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海燕 刘雅灵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斯迈利小说中的生态和女性书写研究”（16YBA175）;本文由湖南科技学院校级应用特色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摘  要：简·斯迈利在《诚信》中刻画了三位新女性形象——弗利西蒂、琳达和雪莉，她从女性经验出发，探讨了她们作为“他者”的生活、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向新女性的蜕变，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和金钱驱动下婚姻家庭的危机，引发人们对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

关键词：《诚信》;女性書写;婚姻危机;生存困境

作者简介：廖海燕（1976-），女，汉族，湖南新田人，硕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刘雅灵（1998-），女，汉族，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学院2016级英语师范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0--03

引言：

简·斯迈利在《诚信》中刻画了三位新女性形象——敢于追求自由的家庭主妇弗利西蒂 ·鲍德温、终于摆脱家庭主妇传统角色的琳达·伯恩斯和实现自我的职业女性雪莉。她们是生活在父权制压迫之下的“他者”，通过积极寻求突破和发现自我的过程，最终完成了向新女性的蜕变。

一、作为“他者”的女性

西蒙·波娃在她的代表作《第二性》中，对“他者”的概念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阐释，“另一方并不通过将自己定义为另一方来定义主体;另一方之所以成为另一方，是因为主体将自己定义为主体。”（Beauvoir，2014：17）

小说《诚信》中的三个主要女性一直都在作为“他者”而活着。生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之下的弗利西蒂是文中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位女性人物。她生活在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她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她为他们做一切事情。当丈夫和儿子外出工作或上学时，她不得不呆在家里打扫房间和做庭院工作，在他们回家之前为他们准备晚餐，在他们回来时为他们准备鞋子。即使她把每天的时间都花在家里，她也不能和自己的父母或朋友一起过圣诞节或感恩节，而这些节日对西方人来说意义重大。

此外，弗利西蒂的母亲贝蒂也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其父亲戈登是一位典型的家长。贝蒂具有传统母性的所有品质。她希望她的女儿能像传统的家庭主妇一样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所以她送给弗利西蒂一个花瓶，让她明白一个已婚女人的责任就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她的家庭。由于她母亲的威严和道德约束，弗利西蒂一直遵照按她母亲的意愿生活。

琳达是书中另一主要人物马库斯·伯恩斯的妻子。书中描绘的马库斯也是典型的父权制代表。在没搬家之前，琳达曾是一名教师。但是由于马库斯的工作变动，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带着孩子们跟随丈夫举家搬迁，去到一座对她而言陌生的城市。尽管在新的城市他们可以住上一个更大的房子，但对琳达来说，这并没有带给她多大的欣喜。当主人公乔陪同马库斯夫妇俩看新房时，我们看不到一个女人对即将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欣喜与期待。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没有话语权。即使她再不喜欢这座房子，只要她的丈夫马库斯中意，她就没有拒绝的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了工作的琳达，开始慢慢变得焦躁不安。从弗利西蒂与乔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看出，琳达生活得很不开心。

她一开始就不想搬到这里……除了马库斯，没有一个人知道。……琳达觉得无聊，她什么都不做了。……马库斯告诉她，他反正也不想让她教书。她觉得自己像是家里的奴隶。（Smiley，2003：294）

作为丈夫的附属品，琳达只敢在私底下和别的家庭主妇抱怨自己的不满，明面上不敢对自己的丈夫有任何怨言。在专制丈夫的权威下，她不敢反抗丈夫马库斯，就算她面临的种种不幸都来自于马库斯的欺压，她也没有勇气去反抗。

马库斯的叙述，更加清晰地呈现了琳达受压迫的生活状态。马库斯跟乔的对话中这样说道，“也许她想找一份工作。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她不太喜欢教书，所以很高兴停下来。”（Smiley，2003：660）但这只是马库斯的想法。在马库斯的眼里，钱才是一切，妻子的真情实感对他而言都不值得被考虑。所以他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了琳达，认为琳达为他做出的牺牲是自愿的。

雪莉是主人公乔的前妻。和当时大多数人的婚姻观不同，乔对于婚姻和家庭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他选择和雪莉结婚，只是因为当时年幼无知的他对其他事都没有兴致，而结婚这件事恰巧吸引了他的好奇心。出于对婚姻的好奇，他才和雪莉步入了婚姻殿堂。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写道：“她们由女性抚养长大，生活在一个女性的世界中，她们的正常命运是婚姻，婚姻使她们实际上仍然从属于男人。”（Beauvoir，1997：288）乔生性懒散，他对婚姻的态度更多的是无视与不在意，从而雪莉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这也使雪莉在这段婚姻关系里举步维艰。

而从乔的自诉中也能很清晰地看到雪莉在乔心中的地位：“在我们结婚的这些年里，雪莉一直在抱怨当地的美食，想出自己的点子，试图说服我为她找一个地方，并对她的烹饪技巧和商业头脑进行投资。我拒绝了。”（Smiley，2003：21）身为雪莉的丈夫，乔对妻子的想法却漠不关心，也不愿意帮助她成就自己的事业。因为在乔的眼里，雪莉只是他的附属品，是他无聊时刚好出现的结婚对象，他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对她负责任。甚至当他们离婚后，乔回想起这段关系时，所怀念的也只是自己的付出和婚姻带给他的一种新奇感。乔是一个只顾自己感受的人。乔也明白雪莉在这段婚姻里是不幸福的：“她从来没有快乐过……不快乐是她的常态。”（Smiley，2003：27）可他并没有做出改变。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长期生活在压迫与忽视下的“他者”，弗利西蒂、琳达、雪莉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艰难处境，并试图挣脱压迫她们的牢笼。但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她们而言，并不简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弗利西蒂的母亲贝蒂曾送给她一个花瓶，这个花瓶蕴含着母亲对她的希冀——希望弗利西蒂可以像她一样，做好传统的家庭主妇应该做的事。而弗利西蒂也确实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二十年来为丈夫、儿子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为他们的家庭辛苦操劳。可是有一天，当弗利西蒂买完食品走进家门时，无意间低头看了眼摆放着儿子们鞋子的篮子，她的心里突然五味杂陈。她突然发现，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但此时的她还只是心生感慨，内心的异样一闪而过。随后，她望着放在壁炉架上刚用心装饰过的花瓶：“我在里面放了一些我买的星星百合。于是我把它放在壁炉架上，退后一步，看着它，想着它是多么漂亮，一个足球从我肩上飞过，正好砸在上面，所有的碎片和花朵都掉到了地上。”（Smiley，2003：92）

花瓶就这么碎掉了。这破碎的声音似乎打破了一直禁锢着弗利西蒂的魔咒。看着满地的碎片，弗利西蒂的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这个破碎的花瓶为弗利西蒂打开了全新生活的开关。她努力地走出这个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去接触她一直想要接触的世界，去做她埋藏在心底多年想要做的事情。但即使这样，她依旧感到茫然。

你知道，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不太了解自己的动机，但我确实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要求我掩盖自己的行踪，以此作为自由的代价。我愿意这么做。汉克说我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不能被控制，不能被分割，不能被理解，只能被观察。（Smiley，2003：79）

弗利西蒂和丈夫汉克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二十几年平淡无奇的夫妻生活已经让弗利西蒂对汉克提不起任何兴趣。思想死板、性格传统的丈夫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的理想型。在这样的压力下，弗利西蒂想要逃离家庭的想法愈演愈烈。对她来说，脱离家庭也许才能实现人格独立。

失去了工作的琳达看起来终日惶惶，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作为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她要对家里的两个孩子负责。而丈夫的出轨对琳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琳达不敢向马库斯求证出轨是否属实，毕竟这时候的马库斯还是她的支柱，一旦她的猜测被证实，她自己都不敢确定能否承受住后果。于是她找到马库斯的姐姐——简进行询问得以证实。可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是一个挑战。琳达已经习惯了依赖丈夫的生活，并且她还失去了工作。如果离开了丈夫，她没有把握养活自己和孩子;可如果选择忍气吞声，她又不甘违背内心。作为琳达的丈夫，琳达的枕边人，马库斯最能清晰地感知到琳达内心的纠结。夜晚对于琳达来说是如此难熬，却也让她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自己的心意。所以到了早上，当孩子们穿好衣服准备去学校时，琳达终于平静下来，问她的丈夫：“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她已经准备好直面丈夫的出轨。

“她希望有一个突破，一件能让她感到安全的事情……”（Smiley，2003：660）只有掌握主动权，琳达才会感到安全。琳达暗暗希望丈夫能夠对自己和盘托出。她不再唯唯诺诺，甚至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丈夫的背叛刺激了琳达，她打算采取行动捍卫自己尊严。

雪莉和乔婚后保持着旅行的习惯。在他们婚后两三年的时候，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往欧洲旅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们突然遭遇了恐怖活动;更糟糕的是，雪莉和乔在恐怖活动中走散了。对雪莉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雪莉永远无法理解，在遭遇恐怖活动后自己走失的情况下，丈夫竟然能够衣冠楚楚地坐在酒吧喝饮料。如果说之前乔对她的种种忽视还在她的忍受范围内，那么恐怖活动下发生的这件事彻底让她失望。虽然在恐怖事件之后，他们还持续了九年的婚姻关系，但这九年里，雪莉不再把丈夫当做自己的生活重心。她已经明白，丈夫并不能带给她安全感，所以她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那就是她的事业。雪莉想要成为一个独立女性，所以她花费了大把的精力去研究烹饪：“由于不快乐，她开始尝试一些东西，比如美食烹饪。”（Smiley，2003：27）

找到了新寄托的雪莉，渐渐地由一个不会烹饪的厨房小白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烹饪大师，她甚至因此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里包含了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而他们也都成为了雪莉事业发展的助力。当雪莉的事业小有成就时，她向乔提出了离婚。这时候的雪莉已经有了独立女性的雏形，但要彻底摆脱丈夫对她的束缚，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婚。雪莉要向忽视她的丈夫证明，女人也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女性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三、新女性的蜕变

走出家门，追求自由是弗利西蒂迈出的第一步。她开始频频出入酒吧，邂逅并爱上了主人公乔。而与乔的相处状态，正是弗利西蒂理想中的婚姻状态。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对世俗的挑战，所以他们每天都面临事情败露的危险。是选择离婚，还是回归家庭？乔替弗利西蒂做出了选择。乔选择终止这段关系。于是在日益繁忙的工作中，弗利西蒂和乔慢慢淡了联系。这让好不容易摸索出一条自由之路的弗利西蒂又重新回到了男人中心家庭。但弗利西蒂已经感受到了家庭以外的世界带给她的自由，她不愿意再让自己围绕家庭而活。“一个女人，当她已经走出了家庭后，很难再次回归家庭主妇的生活。”（Smiley，2003：254）

反抗母亲、参加妇女解放运动是弗利西蒂努力的第二步。她不再甘愿被母亲的行为准则所束缚，所以她和贝蒂发生了争吵。但这并不能让她内实现人格的独立。之后，她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但这些举动却让她和她的丈夫汉克产生了更大的分歧。汉克对弗利西蒂的不理解让弗利西蒂采取了第三步行动——脱离家庭。起初，弗利西蒂只敢通过离家出走来表达自己的反抗。但在离家出走的过程中，弗利西蒂不停地思考婚姻的意义。没有了家庭的束缚，她看清楚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她不再选择逃避，勇敢地重回家庭，并选择与汉克和平离婚。最后，在年幼的儿子上了大学后，弗利西蒂搬到了纽约，过上了独立女性的生活，实现了自己人格的独立。

丈夫出轨之事还没得到明确的结论，生活又给了琳达致命一击。在阖家团圆的新年假日，马库斯却选择了留在新家。琳达只好只身带着孩子们回到父母家，对丈夫仍然心有爱意的她也丝毫没有怀疑丈夫留下来的动机。之后一向唯唯诺诺的琳达打电话给乔了解具体情况，弄清楚了眼前的形势后，异常冷静地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最终她得到了一个裁决：与马库斯离婚。没有了马库斯的压迫，琳达又回到了纽约——这座她熟悉的城市。作为单身母亲的琳达，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撑起了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完成了向新女性的蜕变。

通过離婚，雪莉得到了一大笔钱，而这些钱也成为了雪莉创业的资金。在离婚前，雪莉就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却被丈夫拒绝投资。虽然过程并不美好，但雪莉最终还是实现了她的梦想。并且雪莉把餐厅打理的井井有条，生意也做的风生水起，甚至还登上了报纸。

她在烹饪领域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连马库斯都称她为“厨师长夫人”。

在商业领域大展拳脚的雪莉，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对于烹饪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不仅是烹饪。如果只是烹饪，那只是一件事。但这是艺术。艺术之于其他东西而言具有压倒性。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把它当做烹饪这件事。”（Smiley，2003：240）

实现经济独立的雪莉，对于平凡的事物还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蜕变为一位优秀的独立女性。

结论：

作为“他者”的弗利西蒂、琳达和雪莉都有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弗利西蒂生活在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琳达生活丈夫的压迫中;雪莉则受到自私的丈夫的忽视。生活一次又一次给她们以打击，让她们发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三位女性通过各自的努力和抗争完成了向新女性的蜕变：弗利西蒂实现了个人独立;琳达脱离了丈夫的压迫：雪莉实现了经济独立，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斯迈利在《诚信》中将女性放置在弱势的位置上突出女性的生存之难，关注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并指出女性应该积极寻找出路，成长为独立自由的新女性。

参考文献：

[1]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M]. New York： Vintage Classic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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