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水产种业即水产种苗产业，是指以各种水产经济生物为基础，通过科技创新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将种质资源保护、品种研发、生产扩繁、推广应用、市场营销和管理服务等各环节有机结合，向水产养殖业提供种苗产品和相关服务的一种产业体系。种苗是养殖业发展的基础。从原始的灌江纳苗、采集天然苗种，到开展人工繁殖获得人工苗种，再到通过群体选育、杂交、生物技术等手段开展人工育种获得优良品种，进而扩大良种生产规模，形成支撑养殖业发展的重要产业，经历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过程，凝聚了广大科研、院校、生产一线科研工作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水产养殖年产量仅有11万吨。要迅速恢复和发展水产养殖业，急需大量的水产种苗，但是这些苗种的获得主要依靠从天然水域采捕，水产种业迫切需要打破“靠天吃饭”的局面。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老一辈的水产人开始艰难地探索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逐步开展鲤鱼人工繁育工作，共建设了四大家鱼和鲤鱼苗种繁育场665个；1957年四大家鱼苗种采捕量达到234亿尾，培育鱼种约35亿尾；苗种的采集、驯化和运输等相关技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水产种业开始起步。1958年四大家鱼人工繁殖和海带夏苗培育技术取得突破；随后陆续突破了对虾、河蟹和扇贝等人工繁殖技术，并解决了一批引进种的人工繁殖技术，同时传统选择育种和杂交育种技术逐步建立并得到应用，培育了一些鲤、鲫品种，使得这些养殖种类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到1978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达到121.2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26%。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中发〔1985〕5号），水产品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为水产种业带来宽松的发展政策环境。1986年《渔业法》明确国家对渔业生产实行“以养为主”的方针，全国开始建设一批水产苗种繁育场。1990年我国淡水人工孵化苗种产量达1291亿尾，占所有淡水苗种数量的91%；海水养殖苗种产量近1000亿尾（粒、株等），水产种业突破关键技术和市场管制瓶颈后，得到快速发展。1991年底农业部成立了“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并启动了《全国水产原、良种体系建设规划》；1996年农业部开始审定水产新品种，创建了第一家国家级水产良种场；1997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3号）提出了“加强水产种苗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国家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开始实施水产良种工程；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87号）提出“加强水产原种保护和良种培育”，水产种业再次迎来了发展政策机遇。我国鱼虾蟹贝藻等海淡水养殖种类人工繁育工作全面展开，传统育种、细胞工程等育种技术逐步得到应用。如2004年我国从挪威引进了“水产动物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选择育种技术更趋完善。中国对虾、罗氏沼虾、斑点叉尾鮰等品种的联合育种机制也逐步建立。截至2015年，我国共自主培育水产新品种138个，创建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79家，省级水产原良场800多家；共有苗种繁育场1.5万家左右，生产苗种3.8万亿尾（粒、头、只、株）以上，产值近600亿元，大大提高了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水产种业得到规范发展。2015年，全国水产养殖总产量4575.9万吨，占比达73.7%。

2016年农业部组织制定了《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6-2020年）》；2017年科技部组织制定了《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实施方案》；2019年经国务院同意，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优质、高效、生态、绿色、创新、规范已成为水产种业发展目标，水产种业进入了提质增效阶段。一批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和棘皮类等优质高效、节料节药、抗逆性强的绿色新品种陆续育成。2018年全国水产苗种生产量达5.5万亿尾（粒、头、只、株），产值664.62亿元，大量“适销对路”的品种得到推广应用，水产品种结构得到优化，种业质量效益得到稳步提升，水产种业逐渐朝着提质增效的方向发展。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水产种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已是现代渔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创新要素之一，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水产养殖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发展水产种业是加快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当前，水产养殖效益、渔业生态资源环境状况、种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促进我国水产种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国水产种业发展报告》，旨在全面总结我国水产种业发展现状，展望未来趋势，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发展现状

产业基础

1.种质资源

水产种质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战略资源。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逐步建立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相结合、活体保种和遗传物质保存互为补充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保护与利用成效明显，为水产种业品种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种质资源保护区

自2007年起，我国积极推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截至2018年底，建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35个，对我国各海区和内陆主要江河湖泊的300多种种质资源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关键栖息场所进行了保护，保护面积达15万多平方公里，初步构建了覆盖各流域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网络。

（2）种质资源库

“十三五”期间，国家组织编制了《全国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规划》，其中由黄海水产研究所承建的主要面向黄、渤海区水产种质资源库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到2019年底，项目建设即将完成。在此项目立项建设之前，黄海水产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已开展了水产种质资源收集、整理、整合与共享工作，截至目前，从活体、标本、细胞、基因等层次保存了2028种活体资源、2314种标本资源、10646种DNA、358种精子、190种细胞系以及171种病原菌。

（3）种质资源保种场

自1998年开始，我国积极开展水产保种体系建设。截至2018年底（不完全统计），国家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生产建设兵团投资建设原种场、良种场和引育种中心等保种设施场地近700个，保种设施面积达到527万平方米，保育种类120多种，保存亲本和后备亲本1亿多尾，涉及“四大家鱼”鲤鲫鳊鲂等一批重要的水产种质资源，初步建立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遗传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保种体系。

2.品种资源

我国水产养殖种类资源丰富，养殖品种的发展经历了野生种驯化、引进和新品种培育等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具有一定养殖规模的养殖品种550种，其中土著种有289种、引进种（未审定）46种、引进种（经审定）30个，自主培育新品种185个，这些养殖种类除日本鳗鲡等少数几种外，基本实现了人工繁育苗种。这些品种构成了我国水产种业的品种资源基础，为我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1996年我国开始正式审定水产新品种，截至2018年底，已审定通过新品种215个，其中引进种30个，自主培育的新品种185个，自主培育新品种按种类分布情况（见图1）。

3.创新主体

经多年发展，我国水产种业技术创新力量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并呈多元化发展特征。从我国水产新品种第一培育单位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来看，我国种业技术创新主体主要有67家，包括水产类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推广机构和企业等，分别为28家、16家、6家和17家；以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主，占64.71%；企业参与育种创新占比近年来提升明显，为25.37%。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水产种业专业人才近5万人，其中专业育种人才约700人、国家种业推广人才约3300人、育苗和经营人才约4.5万人。

4.生产体系

自1998年开始，我国启动了水产原良种生产体系建设，目前已建成了由国家遗传育种中心、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各级地方原良种场及良种繁育基地组成的水产原良种生产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已有遗传育种中心29个，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86家，省级水产原良种场800多家及1.5万家种苗繁育基地，生产面积46万公顷，淡水孵化设施面积585万平方米，海水孵化设施面积1081万立方米，有力地保障了良种的繁育与供应。

产业技术

经多年发展，我国水产种业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多数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苗种繁育技术逐渐成熟，基础研究和种质资源鉴定评价稳步推进，逐步构建了群体选育、杂交、分子选育和基因组选择育种全面结合的育种技术体系，为我国水产种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基础研究

一是基因功能解析和重要经济性状分子标记研究获得重大进展。我国已完成了鲤、半滑舌鳎、南美白对虾、牡蛎、海带等30种以上水产生物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开展了鲆鲽、鲤、扇贝、河蟹、对虾及海带等多种水产生物的高精度遗传连锁图谱绘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以此为基础，先后发掘鉴定了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标记，阐明了生殖、性别、生长和抗性等重要经济性状的分子作用机制。二是国际上首次发现了多倍体银鲫的双重生殖方式。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多倍体银鲫具有独特的单性和有性生殖双重生殖方式，获得了对单性生殖动物进化遗传学研究的新见解；揭示了银鲫存在基因组、染色体或染色体片段渗入现象，鉴定出具有不同染色体数、核型和DNA含量的克隆系等，这些工作被国际权威在10本专著、16篇学科年鉴和综述中引用和评述，引导出30多个国家学者的跟踪研究。

2.育种关键技术

近10多年来，我国水产遗传育种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涌现。水产育种技术开始从传统的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逐渐向传统育种与现代分子辅助及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1）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不断创新

一是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不断创新。目前，一些重要的养殖品种已经建立了从形态学、细胞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到经济性状的一整套种质鉴定技术；分别依托转录组、简化基因组测序等技术手段，开发了大量SSR、SNP分子标记资源，逐步取代传统的RFLP、AFLP、STS等标记。二是建立并应用了水产种质低温冷冻保存技术。发明了鱼类胚胎玻璃化和程序化冷冻技术，建立和完善了细胞、精子、胚胎三个层次的鱼类种质保存技术体系；开展了七带石斑鱼、栉孔扇贝等水生动物胚胎冷冻保存技术；对181种鱼类精子进行了冷冻保存，并在生产中实现了产业化应用；相继开发了配子体超低温冷冻、固相培养和无菌液相保存等藻类种质保存新技术。

（2）传统育种技术日趋完善

近年来，传统育种技术在不断完善。一是利用杂种优势，通过杂交技术，培育并获得了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后代不育等特点的鱼、贝类、刺参等一大批水产养殖新品种，技术优势明显。二是利用细胞工程技术、倍性育种技术和性控技术，培育并获得了具有单性率高、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和成活率高等特点的新品种（品系），如全雄黄颡鱼、全雌牙鲆、全雌三倍体虹鳟和湘云鲫等,这些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

近年来，育种技术在不断融合。一是基于BLUP遗传评估，融合数量遗传和计算机技术创立的“水产动物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利用该技术培育并获得了中国对虾、罗氏沼虾、斑点叉尾鮰、扇贝、大菱鲆、牙鲆、鲤等多个养殖新品种。二是利用分子生物技术，针对不同的目标性状，开发了大量的连锁遗传标记与数量性状座位位点（QTL），与传统育种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利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加快了育种进程，成功培育出如“海大金贝”、全雄黄颡鱼、全雄罗非鱼和半滑舌鳎高雌苗种等。

（4）现代育种技术逐步成熟

近年来，现代育种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一是基于REML和BLUP为核心的多性状遗传评估技术，整合了GBLUP、MixP和gsbay等全基因组选择算法，开发了一套以贝类为代表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平台，实现快速准确地估计全基因组育种值，并建立了高通量、低成本SNP标记开发和分型技术，采用GWAS分析和全基因组选育技术，培育出“蓬莱红2号”新品种。二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对基因组进行定点修饰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已在罗非鱼、半滑舌鳎和脊尾白虾等种类上开始探索研究，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该项技术定会在水产育种中得到广泛应用。

3.育种材料创制

近年来通过种质鉴别、群体选育、杂交育种、雌核发育等技术手段，创制了一大批鱼、虾、贝、藻、参等育种新材料。例如鉴别出具有两性生殖和单性生殖的银鲫不同克隆系、超雄罗非鱼和黄颡鱼，远缘杂交产生的各类多倍体，具有广适温性状的七带石斑鱼群体，具有易人工繁育优势的棕点石斑鱼群体，通过抗病实验产生的牙鲆抗鳗弧菌病群体及抗迟缓爱德华氏菌群体以及具有生长快、抗逆性强的刺参新品系等。

4.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

1958年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和海带自然光育苗技术得到突破，随后对虾、河蟹、扇贝等一大批野生和引进种类人工育苗技术相继得到突破，目前除日本鳗鲡等少数几种尚未突破人工繁育技术外，主要养殖种类的人工繁育技术已比较成熟，育苗工艺已基本建立，现代水处理技术、物联网技术逐步应用，育苗生产的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水产苗种规模化育苗技术体系。

5.种业技术成果

（1）近5年培育的新品种

近5年（2014年～2018年），我国共培育水产新品种84个，全部为人工选育品种，占全部已审定新品种的39.07%，与上个5年相比增长了61.54%，新品种培育能力明显增强。其中：淡水鱼类27个、海水鱼类5个、贝类24个、虾蟹类14个、藻类6个、棘皮类6个、龟鳖类2个。

近5年，我国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种业科技成果丰硕，其中：国家级科技成果5项，省部级科技成果56项。

（3）近5年种业代表性论文

近5年，我国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发表大量的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棘皮类和龟鳖类相关科技论文近600篇，居国际首位，主要集中在分子育种研究、种业基础研究和组学技术研究领域。其中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genetics上发表了4篇有关鲤、草鱼、牙鲆等全基因组图谱绘制论文，这是我国水产界首次在Nature期刊上发表的高水平论文。

（4）种业相关专利成果

我国水产种业科技相关专利规模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国际专利数据分析服务（Patsnap）数据显示，2000年～2016年以来（不完全统计），在876条水产育种专利中，我国有813条记录，占92.8%，远远领先于排名其后的日本和美国，申请和公开的水产种业相关专利的数量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见图2）。近五年（2014年～2018年）水产种业相关专利总计233个（不完全统计），其中鱼类种业专利最多，占总数的38%。

（5）近5年种业相关技术标准

截至2018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制修订主要水产养殖种类种业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共计79项，其中：国家标准24项，水产行业标准55项。所颁布的标准主要集中在种质标准、亲鱼和苗种培育标准和人工繁育技术规范等方面。另外，还有“水产种质资源基因组DNA的微卫星分析”共性技术国家标准1项，各地还颁布了大量的地方标准。

产业规模

近年来，我国水产种苗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据2019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统计，2018年全国水产种苗产值664.62亿元，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2.57%，占渔业产值的5.19%，2013年～2018年，产值逐年增加，水产种苗产值占渔业产值的比值基本稳定在5.5%左右（见图3）。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读书热情，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史家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每日“三读”就是其中之一。“晨间诵读”是史家小学的经典诵读传统活动，每天清晨，随着“书香史家书声朗朗，让我们大声诵读吧”的铃声，各个教室传来朗朗的诵读声。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诵读经典，低年级阅读《弟子规》，高年级阅读由老师们根据传统经典汇编的《学而》。“课间闪读”是个体阅读时间，学生可以利用大小课间在书院或者在楼道、教室里开展短时阅读。“午间品读”是每个班级利用午休时间，轮流到史家书院集体阅读，每天到书院阅读的学生超过百余名。一日“三读”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也营造了史家校园浓厚的读书氛围。

1.种苗产值

2018年全国前10位省（区、市）的种苗产值为528.76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79.56%（见图4）；前5名的湖北、山东、辽宁、江苏和福建种苗产值363.27亿元，占了全国总产值一半以上（见图5），分别为99.20亿元、78.45亿元、78.17亿元、61.08亿元和46.37亿元。

2.主要养殖种类繁育能力

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74种海淡水主要养殖种类中，除鳗鲡以外，全部能实现苗种人工规模化生产，39种已培育出新品种，占同期统计养殖种类总数的52.70%。其中在37种淡水主要种类中，19种已培育出新品种，占同期统计淡水养殖种类的51.35%；在37种海水主要养殖种类中，22种已培育出新品种，占同期统计海水养殖种类的59.46%。

3.种苗产量

鱼类种苗生产情况：近5年来淡水鱼苗产量基本维持在年均1.30万亿尾左右。2018年产量1.31万亿尾，前5位的广东、湖北、江苏、广西和湖南产量1.10万亿尾，占全国淡水鱼苗产量的83.96%（见图6）；海水鱼苗产量近5年来增长较快，呈现逐年加快趋势，2018年产量128.4亿尾，与2013年相比增长123.60%，前3位的福建、广东、山东鱼苗产量114.11亿尾，占全国海水鱼苗产量的88.87%（见图7）。

虾蟹类种苗生产情况：近5年来产量增长较快，2018年全国虾类种苗产量1.34万亿尾，与2013年相比，增长76.32%。其中以南美白对虾为主，产量为1.02万亿尾，占虾类种苗产量的76.12%，前3位的广东、福建、海南产量为7826.13亿尾，占全国南美白对虾虾苗总产量的76.54%（见图8）。近5年来蟹类种苗产量相对比较稳定，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蟹类种苗产量近940吨，其中以河蟹为主，产量为891.83吨，占蟹类种苗产量的89.78%左右，主产区主要在江苏和辽宁两省，产量为862.56吨，占全国河蟹育苗总量的96.61%，江苏省占到全国产量的88.69%（见图9）。

贝类种苗生产情况：近5年来增长较快，2018年全国贝类种苗产量2.81万亿粒，与2013年相比，增长112.88%。前3位的福建、山东和浙江产量为2.72万亿粒，占全国产量的96.78%（见图10）。

藻类种苗生产情况：近5年来增长较快，2018年全国海带育苗量490.27亿株，与2013年相比，增长61.97%。只在福建、山东、辽宁和广东四省有分布，福建产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产量的59.21%（见图11）。2018年全国紫菜育苗量11.91亿贝壳，主产区在福建、江苏、浙江三省，广东有零星产量，福建产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产量的44.16%（见图12）。

棘皮类种苗生产情况：近年来产量呈下降趋势，2018年全国海参种苗产量561.9亿头，与2013年相比，下降23.84%。只在山东、辽宁、河北、福建、广东和海南有分布（见图13），前2位的山东和辽宁产量分别为345.70亿头和205.00亿头，占全国产量的98.01%。

龟鳖类种苗生产情况：近年来产量总体呈先降后升趋势，与前几年比，产量有所恢复，与2014年相比，下降6.09%。2018年全国稚鳖产量6.18亿只，产量超5000万只的浙江、江西、湖北、广东、安徽和广西产量为4.75亿只，占全国产量的78.32%（见图14）；产量超1亿只的浙江和江西产量为2.27亿只，占全国产量的36.73%。

推广应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大幅提升,培育出大量的鱼、虾、蟹、贝、藻、棘皮类和两栖类等海淡水养殖新品种,这些养殖品种被列入了国家、地方主导品种名录和重大推广计划，大量应用于养殖生产，其中鲤、鲫、中国对虾、扇贝、海带等品种已实现更新换代；自主培育的罗氏沼虾市场占有率60%，斑点叉尾鮰市场占有率40%，南美白对虾市场占有率20%，主要引进种的养殖正逐步摆脱对国外种质资源的依赖。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大对水产养殖新品种选育与推广应用力度，水产养殖遗传改良率显著提升。根据遗传改良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依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提供的全国水产养殖产量分品种数据，经计算，我国2018年水产养殖遗传改良率为52.8%，与2013年相比提高了19.73%，与2008年相比提高了107.05%。

种业企业

1.企业规模

经多年发展，我国水产种业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市场集中度逐渐提高。我国现有水产苗种繁育生产企业近1.5万家，除极少数几个品种外，我国水产种苗基本实现自给自足。据有关数据（不完全）显示，近5年水产种苗平均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种业龙头企业有17家，平均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种业企业有30家。2017年，这些企业种苗销售收入达7.6亿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1.5亿元，占全部水产种苗产值的1.12%，比2013年提高了9.82%。水产种业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种业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

2.品牌建设

在政府部门、推广部门和产业协会等引导下，各地将种苗品牌建设作为提升水产种业发展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成功打造了鱼虾贝藻蟹等30多个各有特色的全国知名品牌，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品牌建设和维护已成为当地政府培育种业企业、支持种业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手段。

政府扶持

我国各级政府设有水产种业的扶持政策，主要分为工程建设、产业政策和科研项目等扶持政策。

1.基础设施

在政府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努力下，我国水产种业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完善。自1992年开始，农业部制定并启动实施了《全国水产原、良种体系建设规划》，1998年启动了《良种工程建设规划》，陆续实施了4期。依托中央财政建设项目，各地积极按比例配套建设资金，并纷纷设立本地区水产种业基础建设类项目。如江苏省2013年发布实施了《江苏省现代水产种业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优势品种遗传育种中心、良种场、苗种场、水产种业园区和水产种业基地等；山东省2016年实施了《山东省水产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6-2020年），提出加大对水产种质资源场（区）、水产育种创新基地和水产良种生产基地的建设等。截至目前（不完全统计），中央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生产建设兵团、部属水科院和农垦系统累计投入约18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入30余亿元，用于建设水产种业基础设施及场地。

2.产业政策

针对种业产业投资大、收效慢、风险高的特点，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保护政策，积极引导各级生产主体，立足优势，发展水产种业。1997年起，农业部和财政部实施水产苗种进口免税制度，通过税收减免的形式给予进出口水产苗种优惠。2008年起，中央财政开始设立物种品种资源保护专项经费，对水产种业发展给予扶持。同时，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项目、浙江省水产种苗项目、江苏省三新工程良种项目和广东省水产良种体系建设项目等地方水产良种项目也陆续推出实施，为水产种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科技支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从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发到支撑计划以及产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都逐渐加大了对水产种业研发的资助力度。一是实施了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研究”重大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林动植物育种工程”设立高产优质虾贝藻新品种选育、罗非鱼等主要养殖鱼类新品种选育等项目。二是加强水产良种推广示范力度，2006年根据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启动渔业主导品种推广机制；2012年起，《中央财政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农技推广资金支持水产良种的繁育、改良，实际落实相关推广经费2亿元以上；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设立6个渔业方面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共计45个产业技术体系的育种和扩繁岗位支持种业。三是地方政府支撑种业创新，2012年开始，浙江省设立水产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2017年江苏省设立水产重大新品种创制项目，支持水产新品种选育。

种业管理体制与制度

1.主管机关

我国水产种业生产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产种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产种业。

2.法律法规

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水产种业法律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有关“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培育和推广、水产苗种的进出口审批、水产苗种的生产审批”的规定，是我国水产种业法律制度的主要渊源。作为部门规章的《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对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育、种业生产经营和种质进出口管理等作为全面规定。

3.品种审定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审委会”）负责水产新品种审定。全国审委会是由农业农村部领导的国家级技术机构，由渔业行政和来自科研、教学和推广等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审定全国水产原种、良种，对水产原种和良种的保护、引进和开发利用等工作提供指导与咨询。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省（区）设有省级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负责本辖区水产新品种初审和为种业发展技术支撑。近5年来，审定及推广水产新品种85个，组织水产原良种场技术指导500多次。

4.水产苗种生产许可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苗种除外。2005年1月5日，农业部第46号令发布修订后的《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施行。根据该规定，水产苗种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水产苗种进出口应当经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或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批准，水产苗种首次进口应当经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批准。

5.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是依据《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建立的一项重要的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制度。完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从苗种流通的关键环节入手，强化产地检疫和执法监督，从源头上严格控制重大疫病传播，是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农业农村部2017年首次批复江苏省启动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试点工作；2018年试点范围扩大到江苏、天津、浙江、安徽、山东、广东等6省（市）；2019年又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覆盖全国24个水产苗种主产省。

存在问题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水产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因底子薄、起步晚等原因，也存在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产业统筹规划需进一步加强。当前，我国水产种业基础和体系已初具规模，种业发展理念和技术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与国际上欧美发达国家水产种业以及国内的农作物和畜禽种业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行业整体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首要表现为产业发展缺乏系统全面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一是从整体看，“保、育、测、繁、推”各环节发展不平衡，且缺乏紧密的联系和有效衔接，形不成合力。二是从保障政策看，投入较少且分散，重视“看得见”的基本硬件建设投入，忽视种业设施的运行维护、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品种测试和推广、体制机制创新等投入；投入“小而全”，太过分散，导致种业基础设施和装备投资规模较低，重要品种和重点企业支持不足，最终形不成核心竞争力。三是从监管看，手段较传统，且难以到位，法律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种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种苗市场准入门槛低。从2017年江苏省率先实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试点开始，到2019年，已扩展到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初步建立了官方兽医、相关制度和检疫申报网点，开展了技术培训，开展了重大疫病检疫，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队伍、设施、装备、制度、经费不完备，水产种苗跨省跨区不经过检疫和评价，任意流通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产业技术研发与应用需进一步提升。经多年发展，我国水产种业逐步形成了“保、育、测、繁、推”等环节的技术体系。但都存在创新深度、技术集成与应用不够的问题。一是因保种工作重建设轻管理，导致原良种保存和维持技术应用不足，种质重要性状缺少精准鉴定，存在“有种质库、无数据库”的问题。二是因育种工作投入大、时间长，加上现代育种技术对育种环境和人员要求较高等原因，导致传统育种技术仍然为“主流”，选种育种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较差。三是种业的工程化体系不完整，缺少父母代亲本的培育、促熟等配套技术、装备，整体上，尚未形成工程化体系。综上，种业产业技术研发与应用不健全，造成育种效率低，技术集成度不够，难以满足我国渔业对大批量、高品质、多性状和适应能力强的新品种的需求。

专业人才需进一步充实。水产种业是资本、技术和人才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目前，我国水产种业顶层的育种和经营管理、基层的育苗和生产技术等人才普遍不足。大多数从事种业行政管理和服务的单位一人多职，缺乏专门从事种业管理的人员；一些农业和海洋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没有专门设置育种学科，有限的育种创新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很多种业企业没有专门育种人才，繁育技术人才很多不熟悉育种技术；大多数种业企业和良种繁育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有的甚至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培训而熟练掌握保种和繁育工作技能的技术工人少，一些公司或良种场只有场长和工人两类岗位，缺少专门的财务和经营人才。

组织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当前，国际市场上南美白对虾种业集中度约80%，鲑鳟鱼种业市场集中度约90%，水产种业逐步趋向集团化、全球化经营。而我国水产种业经营主体数量多、规模小、产业组织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不高，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一是因准入门槛低，我国水产种业经营主体多而散，为了夺取市场，不停的引进、驯化新的养殖种类，不专注于做精一个品种，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优质不优价，挫伤育种者积极性；二是我国水产种业技术力量分散，育种研发、技术和人才集中在科研单位，种业企业在科技平台建设和育种创新能力培育上严重不足，企业主要在苗种繁育环节，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存在障碍，没有形成真正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至今没有一家种业企业形成相对高的市场集中度，进而参与国际竞争。

发展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水产养殖产业效益、渔业生态资源环境状况、种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形势下，水产种业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引领水产养殖业绿色革命，助力渔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针对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必须重点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强化统筹规划和支持政策。按照“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施乡村振兴及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要求，在全面分析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制定国家和地方水产种业发展规划，分品种、分区域、分阶段提出发展目标、方向和重点，明确今后5年～10年推进现代水产种业发展的任务和措施，确保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调整和优化水产种业资源配置方式，在原资金渠道不变的前提下，统筹水产种业财政和基建项目，加大对水产种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硅谷）投入和种业战略软课题研究，支持重大育种创新联合攻关、标准化扩繁生产和品种性能测定；探索设立水产种业发展基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水产种业，加大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的投入和种业企业的做大做强，从而提升我国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

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尽快启动水产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定、评价和利用等方面的立法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保护主体的不同保护责任，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以保为主、用保结合、以用促保”的相关机制。加大对基础性、公益性研究，育种技术集成创新和品种创新投入，加快水产养殖动植物重要经济性状的遗传基础解析，为培育高产、抗病或抗逆水产养殖动物新品种提供理论基础和基因资源；建立遗传性别鉴定的分子技术和控制鱼类生殖（育性或性别）开关新技术，开展或研发适合水产养殖生物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和基因组编辑育种，并集成和创新选择育种、倍性育种、性控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借腹怀胎”等育种方法；制定适合集约化、生态化、深远海大型网箱养殖和适合加工的优质、抗病、抗逆、高产的水产品种的中长期育种计划和联合育种行动方案，重大育种创新联合攻关，突破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繁育、性状测定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提高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校共建商业化育种攻关平台，或自主建立育种研发机构或科研团队，通过转化公益性研究成果，或通过引进高级育种人才和育种创新材料，开展商业化育种研发，引导产业逐步建立主要由政府推动向由企业主导的商业化育种、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提高种业企业的育种研发和良种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种业企业。以南美白对虾等重要养殖种类为基础，以一种或多种先进育种技术将国内各育种单位的力量组织起来，组建联合育种团队，搭建联合育种平台，力争短时间内培育出优质高效多抗安全的新品种，打造水产民族种业名牌，提高国际竞争力。

加强水产种业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制定水产种业中长期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充分利用高等院校教学资源，加大对管理、科研和生产等水产种业人才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普遍提高水产种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加强育种学科、遗传育种中心、实习基地建设，建立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机制，提升水产种业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建立水产育种分会，开设育种创新团队奖项，树立育种领军人才品牌；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企业项目、人才合作，鼓励种业科研人才到企业从事商业化育种工作和创业创新，从而加强种业人才培养。

提高水产种业规范化管理服务水平。积极规范品种审定制度建设，鼓励选育推广优质、高效、多抗、安全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加强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品种创新各类主体积极性；逐步建立覆盖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棘皮类和龟鳖类等主要养殖种类和养殖区域的具备种质质量检测、品质分析、生产性能测定等功能的新品种测试网络；加快种业技术标准制定。尽快制定水产原种种质标准、水产遗传育种技术规程、新品种经济性状评价方法、与新品种配套的养殖技术规范等系列标准规范；鼓励支持选用绿色优质品种；提高种业行业门槛，继续加大水产苗种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假劣苗种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抽检力度，防止病害苗种进入养殖环节；强化水产苗种进口风险评估和检疫，营造健康有序的水产种业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