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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亚里士多德《诗学》浅析《暗恋桃花源》的语言艺术

2020-11-18谢倩

青年文学家 2020年30期
关键词:通俗亚里士多德诗学

摘  要:赖声川的经典戏剧《暗恋桃花源》运用对叙事时间和空间进行错综安排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段古今交织、悲喜叠置的奇妙故事。其中人物语言丰富多变,风格各异,尤为精彩;剧本语言简明精炼,相映成趣,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及体现人物性格起到了独特的效果。本文运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关于文学创作语言和言辞的理论,从语言的通俗化特点和隐喻词的运用两个方向来解读、评价《暗恋桃花源》中的戏剧语言。

关键词:《暗恋桃花源》;戏剧语言;亚里士多德;通俗;隐喻词

作者简介:谢倩(1994.11-),女,汉族,云南省楚雄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0--03

台湾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创作的现代戏剧《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一个独特的故事:“暗恋”和“桃花源”剧组因为合约问题互不相让,同时在一个剧场进行彩排。“暗恋”讲述的是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因战乱离散,苦恋多年未能结下良缘的爱情悲剧。而古装喜剧“桃花源”则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夫的故事进行改编,讲述了渔夫老陶因妻子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一怒之下出走桃花源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而近乎梦幻的时光,后来回家发现二人已经陷入相互纠葛与怨怼。这两个故事从内容层面上来看似乎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在排练过程中,两个剧组演员嬉笑怒骂,无意中使剧情产生了相互呼应的喜剧效果。独立于剧组之外,还穿插了一位身份不明、疯狂寻找“刘子骥”的女子,然而剧本始终没有揭示“刘子骥”到底是谁,由此产生了荒诞的戏剧效果。《暗恋桃花源》不仅在剧本内容上别出心裁,作为现代戏剧的经典文本,这部剧作的语言也尤为出色,剧本既有舞台描述、人物独白,也有群体的对话。其中的戏剧语言巧妙糅合了文言文与白话文,还在人物的话语中包含着不同的隐喻。通过对戏剧语言的设计,赖声川在“不搭调”中展示了一种和谐之美。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最为系统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以简短的篇幅阐述了文艺创作的本质及其与人物行动的关系,并对以悲剧为代表的艺术创作的原则进行提炼,内容极为深刻,对后世戏剧的创作及审美的方式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对西方美学及艺术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划分为六大要素,“把语言放置于悲剧六要素中的第三位,仅次于情节与性格”。[1]《诗学》的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与《修辞学》密切相关,亚氏在这几个章节集中论述了语言在悲剧创作中的分类与运用,对语气、言词乃至字都进行了细致划分,并与风格概念相联系,提出了戏剧创作的语言的重要特征。整体而言,亚里士多德提倡一种相对中庸的语言创作观念,既要求创作者遵循一定的规律,也鼓励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突破与创新。赖声川秉承这种语言创作观念进行写作,“通中有变”的戏剧语言使得《暗恋桃花源》整体呈现出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明晰而不流于平淡”之美。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十二章所表述的那样,“措辞最大的美,在于清晰有条理,而又不能平淡无味。因此最清楚的言辞,是由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构成的”。[2]《暗恋桃花源》语言创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结合人物行动与性格,使通俗的语言实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效果。“桃花源”一剧取自古典文学,文言文作为“奇字”,无疑能够使这个现代戏剧表现出高雅而不平凡的风格,但若采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艰涩难懂的文言文来作为对话,很容易落为“怪语”,于是,賴声川以白话文为主,文言文为辅,巧妙地通过这种文白交织的艺术手法来展现人物性格:

老陶:嗨——嗨哟——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嗳!我是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我还是到上游去吧!嗨——嗨哟(老陶摇船桨而下。老陶复从左侧上,浪花,漩涡布景。)

老陶:嗨——嗨哟,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什么什么春花忘了忘了忘了!什么什么袁老板忘了忘了!哎,我记得前面不是有个急流吗?嗨,不管了。(摇晃了几下)啊——急流来了!(转身,冷静地)还有个漩涡。嗨——嗨哟(老陶下。复从左侧上,桃花林布景)[3]

这一段讲的是渔夫老陶因妻子春花与房东私通一事,对生活十分失望,想要在打鱼途中寻求一条新出路,误打误撞进入了桃源圣地。创作者把古今相交的台词都引入到通俗易懂的日常对话中,用最通俗甚至俚俗的语言,例如语气词“嗳”、“嗨哟”,以及口语化的表达“什么什么”等,直接作为人物台词运用到文学作品创作中,使得剧中人物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主人公老陶随性而发语,将一个失意倒霉、落魄寻路的真性情之人塑造得十分真实而亲切。

除去对人物性格的塑造,通俗简洁的语言在一些情景中蕴含着诙谐幽默的内蕴,使剧本充满了活泼的氛围和戏剧化的张力。在第五幕中,无法协调场地问题的两剧同时在场上对半排练,剧中通俗的语言在作者巧妙的安排下达成了“重叠”或者说是“对照”的相互关系,颇为有趣,令人忍俊不禁:

护士:你算算看,从你登报到今天,都已经……

老陶:多久了?

护士:五天了!

春花:好久了!

护士:你还在等她,我看不必了耶!

老陶:我怕她在等我呢。

春花:她不一定想来哦。

护士:云小姐第一天没有来,我就知道她是铁定不会来了。

老陶:不,她会来。[4]

由此可见,《暗恋桃花源》摒弃华丽的藻饰,在创作中更注重对语言布局谋篇的策略安排。赖声川用质朴、简单、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语言,不仅极具表现力地塑造了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也完美地创造出了诙谐幽默、创新有趣的喜剧篇章,达到了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清晰有条理,且不乏味枯燥”的效果。

此外,除却通俗的语言,剧本对隐喻词的使用也颇具特色。隐喻词及《诗学》中第二十一章中的“隐喻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隐喻字即是把属于其他事物的名字,应用到眼前事物之上。“从这个种类转移到那个属性,从那个属性转移到这个种类,或者从一个属性转移到另一个属性,或者也可以是类推事物”,[5]由此产生富有张力的戏剧效果,《暗恋桃花源》中的人物语言多次使用了隐喻词这种表达方式,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戏剧表现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剧本的现代性与先锋性。

一方面,隐喻词的使用暗示了剧中人物的宿命与故事背后的深刻内蕴。在剧本的开头,第一幕中,江滨柳的唱词中有一句“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6],他的恋人云之凡正如歌中唱到的这两种事物,如流云般纯洁、似流星般闪耀。但流云、流星皆是转瞬易逝之物,似乎暗示了男女主角坎坷的命运,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这对苦命鸳鸯的颠沛流离,以及多年未果的爱情。与此相似的隐喻词还有剧中“白色山茶花”的意象,“暗恋”剧组导演作为江滨柳的原型,在排戏过程中深切地注入了自己的个人思想与情感,一直在强调云之凡就像一朵纯洁、美丽的白色山茶花,而山茶花开于冬季,且大多为红粉颜色,白色山茶较为稀有。“白色山茶花”的这一特质也暗示了云之凡的命运——她是稀有而高贵的,因此她也不能如其他随处可见的红色山茶花一样,获得一份简单、理想的爱情,便草草结束花期。

此外,“桃花源”中老陶的开场白也运用了隐喻词,第一遍读时觉得幽默诙谐,而对其中字词进一步仔细揣摩,便能感受到人物深深的压抑与委屈,从而为读者带来了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第二幕中,老陶在家等待妻子买药回来,使劲拔酒瓶盖子却怎么也拧不开,这时他便在家中自导自演、跳来跳去、牢骚满腹:

老陶:(使劲)咿……呀!我就不信!呀我就不信我喝不着!(边使劲边重复)(到旁边去拿菜刀。边用菜刀弄酒瓶)我不喝可以了吧,吃饼!武陵这个地方,它根本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我老陶打个鱼,那些鱼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根本不是个地方!(啃饼,啃不动,拿起菜刀砍,砍不动,扔刀子和饼)什么刀子,根本不是刀子!这也不是什么饼,这也不是什么饼!我踩死你,我踩死你,我踩……踩,踩![7]

这里的隐喻用得十分巧妙,事实上,酒仍旧是轻易就能够打开的酒,武陵也只是他居住的家乡,鱼更不可能串通好一起不上钩,刀子和饼也只是日常生活中普通、客观的事物。但对于老陶來说,生活的郁郁不得志使他在对武陵、鱼、酒、饼、刀子等物的埋怨之中寄托了无奈与失望,换言之,无论是酒是鱼不过是老陶满腔“愤懑”的别名,这些事物通过隐喻被赋予了人物的情感,使得戏剧更加丰富有趣。

除却两个剧组,在《暗恋桃花源》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疯女人,一直苦苦追寻心中的爱人“刘子骥”,而赖声川直到最后一幕也没有直接点明他在剧中的身份与地位。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曾提到,“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刘子骥本身就是个不一定真实的存在,而女人却不停追问、寻找他,这与西方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戈多”始终等待不来,正如“刘子骥”永远无法被找到。赖声川把陶渊明古文中的“刘子骥”转移到现代戏剧之中,女人话语中的“刘子骥”即作为戏剧线索的隐喻词,对他的无望找寻点明了剧本的主题与内蕴:自我主观的美好幻想中那些永恒的美与爱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但人很有可能因为过分执着,陷入疯狂的悲剧中。

另一方面,隐喻词在对话中的使用有效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创造出令人意外的喜剧效果。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词会造成谜语”[8],剧本中正是人物对话中“谜语”的重叠与强调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例如在第二幕,老陶、袁老板与春花的一段对话中,多次用指示代词来隐喻不同的含义,产生了诙谐幽默的喜剧效果:

袁老板:老陶你是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说了老半天了,你直接把话说出来,不就……那个什么了嘛!

老陶:我真把话说出来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嘛!

春花:你要不说出来那不是更那个什么了吗!

袁老板:老陶!你……这个这个这个说的实在是不够清楚!我看还是我来说吧!

春花:让他说!

老陶:好!你说!

袁老板:我说你呀!我说呀,你那个那个那个……

老陶:我怎么怎么怎么哪个哪个哪个……[9]

在这一段戏中,老陶已经发现了春花和袁老板私通之事,但老实本分的老陶却窝窝囊囊,拉不下脸面也不愿意把话全都挑明。而春花与袁老板都想摆脱老陶对他们二人的怀疑与束缚,碍于情面与道德也不愿直接说出心中所想。于是三人来回用“这个”和“那个”来指代彼此都知道、却又不愿意直接在三人间说明的话。来回的语言博弈丰富地展示了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也使得这段戏笑料频出。

亚里士多德指出,“对于措辞而言,掌握隐喻词的手法尤其重要,可以说这是伟大的天才的标志,因为使用隐喻词的能力充分地显示出作家对事物相似点的感知”。[10]上文所引例证可见,《暗恋桃花源》一剧在人物对白中的对隐喻词的运用不仅仅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言的相似点,又在其中更上一层楼地把隐喻词暗含的人物性格、情节线索交代得清楚明白,使得戏剧语言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正如贺拉斯在《诗艺》中的强调的那样,“如果你仔细斟酌用词,巧妙选择和安排,给每个普通的词赋予新鲜的含义,你的表达就会非常精彩”。[11]

综上,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语言在文学创作中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还是反映社会生活,都离不开对语言的审美把握。事实上,语言既是文学的外包装,也是文学的内包装,不仅是文学的“脸蛋”,也是文学的“身段”。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离不开精彩的语言组织与表达,现代戏剧《暗恋桃花源》的成功便离不开赖声川独特出彩的语言创作。王国维曾经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12]赖声川选用的戏剧语言通俗而具有内涵,以言刻形,无论是现代的江滨柳、云之凡,还是古代的老陶、春花和袁老板,他们生动传神的话语使得一个个鲜明可爱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也使剧本的主题更加明晰深刻。一颦一笑,景语与情语,都被编剧深厚的文字功力糅合在作品中,引导读者在丰富多彩的语言中享受戏剧的艺术,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2][5][8][10][11]亚里士多德,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诗学·诗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

[3][4][6][7][9]赖声川.暗恋桃花源[M].台湾,1986(剧本).

[12]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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