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他的愿望实现了。

一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金、元、明、清都曾定都北京，1949年，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其中，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其“入选”首都的历史背景;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则是其“入选”的现实背景。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

在西柏坡村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透露出和平解放北平（北京旧称）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

二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这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定都北平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個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并得到了认可。因而，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三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泽东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

摘自《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