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 嘉

人类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秩序不断追寻与构建的过程。混乱与稳定是互为平衡的两端。

大多数人对秩序是存着天然的亲和态度的，或许是因为秩序常与稳定、和平、理性、正义等词挂钩，又或许是因为只有借助秩序，我们才得以确定个体的位置。总之，当原先运行的秩序被打破，就仿佛飞驰的赛车在弯道上突然失去了轨道，而巨大的惯性仍然存在，迷茫、错愕、愤怒等一系列情绪便会接踵而来。

在历史上发生的众多灾难之中，瘟疫也总是扮演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与战争、地震等一样，瘟疫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威力，但它同时又保有自身的独特性。正如桑塔格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特质，作为灾难家族中一员的瘟疫，当然也拥有自己独特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妨以瘟疫的眼光看待瘟疫，而不是以军事的眼光，或者以任何一种我们觉得相似的自然灾害的眼光去看待它，这或许可以规避某种隐喻上的污染，能让我们更直观地面对瘟疫本身。

在Jennifer Cooke《瘟疫的文学、理论与电影遗产》一书中，作者对plague从词源上作了极其详细的分析。古希伯来象形文字中的‘plague’从右至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颗萌芽的种子，一只脚，一只眼睛。发芽的种子表示瘟疫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单足代表着行走、负重、聚集，而眼睛则意指观察、信息、知识。这个造字极其精妙，能覆盖很多含义，并且引发许多联想。当我闭上眼睛回顾2019与2020之交那一段漫长而慌张的日子时，这三个符号总是能完美地契入现实的画面。不知情时在大街小巷的闲逛，左顾右盼，全然不知危险的种子可能就在身边像一条小蛇般溜过。当新闻开始大力报道，紧张的气氛到来，双脚被束缚在有限的房屋里，只能借由各种交流渠道去捕捉获取信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这三个符号任意组合着，是浑然不觉的行走聚集，是伸长触角的观察探听，是无声无息的死神的降临。

当然，plague的词义也处于变化中。《旧约》中最早的使用是指来自神的触碰，后来逐渐用于指称疫病。现在，我们将其定义为大型具有传染力且会造成死亡的流行病，在广大区域或全球多处传染人或其他物种。随着社会的发展，瘟疫一词所蕴含的神灵审判的意味不再那么强烈，不过因为其丰富的特性，反倒拥有了许多其他泛化的含义，比如可以泛指一切让人感到不快的人或事。

或许在被使用的早期，瘟疫一词就被定下了黑色的基调。它不是生活的常态，与人们日常的秩序是相悖的。

瘟疫对秩序的破坏最明显的当然是空间中的秩序。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就以他地理感极强的文字向我们揭示出了这种空间上的失序。瘟疫扭曲着城市，街道不是太满就是太空。街道本身是作为通行的手段而设计的，但瘟疫却将它们转变为障碍或威胁。人们慌乱地寻找着新的空间，有人把自己封闭在家中，有人拼尽一切要从家中外逃。在作者简洁冷静的笔触下，你很容易捕捉到这种错乱，虽然作者并没有扯起嗓子对着我们呐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

“经过劳斯伯利的土地拍卖市场时，突然间，有一扇竖铰链窗子刚好在我头上猛地打开，然后有个女人发出了三声吓人的号啕，接着是以一种最难以仿效的腔调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整条整条的街道显得荒凉枯寂，非但没有被关闭，而且居民都清空了；门开在那里，空屋里的窗子被风撞碎，因为没有人将它们关上。”

原本象征舒适和生命的窗户和门，此刻成了空虚与死亡的征象。另一个方面，它们提供仅剩的途径，与这个恐怖横行的世界联结起来。但你又很难说究竟哪一端是里面，哪一端是外面。我们曾经定义或者被定义的一些概念像是突然被抽去了空气，看大家的拳头都打在棉花上了。家曾经是多么让人依恋的温暖港湾，而瘟疫的到来，让它也许会成为谋杀健康人的地牢。过去人们每天回家，瘟疫之中，却想尽办法逃离它，甚至不惜残忍地杀害看守人。

因为瘟疫的强传染性，封锁成了几乎必要且正当的手段。无论是封国、封城、封港口，还是只封锁一间房屋，一艘船，曾经具有流动性的空间场域无疑正面临着受切割的威胁。尚处于瘟疫年之中的我们仍能深切地体会这一点，不仅仅是想回学校而不得的问题。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对外封锁了国门，哪怕如今疫情有好转的迹象，跨省甚至只是跨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还是会受到监管与控制，五一假期各单位就发出通告称“严禁出市”。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国家治理的空间单位划分的非常小，落实到社区，落实到村庄，非正式意义上说，其实是划分到每个小家庭，甚至是每个人身上的。当情况好转，这种空间的管控才慢慢放开，先是可以登记后出小区了，接着出小区不用登记了，只需在公共场所出示健康码，再过一阵，除了出省、出市受管控外，在周边的超市、公交车等场所连健康码都不用出示了。

严防严控的治疫当然十分有效，不过我们也能从空间管控的伸缩中体察到一种失序，这是一种非常态，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非常态。

除了场所的封锁外，瘟疫还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封锁。《鼠疫》中的人们背靠背乘坐公共汽车，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微小的不适就疑神疑鬼。《瘟疫年纪事》中的人们也是如此，即使是夫妻，为了不和染了疫病的妻子接触，丈夫只把钱与粮食远远地放在岸边。并且在遇到其他人时总是下意识地躲避，往往双方要经过郑重的起誓才能换来暂时的信任。

虽然说《鼠疫》的最后迎来的是全城的狂欢，《瘟疫年纪事》的最后人们走上街相互握手，把窗子打开，从一家喊到另一家。但现实中的封锁有它播撒下的阴影与顽固。因为新冠病毒的长潜伏期与无症状感染的可能性，“疫情常态化防控”的信号已经发出。“保持社交距离”也将在未来长时间内伴随着我们。张文宏医生说吵架的话五米都不够，得隔六米，虽然幽默，但足见这种失序的惯性与影响。

国与国之间的封锁也会逐渐影响着我们这代人甚至下一代的留学观，波兰作家奥尔加在居家隔离期间写道：“对生病的恐惧揭示出了一个悲哀的事实，在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思想会再次回到被国家与边界束缚的范畴。‘我们的’与‘外国的’的分野重新出现，这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抗争的东西。”

空间上的失序不仅会影响我们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错乱也有其时间上的惯性，瘟疫的影响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大，要深远。

瘟疫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没有所谓开始与结束的，它一直伴随着我们，像一个缥缈的幻影，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刻蓦然现身。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战胜瘟疫，美酒相碰，狂欢的乐声夜夜起，只不过是学会了遗忘与掩盖。

从《俄狄浦斯王》到《十日谈》，到《瘟疫年纪事》，再到《鼠疫》，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历史的某种进步，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兴起。但在这些进步中不难发现某种停滞，这或许也是我们永远无法开口说战胜的原因。从《俄狄浦斯王》到《鼠疫》，对瘟疫的宗教解释仍然盘旋在人们头顶，相似的征兆、当局相似的举措、人们相似的反应……将文本串联起来对读，有太多的相似处在无声呼应，可是无论死者是如何堆积成山，当下一次瘟疫来临时，应该避免的仍然会重蹈。哪怕是那么坚毅与正直的里厄医生，在面对鼠疫魔爪下的小男孩时，能做的唯一事情也只是看着他痛苦地挣扎，然后痛苦地死去。

在瘟疫面前，在原有的秩序突然变得错乱的时候，人类也在刹那间目睹了自己的无力与脆弱。

失序的状态最易酝酿不安与失落，就像19世纪末的西方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面临基督教信仰的衰落，曾经坚固的坐标突然间变得黯淡，价值的天平上一团乱麻。此时虚无主义的浪潮便如同瘟疫一般弥漫开来，很多敏锐的思想家像溺水般坠入虚无的海水之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那个最真诚的虚无主义者基里洛夫，便是以死亡来最终实践这种虚无。

当习以为常的一切被打乱，迷茫、失落、悲观是最常见的情绪。在瘟疫中，这种情绪又会格外强烈。因为如果发生地震，那它总有停止的一天，而且基本会将破坏控制在有限的区域中。而如果是爆发战争，再不济还可以谈判，可以投降，至少还拥有那么一点主动权。但瘟疫让人们陷入全盘的被动之中，你不知道它何时会来，也不知道它何时离开，你甚至不敢猜测它将扩及的范围，就算你想手举白旗，也不知应该挥往何方。

在失序的同时，瘟疫会让人们开始怀疑他们过去恪守并汲汲追求的东西。当昨日的高管今天因为疫情突然流落街头时，当昨日列了满满一本新年计划的你突然被封锁在家中时，名利、规划、光鲜、稳定……这些的所有后面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在你陷入无望的悲伤之时，当你试图为失序的混乱寻找出路和新的坐标之时，瘟疫却披着它的影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自己悄悄地离场了。

你悲伤的表情还未凝固，嘴角的笑容就已咧开，那真是一个嘲弄的表情。有时你会觉得瘟疫真像一面镜子，它的出现或许只是为了照出人在世界的荒诞罢了。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失序与混乱挂钩，在瘟疫的失序中，仿佛一切都变得错乱，富人有钱也无法摆脱死神阴影的笼罩，流浪汉与其他动物一样不许出现在街道上，所有的游戏表演被禁止，被染上疫病的人似乎在精神上都有些错乱了，笛福用不动声色的笔调这样描述：“那些被传染上的人，大限将至，还极度兴奋狂乱，会裹着毯子或粗绒，纵深跳进坑里，然后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将他们自己埋葬。”

但很难说，失序中显现的不是一种长久被遮蔽了的真实。在文学世界中，我们会发现作家们常青睐于一些精神错乱的人物形象，如《红楼梦》中疯疯癫癫的跛足道士与癞头和尚，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有他戏剧中常常出来插科打诨的小丑们，这些人物的话语往往颠三倒四，却又往往是一针见血。诸多事实表明，精神错乱者往往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物的“真相”，因而，也能发出常人所不能发出之言。

瘟疫面前，一切事物都显现出真正的面貌。人们平日里所追求的金钱、美貌、年轻、才学，甚至生命，都成了不足称道的东西。

生活随着春天的到来正一点点向暖，有人说生活又将步入正轨了，其实不然，轨道的裂痕不会消失，脱轨的惯性也依旧存在，过去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瘟疫带来的失序提醒也逼迫着我们，重新思考当下与未来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中的瘟疫暂时离场，后瘟疫时代才刚刚开始。

时代的记录者、思考者、变革者，是时候披上他们的白大褂了。

不过，与疾病交锋从来就不是医生单方面的职责，每一位患者，或者尚未患病的每一位健康人，都必须负起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来。

里厄医生说：“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不是要求所有人都让自己身处险境，冲锋陷阵，做好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已足够可贵。比如说在人群密集处记得佩戴口罩，作为学生虽然不能回学校，但仍然有条不紊地规划自己的学业任务……

在瘟疫带来的失序中会有慌乱迷茫，悲观消沉，怀疑愤怒，虽然说瘟疫是一个古老的母题，但新的病毒，新的社会，对于每一个身处瘟疫年中的人们来说，这几乎都是人生的初体验。现代科技与治理方法带来了抗疫的突破，同时也伴随着慌乱中的问题。世界各国在应急状态下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措施，是否有常态化推进的可能与正当性？对于自由、对于生命经验的统一性、对于“保持社交距离”的新社会规范……走向新的秩序稳固，人类尚任重而道远。

但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的情绪，作为瘟疫发生的一部分，它都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时代正所经历，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会成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