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士明

（作者系中共原长沙特别支部书记刘晴波之子）

钱瑛（资料图）

解放战争时期，长沙活跃着一个由中共湖北省工委建立的党组织——中共长沙特别支部（以下简称“长沙特支”）。该党支部在长沙期间，不与中共湖南地下组织横向联系，独立开展工作，直至被并入中共长沙市工作委员会。

“开辟大江两岸工作”与长沙特支的建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出曾惇、陈克东和刘实率领3支干部队伍，到武汉重建党组织。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中旬，这3支队伍分别独立开展工作。

194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27日，刘邓大军胜利进入大别山北麓潢川、固始地区，10月控制了武汉近郊黄陂和新洲地区。军事斗争形势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武汉3个彼此独立的党组织会合起来。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常委、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指示，1947年10月下旬，在武汉同时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工委”）和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市工委”）。湖北省工委由曾惇任书记，李声簧、陈克东、刘实任委员，刘实兼任武汉市工委书记。

湖北省工委建立不久，交通员黎智（闻一多侄子）来汉传达了钱瑛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作出的指示：“刘邓大军南下后，各地工作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已经消失，应积极开辟大江两岸工作，作好配合大军3月渡江准备。”钱瑛说的大江是指长江，3月渡江是指解放大军拟于1948年3月（后延期）渡长江南下作战。湖北省工委开会决定立即实施开辟大江两岸工作，并将该工作分为两项：一是开辟省辖长江两岸的工作；二是开辟粤汉铁路鄂湘段几个大中城市的工作。湖北省工委指派长期活动在湘鄂秘密交通线、熟悉两省情况的陈克东负责建立各地党的基层组织，为大军渡江做准备。

陈克东只用了三四个月就在长江两岸建立了中共沙市支部、中共大冶县工作委员会等一系列党的组织，还于1947年底奉钱瑛之命在粤汉铁路鄂湘段的湖南长沙建立了中共长沙特别支部。刘实在衡阳建立了中共衡阳直属支部。

湖北省工委给新建党组织部署的工作任务是：“立即串联和发动可靠的积极分子，注意隐蔽，团结和组织群众，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和交通线路，调查敌人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敌人的装备、仓库和江防设施，一旦我军到来，立即组织接应，保证帮助我军顺利渡过长江。”

当时，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的工作也围绕“准备配合大军3月渡江”展开。大家原来以为解放军大军3月就会来，结果没有来，敌人对地下党的破坏和镇压更加疯狂，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受了几次较大的破坏。有鉴于此，从1948年4月开始，长沙特支的工作由执行大江两岸任务主动转为接收、掩护湖北暴露身份转湘的地下党员。

这一时期，长沙特支还接收了暴露了身份的南京中央大学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

长沙特支划归中共武汉市委

1948年春夏，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湖北省工委决定在城市工作方面暂时退却，及时转移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外围组织成员，尽量避免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48年7月，曾惇专程前往香港，向钱瑛汇报了湖北特别是武汉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遭受破坏的情况。考虑到划分省、市工委和承担开辟大江两岸工作使党的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于武汉市，相对削弱了城市工运、学运，钱瑛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接受了曾惇的建议，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做出决定：撤销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成立中共武汉市委员会，长沙特支、沙市支部、衡阳直属支部划归中共武汉市委领导，大江两岸工作移交给解放区。

1948年7月下旬，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曾惇任常委、书记，江浩然任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文澄任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克东任委员兼长沙特支书记，负责统战策反工作，刘实任委员负责工运工作。7月底，曾惇、江浩然离开香港返回武汉，8月1日途经长沙，向在长沙工作的陈克东传达了钱瑛的指示，布置了长沙的工作。

这一时期，长沙特支继续接收了来自湖北、上海、南京和北平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并在长沙发展了党员。

长沙特支直属中共中央上海局

1949年1月，白崇禧集团盘踞湖北，武汉的地下斗争形势严峻。而5名市委领导中只有陈克东一人是湖北人，中共武汉市委急需负责统战策反工作的陈克东回到市委工作。此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武汉、长沙斗争形势的需要，做出将长沙特支从中共武汉市委序列中脱离出来，直属上海局的决定。

其中，Nx表示中心点x的局部方形邻域，y是局部邻域内的像素点，D(x ,y)表示像素点y与中心点x之间的欧氏距离。由此可见，邻域内像素点的权重是由其对应中心点欧氏距离来表达，这是为了控制减少噪声影响与保留图像细节之间的平衡。LM(x)表示中心点x的邻域均值，其被定义为：

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上海局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朱语今通知中共全国学联（香港）支部委员刘晴波：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让你接替陈克东出任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到钱瑛处领受任务时，钱瑛、朱语今特别交代：长沙特支直属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工作范围不限于长沙，可在省内独立开展工作，不与湖南省、长沙市的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万一湖南省、长沙市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可作为应变力量继续战斗。

曾惇（资料图）

不久，陈克东由长沙赴香港与刘晴波见面，双方约定在长沙的接头地点，并相约在长沙交接长沙特支工作。中共中央上海局对刘晴波赴任非常重视，朱语今专门从全国学联调湘鄂赣三省联络员陆菊如由长沙赴香港，掩护刘晴波赴任。

1949年1月中下旬，刘晴波化名王益林、陆菊如化名陆方，两人假扮夫妻来到长沙。刘晴波按事先约定，找到行素中学女教师贺益恩，通过她侄儿、长沙特支党员贺善文联系上陈克东。

交接过程中，陈克东告诉刘晴波：他是于1947年来长沙负责长沙特支工作的。长沙特支除在长沙发展党员外，还接收了外地经上级手续转到长沙的党员。长沙特支从建立以来就不与湖南省、长沙市的地下党发生联系，因为外来党员较多，在长沙的群众关系较少，工运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长沙特支1949年1月中下旬整体转属中共中央上海局。

一个基层党组织成建制地整体转归上级直接领导，这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少有的，证明中共中央上海局对这个特别支部的重视。

上海局（华中局）时期长沙特支的组织建设

新的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确定了着重开展工运和学运工作、少发展党员多发展外围组织成员的方针，设置了统战、军事策反、工运、学运、宣传、小学教师、机关公务人员、医药卫生8个工作组，成立了湖南文艺界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演剧六队支部，成立了岳阳党小组、衡阳策反小组等。

与此同时，长沙特支着手建立了一批秘密外围组织、统战性质组织、合法登记的社团组织，如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工人解放先锋队、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新教育研究会、中国农学研究社湖南分社、新法学研究会、医院教会团体联谊会等。长沙特支还组建了有800多人、700多支枪的湘鄂赣边区民主自卫军，有100余人、70多支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北挺进队，有人枪四五百的益阳南岸7乡联防武装，有上千人的郴州游击队，有200余人枪的湘北人民游击支队，有100余人、40多支枪的金井武装工作队以及湘中游击纵队7支敌后游击武装。

长沙特支党员萧敏颂建立了民盟湖南省支部，并担任主任委员。

长沙特支党员黄建平（黄栋）于1949年春夏之交，会同岳父程一中组建了民革长沙市工作委员会。

1949年4月4日，钱瑛乘船离开香港赴北平。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华中局，钱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部长。5月16日，解放军进入武汉。6月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中共中央华中局在武汉成立。长沙特支随钱瑛转入中共中央华中局，党组织名称和班子成员不变。

中共原湖北省工委委员、中共原长沙特支第一任书记陈克东

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时期，长沙特支除独立开展对程潜的统战工作、策反蒋军二三二师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统二处衡阳潜伏组起义外，在工运、学运、军运、保厂护产、反迁移和领导民主党派开展地下斗争等方面的工作也都全面开展起来。

长沙特支合并到中共长沙市工作委员会

1949年6月，解放大军进入湖南境内，湖南和平解放形势渐趋明朗。周里书记领导下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已发展成为中共在湖南的一支主要力量，长沙特支作为应变队伍的必要性已经消失。在重庆《挺进报》事件中只身脱险到达武汉的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是湖南长沙人，因而被钱瑛选中，赴长传达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

中共原长沙特支第二任书记刘晴波

6月27日，洪德铭到达长沙。第二天，洪德铭在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精神，做出了立即通知有关地方停止武装起义和袭击敌人的部署、停止发展新党员、长沙特支合并到中共长沙市工作委员会等5项决定。

洪德铭也找到刘晴波，在长沙特支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

合并后的党组织仍称中共长沙市工作委员会，沈立人任书记，刘晴波、胡鹏、邹得心任委员。

至此，长沙特支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