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星

这些年，关于女权写作的话题好像有点消沉。虽然仍然有众多的女作家在写作，而且写出了不同于当年女权浪潮高涨时“身体叙事”的好些名篇，然而，也许因为更多新话题的涌现(如网络文学、科幻文学、“80后”文学等等)，女权写作的话题显然已不那么热闹了。事实上，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有王安忆、张抗抗拒绝了“女权主义作家”的标签(尽管这种拒绝并不能抹去她们作品中明显的女权色彩，如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张抗抗的《作女》等)。更多的女作家也在女权叙事之外写出了新的人生、新的风景。作为社会的“半边天”，众多的女性都在和男人一样打拼，一样在时代巨变的激流中浮沉。早在女权的呐喊响起以前，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众多的女性传奇——从女娲补天到武则天称帝，从李清照成为“一代词人”到秋瑾成为革命女侠，一直到现代的红色娘子军……因此，如何写出当代女性的各种命运，就成为比张扬女权更广阔的文学主题。在我看来，张洁的《无字》、王安忆的《长恨歌》、毕淑敏的《红处方》、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笛安的《南方有令秧》都写出了女性的各种挣扎与迷惘、坚韧与淡定，其丰富内涵，已难为女权叙事所包容。《无字》对妻性的审判、《长恨歌》和《第九个寡妇》对小女子朴素情怀的感叹，都耐人寻味。

在湖北众多的女作家中，郭海燕写作的经历已经不短。二十多年前我有感于她在短篇《单双》写出了“小资”的情感波动，而且笔触细腻，曾写过一篇短评。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写作中不断开拓文学的空间，出版了小说集《单双》《理想国》等，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这里发表的一组评论文章，都注意到她对于当代滚滚红尘中男男女女在欲与情之间的种种试探、怀疑、进退，也就揭示了当今多变社会中人情的多变，以及在多变中转换、不断调适仍然力不从心的现实。由此产生的情感的多变、不稳定、脆弱或者玩世不恭、冷漠，已经导致了传统婚恋伦理的裂变，也把更多的悲喜剧、更多的传奇、更多的困惑、更多的非理性带给了读者。经历过女权风浪的拍打，如今的女性多有了自立自强的意识，可另一方面，活着并且身不由己卷入各种生存竞争、尤其是情与欲的种种困扰，在自立自强之中又掺入了更多“欲说还休”“难与君说”的隐忧与踌躇。当今女性的生活越来越被时尚与各种压力裹挟而去，“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写出这样的困惑与上下求索，写出人生的不完美与不求完美，也许是当今许多作家冥冥中的共同追求。

樊星，男，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