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美珍/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一、中国传统史学为历史哲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作家’之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拟不上的。”的确，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绵延不断，独领史坛。中国传统史学与同时期西方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让欧洲的中世纪史学自愧不如。

首先，从史学的发端而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极强的历史意识，这使得中国的史学发源很早。最晚在商朝就设有史官，到了周朝，史官不仅独立出来，而且分工非常细致。周朝有记天子之事的史官，也有记诸侯之事的史官；有记言的史官(左史)，也有记事的史官(右史)。史官在秉笔直书时，就已经体现出浓厚的历史意识。孔子修订《春秋》时一改以往史官比较单纯史料记载态度，虽然依然据实而书，但在孔子在修订中加了“微言大义”，即加进了自己的意见，一旦史料贯穿了“大义”，就是贯穿了作者的历史观或者某种精神，史料有了活性并具有史学的意义。相比较而言，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在古希腊才出现用散文写作的历史‘纪事家’，著名的《希波战争史》也比《春秋》迟了四、五十年”。具体到以最早的通史做比较，我国最早的通史是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的史记，西方最早的通史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前后相差一个世纪。

其次，以史书规模和数量而言。从孔子修鲁国国史《春秋》伊始，历代史学家、史官，甚至文人墨客都自觉不自觉参与到这项恢弘浩瀚的修史过程中。中国传统史学始于先秦，延绵两千多年间，其生命力与规模，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拟。史书的数量，可谓不计其数。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所列，即达成2036部，合计38264卷；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为300万字。而且，这些巨著自成体系，再扩充，互相阐发、彼此补充，岿然立于世界传统史学之林。

再次，以史学地位而言。古代中国历朝历代注重修史，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多由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历史学家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秩序来编写完成，对人、言、事直言直书。传统史学时间清晰、资料详尽、逻辑严整、直言真实。国人认为，历史为民族血脉所系，即使国可亡而史亦不可亡，可见历史在国人心中地位可见非一般。而在欧洲，特别是中世纪的欧洲，一般只把历史看作一种知识，不设专人，随意书写或不写，以至于17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犹如雾霾，雾里看花，道不清看不明。我们所学的各种版本的《西方历史》那么有条理、有逻辑，也有很好的时空秩序，或许是中国史学家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的逻辑习惯和记事方式对西方历史做了整理和规范。

二、中国历史哲学从近代开始走向落后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独领世界史坛。相对的，我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也很古老，并领先于西方，然而近代以来，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却落后于西方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哲学思维的弱化，使中国历史哲学难以独立出来成为新兴学科

黑格尔说：“历史哲学不外是对历史的思维着的考察罢了”。历史哲学必须具有哲学的思维，而哲学思维的两大品质就是反思批判和系统化。

“反思批判”，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的思考，即“第二级思维”，就是要突出哲学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哲学史就是问题史，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地反思历史，哲学地解决历史问题。而在中国，对历史哲学思想，我们更多地表现为继承，孔子的“道”有老子“道”的影子，王夫之的“气”与“道”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哲学缺少反思批判，就少了内生的因子和不断系统化的动力，也少了光芒。

“系统化”，就是哲学的逻辑感，这是哲学最为基本的重要品格。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世界的万物的具体性、独特性去探究、把握内在的统一性、规律性，并力图以此去解释世间万事万物。我们有规模宏大的系统化史学，不管是通史还是断代史，抑或通史断代史中的每一卷都能自称体系，但这仅仅是史学的体系。相比之下，在历史哲学思想从远古开始孕育，经历历代先哲的努力，历史哲学思想一直在朝前发展，但一直缺少系统化的提炼与研究，逻辑感系统化方面逊于西方。

在西方，恰恰是反思批判的思维品质，使西方哲学到达那样让人顶礼膜拜的高度，也恰恰是反思批判的品质，使历史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取得那样的丰硕成果。无论是反思批判后的否定，还是反思批判后的完善，这样的哲学思维都是历史哲学产生发展的内生动力，结果都演绎了不同形态历史哲学的系统化，呈现了巨大的逻辑感。

(二)封建专制的壁垒，使中国历史哲学不能充分浸润东西学渐

历史哲学的跳跃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跳跃演进。公元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5世纪及之前的亚欧大陆不是农耕世界，就是游牧世界，但归根到底是封建制的世界。游牧与农耕之间虽然存在有限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文化交往，基于马背上的民族的好战性，游牧世界还多次向农耕世界大征战，又基于人的安居乐业的天然诉求，游牧世界征战征服农耕世界后，会被农耕世界同化，经济交往、征战征服、迁移同化的结果，是民族的大融合，越来越多的游牧民族融合进农耕世界，但这样的融合不能改变所属的制度属性，也不能根本改变东西方彼此闭塞、新旧大陆互相隔绝的状况。直到15、16世纪，亚欧大陆的西部部分地区，率先由农本转向重商，商品经济的繁荣，新型雇佣关系的兴起，使得这一地区由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这无疑是对发展滞后的农耕世界国家的冲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明朝中后期在东南沿海一岸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世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也是历史哲学发展的世界背景。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性的问题与矛盾不断涌现，需要在全球寻找答案。不同文明相互冲击与融合，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共生共荣，加剧各民族各种族隔绝的消融，原本孤立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彼此渗透并融为一体，人们对“国”的历史的研究自然演进为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也跳出狭小的空间，有条件对人类历史做更宽广的思考。中国人在16、17世纪，随着东西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国已经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思想。《论语》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已经开始走进西方世界，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而我国明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部包含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的著作和波丹的历史哲学思想遥相呼应，两位哲学家都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成阶段性进阶过程。至此，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自明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明代郑和下西洋和明清时期西方殖民势力向全球扩张进程加快，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东西互渐的风潮，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而此时中国的文化高压政策不仅不能镇压人的思想，反倒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瓦解,同时也在思维方式和治学取向上强烈地改变着中国原有传统的学术格局。立足于自身视角的文明悦纳自身文明的同时勇于并善于开阔包容别的文明，“才能使文明体以文明化的方式自我提升并不断外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自信也是一种他信。

在这样的背景下，17-19世纪，中西历史哲学分道扬镳。西欧历史哲学兴起，但西方思辩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前仆后继的努力建树，用反思的思维和强大的逻辑感构建了历史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相比此时的东西文明交汇，西方对东方文明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哲学思想不断走进西方。而在中国，因为明末和清朝的闭关锁国，把西方文明，连同历史哲学思想人为地挡在外面，中国传统史学沿着老路往更严密的考据学方向发展，考据家和史官一样其工作受到清政府的大力官方支持，规模恢弘但“重归纳、轻演绎；重材料，轻理论；重客体，轻主体；重实证，轻思辩；重围观考察，轻宏观综合。”中国传统史学朝着考据学的方向发展，历史哲学思维自然被固化、甚至退化。

当然，文明是有超强渗透性的，西方历史哲学的璀璨成就，会穿越封建专制的铜墙铁壁，艰难来到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在努力向西方学习，历史哲学思想还在绵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