庭会主动上门帮忙，情急时他也曾主动送过钱，在当地具有好的人缘和威信，这大概是他作为基层干部被吸纳入组织的原因。

通常调解的程序是接到一方的调解请求，朗扎要亲临田间地头调查，多方了解情况，如争议点在哪里，围绕争议和雙方的关系，过往有什么样的历史，有时要来来往往十几趟。调解时长每次短的也有1～2小时。

达成一致之后拟定调节协议书，在乡政府按手印，制作卷宗存档。如果当事人反悔，他还要拿上当年按过手印的卷宗上门去做说服教育工作，好在这样的事情不常发生。自从2015年建立调解档案开始，他调解了200多起纠纷，仅有两起当事人去县法院对簿公堂——这也是被调解的乡里乡亲对他办事公允的认可。

白嘎乡面积1400平方公里，相当于内地一个县甚至还要大，路途艰辛，他偶尔能搭乘政府的公务车，更多时候要骑摩托车。白嘎乡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形非常复杂，过了“十一”常大雪封山，而夏天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不断，艰苦的环境不仅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似乎也可以解释比如县彪悍民风的来由。

解决40年草场冲突

白嘎乡北邻索县，东接昌都市边坝县尼姆乡，2014到2015年时，村与村，乡与乡的草场纠纷，尤其是因为地界而起的虫草纠纷层出不穷，这是当地民间纠纷的主导形态。

虫草是比如县及邻县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时常占到家庭收入的70%左右，每斤虫草的价格往往比黄金还贵不少，一家人一年到头要靠春夏之交的40天左右采集虫草为生。

当时，地界争议导致的冲突，在白嘎乡的虫草季，每年能发生七八次，差不多虫草采集季平均5天就能掐上一架，往往双方各来两三百人操家伙上阵，在青葱的草场上黑压压挤成一片，受伤住院者也不在少数。白嘎乡全乡人口不过7000多，有时几乎是械斗双方全村的男劳动力都上阵了。

放牧的冲突还好，不过是牛羊哪里吃草喝水的问题，虫草利益的争议已经存在了40年，成为老大难的历史遗留问题。打架和谁家吃亏占便宜的争执，成为邻村两三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结。每次不管白天黑夜，朗扎都要和派出所民警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双方分开，把为首的喊到一边分别坐下来谈。

他记得这样的谈判，仅他在场就谈了20多次。两个村的书记村长和群众代表，也会被叫到冲突发生现场。一开始，双方都情绪激动，隔开之后分别坐下来了解冲突缘由、双方受伤情况、涉及土地面积等等。

2016年的虫草季，在尼姆乡，双方代表最终坐下来就划界达成了协议，两乡按照朝阴面的山脊和朝阳面的一条小溪作为习惯边界，双方代表握手言欢，按下手印，各自召开村民大会，将协议向村民们宣读，做好思想工作。

5年来，两村村民没有再发生群架，也没有出现越界。这几年家庭、婚姻、债务纠纷，工地拖欠工资等，成为朗扎主要调解的纠纷。

有争议的未婚先孕

年轻男女未婚先孕的抚养问题，也逐渐成为朗扎在调解中常遇到的案子。与汉地相比，藏族牧区早婚现象普遍，藏族女性15岁，男性17岁便被家人接受开始择偶，如果两情相悦，男方晚上会受邀来到女方家过夜，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钻帐篷”。

藏族将两性关系视为自然，因此婚前自由度很高，且很少受强力干预，而藏族普遍信仰佛教，杀生是禁忌，很难接受人工流产，因此未婚生的子女也普遍能享受同等待遇，即便未婚先育的女子与其他男子结婚，可将孩子带到男方家，男方家会接纳孩子，视同己出，享有同家庭其他成员同样的权利。

2018年他在工作队驻村时，一位叫喜江丹布的当地藏族姑娘找到他，跟他讲起了自己无果而终的罗曼史。二十一二岁时喜江丹布结识了大她两岁的普琼热登，后者家在邻近的羊秀乡。高原的电话信号时常飘忽不定，而他们的村子也时常断电——即便在比如县城，十年前一天也只能保证三四个小时的供电，这却不曾阻隔他们通过手机联结起来的爱情。

说到这里朗扎不禁哈哈大笑。两年之后，他们有了孩子，却一直没领结婚证也没正式同居。姑娘单身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男方要求女方嫁到隔壁乡自己父母家里，而女方则要求单独组织家庭，为此产生了矛盾。原本女孩对和好还抱有希望，后来听说男方有了新的对象时，便迫切要求解决孩子的抚养费问题。

当时孩子已经六岁左右了，却并不会喊爸爸，甚至爸爸在成长中是被刻意回避的，在调解的过程中，他和这对青年藏人男女见面，当妈妈的会主动回避孩子。普琼热登虽不打算抚养孩子，却愿意负担抚养费，因此很快讨论便进入了抚养费环节。

最终达成协议，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10万元，其中包括了孩子的抚养费。这笔抚养费在当地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两三位劳动力的家庭一年上山挖虫草的收入。至于如何支付，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期支付，通常要看男方的经济承受能力。类似的抚养权纠纷，无论是否结过婚，孩子都倾向于判给母亲抚养。

在如今的比如县，大约90%的婚姻，不再是女方搬到男方家，而是双方组成新的核心家庭，过自己的小日子。

调解数十年如一日

在白嘎乡，待调解的纠纷，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一天会遇到两三起。发生在城区小的纠纷有时一天就能搞定，但多数时候则需要调节很多天，甚至很多个月。

汉地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在这里也是。家庭遗产纠纷的调解往往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重要的直系亲属不在世情况下，很多历史问题就无人作证。2018年时，朗扎调解过一对奶奶和孙子分割亲属遗产的纠纷，让他来来回回奔波了13次，拖了快一年。

当时的阿嘎奶奶68岁，孙子唯色多吉29岁。她丈夫、长子和儿子，小儿子（孙子的父亲）先后都过世了。遗产涉及四代人，包括房子、土地、家具、藏族人常佩戴的宝石等等。每次见面奶奶都会哭诉自己无人照顾，这让他也很苦恼。

好在最终遗产问题得到了解决，如今祖孙俩虽然没住一个地方，但孙子还是会来看老人，双方对遗产分配都比较满意。

根据朗扎的统计，2013年开始，原本去寺院请高僧大德主持公道的乡民们，更多地走进乡政府寻求调解，他更忙了。如今的他成了白嘎乡的名人，在仅有两条主干道的小城，有时半路就会被人认出来拦下，找他解决问题，宛如戏剧里古代的青天大老爷。

对于司法调解他信心满满，调解室满墙的奖状和奖杯给他的信心做了最好不过的注脚，这些奖项带他从白嘎乡一路来到拉萨再到北京。

说起做调解员的经验，他觉得一是要深入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二是耐心做思想教育工作，卡在一方不满意时候要劝人转变观念，甚至动员身边说话有分量的亲人朋友。

对他而言调解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晚上八点多钟，乡政府大楼人们都下班了，他依然在热心地帮我们解答问题，“在平时也是这样”。

3比如文人 桑珠啦的关键词 巫昂

在他似乎般漫不经心的的不务正业和宅心仁厚的牺牲付出之间，到底有没有分水岭呢？也许有，也许没有，这并不重要。

按照藏地习俗，长者桑珠通常被人尊称为“桑珠啦”，身量颀长，总是穿着一身棕灰色的藏装，外加同色系的棕色藏帽，挎着已经有了包浆的牛皮斜挎包。

他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县城知识分子，我们初见，是我刚到比如那天，在县城不远的地方出现泥石流滑坡，大家都在那里等着修复通车，他走过来，跟我攀谈了几句，汉话讲得非常好。

突然，他拿出了个证件给我看，似乎是为了验明正身，那是他2018年退休前的工作证，头衔儿是“比如县教育局电教室主任”，过了几天我还被迫看了他的身份证，也是为了再度验明正身，1963年生人。

比如无处不熟人

在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比如文人”。

要跟桑珠熟起来并不难，他的话总是比你要略多一些，有他在，不能够冷场。他是这次做比如专刊，县文化旅游局指派给我们的大地陪、民俗专家，兼作翻译，可以说，比如大多数人认识的人，他总是说：“很熟很熟，好说好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因为他答应得太爽快，有时候我不免嘀咕，好歹也是七八万人口的县城，竟没有他不认识的人吗？

这位颀长得像鹤一样的文人，成为我们在比如的指南针。我发现他在比如的交际圈，与他当过数几十年的教师不无关系，处处都是他的学生、朋友、熟人。去双色湖那天，他事先给离湖不远的一户牧民——他的学生，打了电话，让他们准备好热乎乎的酥油茶和糌粑，等我们的车队路过时，就提上来了几只大热水瓶，还有一大袋子糌粑。

去萨普冰川的路上，他指着路边零零星星正在夏季放牧点的人家说：“这是我的学生，那也是我的学生。”在白嘎乡里游荡，他过不了多会儿就站在街边跟人攀谈，这样那样，不同年龄段的路人，统统都是他的学生。

我在赛马会上采访羊秀乡乡长贡曲顿珠，桑珠就坐在帐篷一侧，乡长大人说到小时候的经历，不时地偷看桑珠老师、还吐舌头。我忍不住扭头问桑珠：“这也是你学生？”他大声回答：“没错，皮得要命小时候，现在倒是做了乡长。”

转头，我去虫草展销区采访九零后新晋商人丹增晋美，刚进了帐篷，那位男孩就毕恭毕敬地对他喊了句什么，我听不懂藏语，但猜出来，这也是他亲学生，于是，托桑珠老师的福，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受到了厚待，酥油茶水果点心奶渣源源不断地奉上，当然了，即便人老师不在，藏族小伙儿也会盛情款待我们的。

赛马会上，我们一伙人，最常走丢的就是他，他总是突然就钻到某个帐篷里交际去，或者滞后于我们去拍漂亮的女孩们，手机镜头几乎杵到人家鼻子尖尖上。吃饭的时候，便拿出那些照片跟我们显摆。混熟了以后，我什么玩笑都敢跟他开，也因为他汉话好，不管什么玩笑他都不生气，他闹小脾气的点，不在于小事上，关乎尊严、面子的，才是他在乎的重点，这似乎也是当过教师的人常见的禁区。

到祖國最需要地方去

我采访他那天，下着小雨，去了他家，就在宁波路附近，一栋自建房，三层楼高，全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通过窄小的铁楼梯到了二楼。客厅风格半汉半藏，他领我们上了三楼天台，那里做了个屋顶花园，像模像样的，不单是种着观赏用的格桑花、红景天、鹅掌蹼和石兰，还有实用的野葱、大葱、萝卜、土豆和白菜，无奈太阳太晒，我们只好又下了楼。

请大家记住本段这两个关键词：“自建房”和“屋顶花园”，随后会有解释。坐下攀谈才逐渐明朗，桑珠啦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有趣的关键词。

桑珠自幼丧父，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因工伤不幸离世，母亲独自拉扯大他们兄弟四人，还有一个大姐姐，这位大姐就在我们比如采访期间过世，他处理了几天丧事。他在兄弟四人当中最小，一家人就住在现在他盖房子的这个祖宅基地的老房子里。

家里只有两头黄牛，别无长物，冬天就上山捡些柴火，秋天还常常挖些野菜来吃，诸如蔓菁，再自己种些个萝卜和白菜，这些东西晒干了，冬天当作干菜，煮在糌粑粥里喝，如此维持着最为清贫质朴的生活。他记得小时候很少吃肉，即便是过年的时候。

母亲还是坚持让这家中的老幺上学，其他兄弟和大姐都无缘上学。10岁那年，桑珠上了比如县小学，15岁小学毕业后，直接上了那曲地区师范学校，那个时代，小学毕业即可直接上师范学校，同学们也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会读藏文的报纸了，但汉文几乎从零开始，他说自己是在师范学校，才开始好好学习汉文的。

三年师范学校的生涯过后，他18岁，毕业前夕，老师来班里号召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大家自愿举手，班里只有两个人举了手，其中之一就是桑珠。而后他们被送去藏北无比偏远的尼玛县，海拔4700米到4800米，坐着解放大卡三天才抵达，在卓瓦多小学当了小学老师，学校只有一间破破烂烂的土房，全班二十几个学生上课时，就坐在铺在地上的垫子上，没有课桌椅，老师也没有讲桌，墙上倒是有一块可以勉强写粉笔字的黑板，除了他没有其他老师，果然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他在那里教书，因为海拔高，身体不适应，上课的时候昏倒过几次，开头的时候仗着年轻还能坚持，后来才知道是心脏有了问题，1984年工作调动回到了比如县。

这个心脏问题的伏笔，到了2007年，他在党校任教期间，去了成都华西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基本上没了大问题。不过，也请大家记住“成都华西医院”这个关鍵词，后面也会有解释。

开风气之先的生意经

回到比如县的桑珠被县政府安排去党校当老师，培训基层干部和村里面的骨干们，就在现在的县政府一号院内，后来搬去了比如县第一中学。他在党校做了四年培训教师，本可以顺势转为干部，桑珠还是留恋做老师的感觉，申请回到小学的教师岗位。于是，调去了比如县小学，他打小的母校，现在已重新规划。

他教的一个班的学生不过三十几个，全校学生约莫几百多人，他等于是个全科老师，汉语、藏语、体育、美术、自然统统都教过，只有数学没教过。这样一个班，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再循环往复，也难怪学生和他感情那么深厚。学生们基本上都是农牧民的孩子们，最早挖虫草，一斤也就卖个几块钱、后来涨到了三百多元钱，孩子们的家境都一般，男女生比例倒也差不太多。这样一干，就是32年。1988年8月8日，他入了党，这点他记得清清楚楚。

期间他在26岁时结了婚，跟妻子卓玛拉吉是自由恋爱，从小县城的影院看电影恋爱起的，两人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是九零后。然而他这个做父亲的，记不住儿女们的具体出生年份，更不用说日期了，跑去问了老伴儿好几回，这好像是乡下藏族父亲们的通病，孩子们多大了，记不清楚。

现在我要开始说一说人民教师桑珠啦诸多的关键词了。

聊着聊着他突然跟我说：“比如县的第一家茶馆，是我开的。”我吓了一跳，现在比如县城里有几十家茶馆，几乎是几步路就有一家，喝茶的习俗显然是从拉萨传来的，特别是甜茶，据说藏北牧区的男人因为坐在茶馆里喝多了甜茶，肚子都圆了起来。没想到始作俑者就在我眼前。

“那你是怎么开起第一家茶馆的呢？”我问他。

“不不不，在开茶馆之前，我开了比如第一家麻将馆，我们还是从麻将馆说起吧。”他得意地说。

“也好，你的麻将馆开在哪里？”

“1998年我开了一个麻将馆，在这条街上一个很暗的夯土房子里，当时比如只有一条街，就是现在叫做宁波路的比如雄街。2000年，我盖了比如县第一栋水泥楼，就在我们家的宅基地这儿，三层小楼，我就把麻将馆搬到这个楼的二楼，一个玻璃房子里。”

所以，他的自建房是比如县城里第一座非传统藏式夯土的钢筋水泥房。当年花了60万，花了家里原先积蓄，老婆挖虫草的一些钱，他自己的工资，找人借的，以及开麻将馆挣到的一些钱，凑够了这一半的建房款，另外一半是贷款贷来的。麻将馆开了一年左右，县里有其他人陆续开了，他也就把它关闭了，而后开了个茶馆，也是在自家二楼，他经营了差不多一年，实际上生意还不错，县里人也模仿着他开起了茶馆，他也就将自己的茶馆关张了。

2004年，他开了比如县城里的第一家网吧，到那曲买了24台二手电脑，每台差不多500多元，雇了一个管理员，对于当年的比如人网吧这个东西很新奇，他们渐渐学会了在里边玩游戏，QQ聊天，收费一个小时一块钱，通宵营业，来的有大人有小孩。不过四个月光景，桑珠又把这个网吧给转让了出去。

“我不是为了做多大的生意，我只是为了开风气之先，他们知道要开麻将馆、茶馆和网吧了，这样可以给我们这个小县城带来新鲜事物。”他这样解释自己每一段短暂的生意经。

复活非遗“达布阿谐”

但桑珠是永远闲不住的，关了网吧，他开始在2005年前后开始恢复“达布阿谐”这个非遗项目，达布阿谐是上世纪20年代，比如第五世达布活佛在修建珠德寺期间创立的一种载歌载舞的夯歌方式，因为当时盖房子时，参与劳动的人们体力消耗大，容易提不起劲儿来，达布活佛就编排了这种歌舞模式，让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和舞蹈。

这个歌队形式后来失传了，桑珠重新组建了二十几个农牧民的宣传队，将它复兴起来。为此，他们花了四年时间，在原基础上创造了三十一个文艺章节，夯歌是有歌词的，需要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找回来。

宣传队的一应吃饭、喝茶，都是自费的、有时时间紧，他拿自己的钱请客，还得承蒙他的老伴儿卓玛拉吉支持，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在当地来说也算是挺争气稳定的，大女儿在比如县卫生局工作，大儿子在城投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小儿子现如今在宁波天诺酒店负责文创工作，要呆三年。家庭无后顾之忧，对乐善好施的浪人来说太重要了。

后来，比如县将“达布尔谐”申遗，也通过了，县里接管了这个歌队，他们常常在各处的赛马会和文艺汇演当中演出，赛马会上，桑珠见到宣传队的队员们，亲切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桑珠生命中“达布阿谐”这个关键词了。

下一个是“扫盲”，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九年间，桑珠将街上的流浪儿童、没有上过学的农牧民的孩子们，还有成天在茶馆里游荡不学好的小古惑仔们，收集起来，在自己家，免费给他们上课，这些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桑珠利用自己的假期，给他们上藏文和汉文课。每年最多的时候有八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也有三四十个，积年下来也有数百个。这些孩子有时候回不去，偶尔中午也给他们供应饭。给儿童扫盲和“达布阿谐”宣传队的事情，他是穿插进行的，上班时间他加班加点，中午常常也不得休息，假期时间基本上也都投入在上面了，这是永不止歇的桑珠啦。

上面说到2007年他自己去成都华西医院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开启了他的一个新项目，寒暑假期间（自己决定去当志愿者），带着比如县及周边县乡的得了必须要去外边看的病的藏民们，去华西医院看病。这些病人得的是诸如肝包虫、肾结石、胃癌等比较麻烦的病症。他为此特地在成都租了个临时居住的房子，镇守在那里等着病人来，从去机场接机，到解决住宿问题、带路、挂号、找专家，包括手术和住院的诸多琐事，帮着他们翻译，甚至是上街买东西等生活事务。等到他们治病后，桑珠把他们平安地送回机场回家。

开始时，他不帮那些会讲汉话的藏民，怕是忙不过来，后来他们也都要他出面，工作量越来越大，他在成都买了个57平方米的小房子，专门用来像是做了带领看病专用的小办事处。帮过的病人也有数百人，已经无法估量了。

作为一个能熟练读写汉藏两种语言的藏族人，桑珠像是比如县城的一个宝藏，平日里，也有很多百姓找他帮着写法律文书，翻译一个什么证明，帮着他们去单位上说个什么事情，做个什么临时的翻译。他家总有上门来请他帮忙的人，他的习惯，也是从不拒绝的，这是他在县城里人缘甚好的缘由。

“这个屋顶花园，也是我第一个做的，在比如县，我就等着大家学我都来做个屋顶花园，既美化了屋顶，还能种种菜，我希望比如将来航拍看下来，能有个漂亮的色彩。”在他浪人般漫不经心的的不务正业和宅心仁厚的牺牲付出之间，到底有没有分水岭呢？也许有，也许没有，这并不重要。

4四川一家人 在藏北小镇 巫昂

这些扎根于藏北小镇的异乡的人们，体验着高原生活与谋生的不容易，当然，他们也逐渐地安居于此，找到了家的感觉。

吕登刚在比如县白嘎乡的主干道上开了一间浴室，就叫“四川浴室”，浴室不大，像多数藏区汉族老板开的浴室布局一样，一进去就是休息区，矮矮的一排长椅，正对着一面墙的镜子，镜前的长条桌上放着电吹风、棉签、润肤露等物。

浴室有14间，其中10间是淋浴，4间是木桶浴，淋浴间大概一个多平方米大小，墙上挂着简易的三合板存衣吊柜，除了喷喷头之外，地上就是一把放沐浴露洗发水用的塑料椅子，但是水量大，够热乎，不就是合格浴室的标准吗？它确乎做到了。

你可以什么都不带就来洗澡，洗漱用品都是免费的。吕老板会卖给你毛巾，还会问你：“要好一点的差一点的？”好一点和差一点的毛巾，差别主要在于厚薄上面。

吕登刚穿着黑灰日常西服，一个人始终站在吧台后边，总是叼着个烟，来了客人便热情地打招呼，没有客人就刷刷手机。他的店门口常年趴着一只已经8岁的藏獒，叫黑子，吕老板把它照料得挺好的，这是之前在白嘎工作的一位派出所干警花了四万多元买的，养了一段时间后，干警调离了白嘎乡，只好委托吕老板照料。

吕登刚本来在老家四川眉山做消防器械生意，千里迢迢来到比如县的缘由，当然是因为有个在地的桥头堡，他老婆的姑父2013年之前，已经在白嘎卖了十年的菜，后来又开个超市，他是个摆渡人，将吕氏夫妇带到了这里，并建议他们开个浴室。2013年4月，他先独自过来租了白嘎这条无名主干道上的一间28平方米的店面，连带楼上同等面积的一间用作住家，月租金每间是1800元，一年统共四万出头。

他们初到时，白嘎乡并没有浴室，吕老板的浴室开业时，有时候会探头探脑地进来个附近的农牧民，他们进来看一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吕登刚不懂藏语，做手势表示这里是洗头洗澡的，如此，一对一慢慢普及，那些先吃螃蟹到浴室里洗澡的农牧民告诉了还没洗过的，说洗得很干净很舒服，于是，一个带一个来了更多愿意尝试着在公共澡堂子里洗澡的人们。第二年，来的人就多了起来，生意慢慢上了轨道。

他告诉我：“农牧民很有趣的，他们习惯用洗洁精洗澡，头一两个过来的人，都跟我要洗洁精，我说我有沐浴露，他们听不懂，也不要，后来试用了以后，才慢慢适应了。整体而言，在单位上班的人，来得多一些，乡里的干部，学校的老师们，还有其他内地来开店的老板们。但到了挖虫草的季节，就进入了旺季，农牧民口袋里有钱了，就敢消费了，消费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所以每年的7-10月是我们生意的旺季。”

他雇用过两个人来帮着看店，有一段时间是自己的哥哥过来帮忙，每年的12月中旬，夫妻俩照例回眉山老家，过完春节再回西藏，他回去住上一段時间，是为了缓一缓身体对高原生活的种种反应，在家休息休息。2017年儿子高考的时候，他回去过一整个月，照顾儿子，现在，24岁的儿子已经从西南交大毕业，在成都的一家消防公司上班了，做回了父亲的老本行。

吕登刚的妻子邓建芳在四川的时候主要照顾家，到了白嘎之后，2017年，夫妻俩商议了一下，打算多做一摊生意，她在农贸市场一年花了2.4万，租了个摊位外加库房，开始卖蔬菜水果，菜是从拉萨进货的，夏天拉到白嘎两三天时间，冬天需要四五天，蔬菜水果的品类有二三十种。

我经过详谈才知道，在这个菜市场，他们家族有四个摊位，除了邓建芳自己的那个摊位之外，邓建芳的弟弟2016年也来了白嘎乡，也租了个菜摊，后来又在跟四川浴室一侧的同一条街上开了个超市，名为龙凤超市;她的表舅也有个菜摊，独自一人经营;邓建芳的弟弟的小舅子，带着17岁的儿子唐顶楷，也从先前离开的吕登刚的姑父手里盘下了他的菜摊，父子俩一起打理。

此外，邓建芳的亲妹妹和妹夫，在四川浴室的斜对面，2018年起开了家“七婆串串香”，一家三口都在一起经营。如此，这四川一大家子人，人口有10口，统共在白嘎乡开了7家店。当然了，免不了还有人会走，也有新的家族成员会来入伙。浴室从早九点开到晚上十点，菜摊基本上从早八点开到晚上八九点钟，超市和餐馆也都差不多，基本上除了春节前后，全年无休。

跟父亲一起经营菜摊的唐顶楷学厨师出身，他的志向也是继续做个厨师，来来去去西藏已经两三回的，最近他买了台电脑，正忙着玩“战地风云”那个游戏，他玩的视频APP是皮皮搞笑，也在QQ阅读上看网络小说，一个小镇青年该有的兴趣爱好他都有。

白嘎这个乡，像吕登刚这样一个带一个家族成员来开店的内地商户并不在少数，过节的时候，在同一个镇上的家族成员会团聚，各家带上好吃的，谁家有事，谁家有人生病了，其他人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比起孤家寡人打拼，这种抱团取暖无疑是要好多了。

吕登刚告诉我：“这个乡上，四川和云南人主要开超市和菜店，得有十几家，甘肃人主要开超市、虫草行和汉式服装店，还有理发店，康巴人主要开藏式服装店和装饰品店，光是服装店就有几十家。我们四川人在这里经商的，包括我们这个家族的10个人，统共有二三十个。”

这些扎根于藏北小镇的异乡的人们，体验着高原生活与谋生的不容易，当然，他们也逐渐地安居于此，找到了家的感觉。

5两个不一样的藏族女孩 巫昂

新一代的藏族女孩，也有像她这样的，过着跟过去几代藏族女性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外边的时代几乎同步。

模特儿多吉卓玛

见到多吉卓玛是在赛马会羊秀乡的帐篷里，她长得有几分像演员姚晨，大高个儿大眼睛大嘴巴，又大方又妩媚，在人群中十分显眼。1995年生人，生在比如县香曲乡贺达村，现年已经64岁的母亲在不同的时间段，跟三个不同的男人，未婚生下了他们兄妹三人。所以她的大哥已经43岁，二哥31岁，她自己的父亲先是单身时与母亲生下了她，后来跟其他人恋爱结婚了，她只记得自己六七岁的时候见过一次父亲，既害羞又觉得讨厌，从那以后几乎就杳无音讯了。

母亲抚养他们三个简直含辛茹苦，家里有40多头牦牛30多头羊，她出生的时候，恰逢虫草季，母亲一人又要挖虫草又要看照看牦牛，无奈之下，把她扔在帐篷里三天三夜。母亲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了解她的人都觉得她心地好。

多吉卓玛说：“我们家本来是二哥去上学的，但他太调皮了，天天在学校打架，大人实在管不住，所以才让他回家，轮到我去上学。”

她这一上，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上了比如县小学，寄住在亲戚家，2009年她就读于比如县中学，在初中部她的成绩一直是前五名，女学霸风范初显。2012年，考进了山南二高，在高中部成绩也一直在前十名内。当时大哥二哥已经各自成家立业，母亲就供给她一个，靠着虫草和牛羊，倒也应付得了。2015年，这位越长越高的女孩考入了武汉黄冈大学，学税务专业。

在大学，她和同为比如考上那所学校的一位同乡学长谈起了恋爱，对方对她照顾有加，还是同一个专业的，男孩毕业之后回到了比如工作，她还在学校里，因为两地分隔，不免偶有争执和吵架，竟分开了，现在已经失去了联系。2019年毕业之后，她面临了职业的选择，因为她个子很高，从2018年开始，就有拉萨的模特经纪公司跟她签约走秀，当时的男友不是很希望她从事这样的行业，两人分手后，她义无反顾地签约，开始服从公司安排在山南训练了一个月。

2019年11月起，她在拉萨，几乎天天有模特儿的工作做，要么走秀，要么拍硬照，要么拍微电影或者宣传片。报酬算是不错，走秀的话，在拉萨范围内1000元一天，在拉萨之外，2000元一天。如果是拍硬照，室内一天是1000元，室外是1200元到1500元。但是接活儿也不太稳定，好的情况下两三天可以挣5000千多，有时候接连好多天接不到工作。

姑娘总是爱漂亮的，何况是她那么漂亮的姑娘，她记得自己大学暑假回到比如打暑期工，在酒店和茶馆当服务员，一个月下来，可以挣到3000多元，在茶馆打工结束后的那年的“双十一”，她头一回在淘宝买了兰芝的一套护肤三件套，800多元。她说这可不能告诉母亲，母亲会觉得这种消费有什么用？

次年的“618”，她又买了雅思兰黛的一支粉底，花了280多元，然后从代购的小姐姐手里买了安耐晒的防晒霜，她记得活动价是245元。她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同样是圣罗兰“618”做活动的时候入的，228元。

多吉卓玛说起这些女孩感兴趣的话题简直打不住，她很重视皮肤保养，说自己从大一就开始护肤，做模特后，经济条件好了，也敢于更多地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有时候一天要敷两次面膜，也因此，她的皮肤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晒伤或者泛起高原红，白皙透亮。

新一代的藏族女孩，也有像她这样的，过着跟过去几代藏族女性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完全和时代几乎同步。眼下，她在羊秀乡做乡村振兴专干，要做满三年，成绩优秀的话，可以转正成国家公务员，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模特儿工作的不稳定性，她觉得这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政府科员索朗巴宗

第一次見到索朗巴宗，是在比如县赛马节数千平方米的大黑帐篷内，她参与了县政府的接待工作，看起来温婉可人，对谁都和声细语的，让人如沐春风。跟她一席谈之后，才知道她比想象中要丰富和坚韧。这位藏族女孩，生在白嘎乡，父亲在他们那代人里罕见地有份在农业银行的工作，他小学毕业已经十七八岁，当时直接就进了银行。

父亲因此很重视子女的教育，索朗巴宗的四个兄弟姐妹当中，有两个上了大学，除了索朗巴宗自己，1991年生的妹妹在中央民族大学计算机系。索朗巴宗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姐姐，白皙俊美，身高174，当年是第八届比如县“牧人风采、比如形象”选拔赛的冠军，但她没有上过学，后来去了拉萨做了房地产商人。弟弟上完初中后，因为在顽皮爱玩的叛逆期，死活不肯继续上学，当了两年的当地民警，后来辞职，回老家陪伴着父母。

索朗巴宗上学的经历颇为坎坷艰难，2001年，她从白嘎乡来比如县上中学，当时她的一位姨妈在县城里当比如一小的老师，也唯独的一位亲戚，她记得那时坐东风车翻过夏拉山需要两天，他们夜里就住在东风车的车顶，冬天尤其冷，索朗巴宗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在学校住宿的生活，那时候家和学校都没有电话，仅仅在乡政府有个发电报的电台。从开学到放假，一山之隔的父母都无法来看望她，仅仅冬天的时候，农行年底结算，她能盼到父亲来县城出差，能跑去见他一面。放假的时候，父母也不会来接她，她得跟着同学们自己找车子回家。

“我小时候特别爱读书，在白嘎看到别人上小学，我哭着和父亲说要上学，他亲自用缝纫机缝了一个斜挎包，让我背着去上学，有一次迟到了不敢进去，在教室外面哇哇大哭，其实那时候我才七岁，还不到读书的时候。”索朗巴宗回忆道。

初中她就读于比如县中学，高中在那曲地区中学读书，2008年考上了西藏大学职业技术学校旅游系，2011年她第一批乡镇公务员没有考上，父母执意让她报考教师职业，她自己不是很想当老师，又抱着碰运气考了乡镇公务员，结果还真考上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八年以来，她一直在县政府工作，也结了婚，丈夫虽然不识字，但他可以去挖虫草，而且脾气好又顾家。他们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分别四岁和两岁，经常搁在位于比如镇的公公婆婆家，中午丈夫做饭，她回家午休兼吃饭，晚餐，夫妻俩各和各的朋友吃饭，住在县政府的干部周转房内，几无忧虑。这也是一位靠着读书改变命运的非常幸运的藏族女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