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向勇 邵娟萍

摘 要：认知术语学是认知语言学与传统术语学的整合，代表着术语学研究的最新方向。从认知术语学角度来看，术语不仅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更是人们基于范畴化、概念化后认知加工的结果。认知术语学顺应了语言学从规定性、描述性到阐释性的发展路径，新冠肺炎的命名充分说明了认知语言学主流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框架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在术语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术语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完美契合。

关键词：认知术语学;新冠肺炎;命名

中图分类号：H0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20.05.003

Abstract： Be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rmin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terminology represents the latest trend in terminology study. From a cognitive terminology perspective， terms are not only the crystall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specialized information， but also the result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by categoriz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Cognitive terminology adapts it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from prescriptive approach to descriptive and explanatory approach. The naming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fully demonstrates the major roles played by mainstream theories lik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y，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Frame Semantics and Prototype Theory. Consequently， cognitive terminology is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ditional terminology.

Keywords： cognitive terminology;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aming

引 言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漢出现，8名武汉医生最早以“SARS确诊病例”“疑似非典”之名在微信群里讨论。2020年1月7日，经全基因组定序确定引起该病的是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因其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球形、上有皇冠式突起而得名。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该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缩写为2019-nCoV），由该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急性呼吸疾病”（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2月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在官方推特上解释了命名准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商定的命名准则，疾病命名要易读，但不得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特定群体。”同日，负责病毒命名的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该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命名的依据在于基因测序等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同属冠状病毒科的β属冠状病毒，认为它是导致SARS冠状病毒的变种，因此将新病原体命名为“SARS 2号”（SARS-CoV-2）。2月18日，姜世勃、石正丽、高福等中国学者在柳叶刀在线平台发表文章，建议将“SARS-CoV-2”改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CoV-19）。为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2月22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中文名称保持不变。

国家卫健委、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病毒和疾病的命名上产生分歧。可见，无论是对病毒还是对该病毒引起的疾病进行命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有必要从术语学的角度深入探讨。

一 术语与术语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将术语定义为“某一学科中的专门用语”。冯志伟[1]1认为术语是表达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并认为术语是思维单位、语言单位和知识单位的统一体。作为思维单位，术语是特定概念的外壳;作为语言单位，术语需要通过词语来表征;作为知识单位，术语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是科学发展的产物，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发明、新发现、新事物层出不穷，相应地人们需要创造对应的术语来称呼标记它们，此即是术语的来源。伴随新冠肺炎的爆发，与之相关的术语N95口罩、ECMO（人工肺）、炎症风暴、雾化、气溶胶、熔喷布等也随着媒体的报道而为人熟知。

术语学界的经典名言“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充分说明术语对于学科的重要性。人们学习一门成熟的科学，无不始于对其相关术语的了解。国外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展术语学研究，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奥地利-德国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和加拿大学派。加拿大术语学家隆多[2]19认为术语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重点关注术语的收集、分类、创造、术语标准化以及术语的传播。术语学不仅受语言学规律制约，还与逻辑学、本体论、情报学和分类学紧密相关，因此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但是，相比其他学科，语言学与术语学关系更为紧密，是其赖以生存的土壤。Cabré[3]45认为术语学以其“规定性”的本质指导着全球术语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术语研究者在工作中一直追求“标准化”和“单义性”的无歧义交流，追求“术语”与“概念”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磷酸氯喹、瑞德西韦，被喻为口罩“心脏”的熔喷布等，都很好地遵守了传统术语与概念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叶其松[4]11指出规定和描写是语言研究和分析的两种基本方法，前者试图为怎样运用语言制订规则，后者侧重对语言事实本身的观察和描写。但在传统术语学中，规定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描写法被边缘化。邱碧华[5]22将普通术语学理论归纳为采取共时视角，从概念出发，通过称名学方法来界定概念，概念之间边界清晰，概念和命名之间遵守单一性原则，尽量避免同义词和多义词。

二 认知术语学：术语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

传统术语学过分追求“标准化”和“单义性”，认为“术语”与所指称“概念”之间必须一一对应，但这明显与语言的经济原则背道而驰。Cabré[6]14认为术语追求绝对的统一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过于理想化的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不断涌现，如果每一个新事物、新概念都要创造新的术语来指称，语言系统就会不堪重负。Heine等[7]27认为语言系统和概念系统之间的空缺可以通过以下五种方式来弥补：（1）发明新的标记符号;（2）从方言或其他语言中借用;（3）创造像拟声词一样的象征性表达式;（4）从现有的词汇和语法形式中构成或衍生新的表达式;（5）通过类比、转喻、隐喻等方式扩展原有表达式的用途以表达新的概念。发明新的标记符号和创造新的象征表达式遵循词汇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完全一一对应，追求每个语言符号都只表达单一意义的理想状况。但这无疑是最不经济的，会大大增加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负担。Werner和 Kaplan[8]43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旧瓶装新酒”，即通过扩展现有表达式的意义与功能，实现一词多义。Deane [9]325则从认知角度指出，一词多义现象是人类灵活思维能力自然而又必然的结果。

事实证明，无论在哪一种语言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语言符号仅仅对应一个概念，整个语言中的词语都只对应一个概念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Lyons[10]更是断言，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只存在一个词语对应一种意义。为了满足表达新概念的需要，人们通常采取“内部挖潜”的方法，即基于现有的语言符号，利用各种构词法或造词法衍生出新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复杂的概念，或者干脆对现有的语言符号不做任何改动单纯地依靠认知策略来实现语义的拓展。

赵艳芳[11]196从认知的角度也指出“人的大脑不是无限容量的数据库，而是具有创造力的，其创造力就在于它能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形式认知和命名新的事物”。开放的概念系统需要同样开放的语言系统来满足表达新概念的需要。“疲劳”作为一般词语，指“因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过度而需要休息”。用作医学术语，“疲劳”指“因运动过度或刺激过强，细胞、组织或器官的机能有倦怠感觉的现象，一种生理性保护反应”;用作材料科学术语，“疲劳”指“物件在低于其断裂应力的循环加载下，通过一定的循环次数后发生损伤和断裂的现象”;而在电力学中，“疲劳”指“材料或构件在长期交变载荷作用下产生裂纹，直至失效或断裂的现象”。“熔断”在电力学里指“当电流超过额定值时，本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断，达到分断电路的目的”，借用到股市，指“股票价格激烈变化，股指波幅达到设定的熔断点时，触发风险保护机制而暂停交易”。“板块”原是地质学术语，现被广泛借用到经济学、股市;“病毒”从医学借用到计算机科学领域。可见，相当多术语同概念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同一术语应用在不同领域可以表达不同概念。

蒋向勇、白解红[12]30指出语言是人们基于自身体验对外部世界进行概念化的结果，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任何语言编码都不是随意为之，语言生成的背后有人类认知机制的作用。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强调体验性，认为语言符号记载的是经验现实，但认知语言学同时强调人类认知在语言编码过程中的参与作用。语言并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加工，形成概念后编码的结果，其模式一般为：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语言符号。梁爱林[13]6认为术语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后认知加工的结果。认知术语学从认知语言学中引入隐喻化、概念化、范畴化等概念，对传统术语观进行颠覆和重构，是术语学研究的最新趋势。认知语言学坚持语言理据观，认为语言结构是经验结构的反映，经验结构为语言结构提供理据。在认知术语学框架下，术语被视作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是人们对专门学科知识进行加工和结构化的产物。郑述谱、梁爱林[14]96认为从认知术语学的角度看，术语是对在认知过程中出现并完善的专业概念的口头化，认知术语学研究不仅仅是术语学研究的新方向，还给术语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以下我们结合新冠肺炎的命名簡要说明认知语言学主要理论在术语学中的运用。

三 认知术语学主要理论

1.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

长期以来，隐喻和转喻一直被视作修饰美化语言的修辞手段。1980年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认知语言学奠基之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系统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用来组织概念系统的认知工具。隐喻本质是概念性的，而不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所以被称为概念隐喻。Lakoff和Johnson[15]4-5认为隐喻无处不在。我们日常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而在他们看来隐喻的实质是通过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因此，隐喻可以视作我们理解外部世界和进行概念化的工具。

王寅[16]452认为人们一般借助隐喻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域之间的联系，这种用熟悉的概念来认知不熟悉的概念是相似映射的认知心理理据。例如，普通民众对熔喷布知之甚少，通过将其比作口罩的“心脏”，让人瞬间明白其对口罩的重要性。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期间用于转移病人的负压救护车我们同样相当陌生，通过概念隐喻将其比作“移动的N95”，则相对容易理解得多。

冠状病毒因其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球形、上有皇冠式突起而得名，命名基于病毒和皇冠之间的相似性。事实上除了冠状病毒，还有萼状病毒、杆状病毒、丝状病毒、轮状病毒、人乳头瘤病毒等，命名的认知理据同样是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常见的杆菌、球菌、螺旋菌等细菌的命名也是因为细菌在显微镜下呈杆状、球状和螺旋状。不仅仅是病毒和细菌的命名，日常生活中各种科技术语的命名，很多都遵守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命名取象观。例如“磁头”“钻头”“夹头”“镗头”“探头”“插头”“吸头”;“针眼”“鸡眼”“猫眼”“炮眼”“风眼”;“重心”“磁心”“靶心”“爆心”;“扳手”“扶手”“把手”“触手”;“桩脚”“拱脚”“塔脚”“地脚”等术语的命名就分别借用事物与身体部位“头”“眼”“心”“手”“脚”之间的相似性。

认知语言学认为体验认知基础决定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当新事物需要命名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参照类比，找寻其与熟悉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借用已经熟知的事物来命名，从而实现认知上的经济性，并一举两得地实现交流的高效性。汉语和英语中存在不少基于概念隐喻命名的动植物，如英语中的dogs tail（狗尾草）、cats ears（猫耳草）、adders tongue（毒舌草）、bucks beard（鹿胡子草）、sailfish（旗鱼，脊鳍像一面飘展的旗帜）、lanternfish（灯鱼，身体可以反射出闪烁的光芒）、bamboo snake（竹节蛇）、sea lettuce（海白菜）等;汉语中的海牛、海象、马鹿（形似马）、驼鹿（形似骆驼）、海葵、象牙蚌、剑鱼、带鱼、钉螺、锥螺、梭子蟹、馒头蟹、牛耳朵（植物名）、马尾松、鹅掌楸、龙舌兰、蝴蝶兰、球菊、鸡冠花、塔松、脐橙等。

由此可见，术语生成的背后离不开思维和语言中无处不在的概念隐喻。隐喻帮助我们认知和概念化周边的主客观世界，组织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判断，促成术语的词汇化，因此具备强大的术语生成能力。人类天生具有发现事物间相似性的能力，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基于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会充分利用语言经济原则，触类旁通地借用熟知的事物或概念来命名新生事物和概念。隐喻也是人们创造新词语的一种重要认知机制，将原本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通过突显二者之间的部分相似性而建立起联系。

同隐喻一样，转喻最初主要也被视作一种用于指代的修辞格。Lakoff和 Johnson[15]在论及概念隐喻时发现转喻本质上也是概念性的，同样是重要的概念化方式，普遍出现在我们日常的思维和行动之中。概念隐喻基于相似性的跨域映射，而概念转喻则基于邻近性的域内映射。Lakoff 和 Johnson[15]37指出，概念转喻是用突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认知过程。Kvecses和Radden[17]39认为概念转喻是在同一个概念域内一个概念实体（源域）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Langacker[18]30把转喻定义为一种参照点现象，是一个实体通过转喻表达以参照点的方式为转喻目标提供心理通道的过程。转喻词语指定的实体充当认知参照点，为被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由此引导听读者将注意力聚焦于所要通达的目标。受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型冠状病毒命名的影响，国家卫健委将由该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诚然，由于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及封城、禁足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新冠肺炎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名称的固化。并且，由于术语的规约性，该术语也会一直沿用下去。但是，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该命名并不十分恰当，毕竟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同样都是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类似肺炎的呼吸道综合征，也都曾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统术语学强调在共时层面上对术语进行研究，而认知术语学认为既要从共时层面，也要从历时层面对术语进行研究。“新型”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能很好地充当参照点，即使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也不能很好地通达所要表达的目标，帮助锚定所指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使用了更为笼统的“冠状病毒”和“疾病”，但因为增加了关键的时间指示语2019，使得其具有唯一性。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对该冠状病毒的命名为“SARS-CoV-2”，同样可以作为很好的参照点通达目标病毒。可见，用事物的典型性状来代指事物，是在大脑中将事物的典型性状作为参照点来锚定事物，这种认知定位正是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行为和语言中的概念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Radden和Kvecses[19]24则直接指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基于形式转喻概念，人类创造语言象征符号系统，主要功能在于表达和交流概念。语言和其他交际系统一样，本质上是基于转喻的。换而言之，人类之所以创造语言来表达大脑中的知识，正是基于这一转喻思维方式。而这与术语用语言来转指概念不谋而合，可见概念转喻是术语生成的天然认知基础。Langacker[20]更是指出概念转喻能巧妙地协调、兼顾信息最大化原则和认识突显原则。因此概念转喻与术语用语言来转指概念相得益彰，或者說术语的生成离不开普遍存在于人类思维和语言中的概念转喻。

事实上除了新冠肺炎，常见疾病的命名同样离不开概念转喻机制的作用。疾病一般用最为突显、最易辨认、最易感知和最易记忆的临床表现、涉及部位、内在本质等特征来命名。例如，“急性胃炎”，术语清晰说明疾病发生在胃部，临床表现为急性炎症，表达概念为“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引起的急性广泛性或局限性的胃黏膜急性炎症”。其他常见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神经衰弱”“过敏性紫癜”“肾结石”“尿毒症”“先天性心脏病”“心绞痛”“高血压”“过敏性鼻炎”等莫不如此。有些疾病因高频使用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变成缩略语，部分丧失其理据性，但其原形同样是概念转喻作用的结果，如“冠心病”原形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甲亢”由“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缩略而来。

除此之外，有些疾病以最初发现地命名，如“地中海贫血”“西班牙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日本血吸虫病”“香港脚”等。尽管此类疾病中的地名能作为参照点，引导人们通达所指的疾病，但因为以地名命名可能引发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用地名来给疾病命名。

除了疾病命名，动植物的命名同样是基于概念转喻选取其最吸引人们眼球、最为突显的形状、大小、颜色、习性、动作等典型特征来命名。菊头蝠、鸭嘴兽、猫头鹰，袋鼠、剑齿象、长臂猿、短尾猴、翼龙、短吻鳄、长颈鹿、白唇鹿、蓝胸鹑、甲壳虫、扇贝、海带、空心菜、卷心菜、朝天椒、白皮松、五针松、向日葵、马齿苋等动植物依照外形特点命名。花螺、黄鱼、墨兰、绿豆、黄豆、白象、银狐、银鱼、紫菜等动植物依照颜色命名。果子狸（主要吃果子）、春兰、腊梅、四季豆等依照习性命名。巴西龟、非洲鸵鸟、中华鳖、尼罗鳄、暹罗鳄、北极狐、美洲狮、非洲象、亚洲象、东北虎、华南虎、法国梧桐、黄山松、荷兰豆（荷兰人将其从原产地泰国-缅甸边境带到中国）等以产地或生长地命名。认知心理学中的突显原则认为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往往更容易注意到事物的典型特征。一个物体、一件事情、一个概念有很多属性，而人的认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其最突出的、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11]115。

2.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是Fauconnier和Turner[21-22]等在心理空间理论[23]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所谓概念整合是指心理空间的整合，而心理空间是人们在思维和谈话时为了话语当前的理解所构建的一些小的概念集。在他们看来，概念整合是人类基本、普遍的认知方式。Fauconnier 和Turner[22]390指出人类通过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中获得的整合思维去理解所生活的物理、心理和社会世界。整合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方式。生活在人类世界就是“生活在整合之中”。

整合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合思维是人类自觉或不自觉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定程度可以视作一部整合史。人类的发明创造离不开整合思维的贡献。传统电视机与互联网技术进行整合诞生互联网电视，与无线通信技术整合诞生移动电视，与3D技术进行整合诞生3D裸眼电视，与投影技术整合诞生无屏电视。耳温计、额温计、电动自行车、电动口罩、电动牙刷、电动拖把等无不是整合的结果。植物学家通过嫁接或杂交，培育出苹果梨、杏李、菠萝草莓等新品种。动物学家通过杂交也创造出许多新的物种，如狮虎、山绵羊、杂交斑马、狼狐等。不仅是新事物的创造，新概念、新术语的产生也离不开概念整合。英语中的archerfish（喷水鱼）由archer（弓箭手）与fish（鱼）整合而成，命名基于该鱼独一无二地通过喷水捕捉猎物，让人联想到弓箭手的猎敌方式。概念整合认知机制引导鱼和弓箭手之间建立起联系，输入空间1为archer（弓箭手），输入空间2为fish（鱼），输入空间1中的“弓”“箭”“敌人”分别对应输入空间2中的“嘴”“水”“猎物”，两个输入空间建立起联系的部分有选择性地向合成空间投射，整合出该鱼的命名archerfish。冠状病毒、杆状病毒、丝状病毒等的命名同喷水鱼一样也可视作概念整合的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肺炎的命名同样离不开概念整合的作用。无论是最初的命名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2019新型冠状病毒急性呼吸疾病），还是随后修订的命名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19，2019冠状病毒疾病），都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概念整合认知机制的作用。命名中整合了疾病发生的时间2019、引起疾病的冠状病毒，整合的结果使得术语的命名具有唯一性。

随着人们对周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事物的分类不断精细化，与之对应的术语命名相应地也更为详细具体，命名过程就需要进行概念整合。汉英动物学名一般基于国际通行的命名法则，由属+种/亚种特征描述构成，这种命名方式实则是典型的概念整合。被学者们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的天然宿主“菊头蝠”，命名基于其嘴脸部特殊复杂的叶状突起像菊花，将这一特征与“蝙蝠”整合得名“菊头蝠”。“大耳菊头蝠”，则来源于种特征“大耳”与属名菊头蝠的二次整合。中华菊头蝠、菲律宾菊头蝠则是由典型分布地与属名菊头蝠进行二次整合的结果。牡丹鹦鹉，别称爱情鸟，学名拉丁文 Agapornis源于希臘语，由希腊语中Agape（爱）和Ornis（雀鸟）整合而来，名称来源于雄鸟和雌鸟常常双飞双宿，形影不离。又因为该类鹦鹉通常羽毛艳丽，与牡丹特点相似，汉语名称通过整合牡丹与鹦鹉得名牡丹鹦鹉。牡丹鹦鹉属下有黄领牡丹鹦鹉、黑领牡丹鹦鹉、桃脸牡丹鹦鹉、红脸牡丹鹦鹉、黑脸牡丹鹦鹉、灰头牡丹鹦鹉、黑翅牡丹鹦鹉、尼亚萨湖牡丹鹦鹉、费氏牡丹鹦鹉9个物种，前7种分别由其典型外形特征（黄领、黑领、桃脸、红脸、黑脸、灰头、黑翅）与属名牡丹鹦鹉整合得来，尼亚萨湖牡丹鹦鹉则整合自主要栖息地和属名，费氏牡丹鹦鹉由德国探险家Gustav Fischer最早发现，命名整合发现者与属名。

3.框架理论

Fillmore[24]111将框架定义为“任意相互关联的概念系统，理解其中任意子概念必须以理解整个概念结构为前提”。随后他将框架重新定义为“特定、统一的知识结构，或经验的连贯图式化”[25]223。Fillmore和Atkins[26]75进一步将框架视作“认知结构”或语义框架。框架理论秉承认知语言学语义的百科知识观，强调对词语的理解以激活与其相关联的知识框架体系为前提。语言本身基于形式转指概念，词语只是对其表征的认知结构框架成分的突显。术语是专业信息的载体，是复杂概念高度提炼浓缩的结晶，我们所看到的术语只是其所代表的庞大、复杂、内隐的概念结构冰山之一角。因此，对术语的理解一定是以对其所涉及学科领域、特定认知结构的理解为前提的。Faber等[27]73建议采取基于框架的术语学研究路径，利用框架语义学来建构术语概念域的生成，创造术语的跨语言表征。LHomme[28]8认为框架网络的模型建构可以解释词汇单元的语言本质，并且框架提供词汇单元所激活情景的抽象描述，因此框架语义学对术语学的研究至关重要。

传染病语义框架涉及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临床表现、诊断标准、流行病学调查、治疗措施、监测、预防、病理分析等框架成分。控制传染病需要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等方面着手。新冠肺炎暴发后科学家迅速锁定元凶为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所有人群易感。因此，通过封城减少人员流动，通过佩戴口罩、勤洗手来切断传播途径。在全国疫情整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陡增人们的恐慌，人们尤其对其不属于确诊病例十分费解。术语“无症状感染者”的生成及理解以新冠肺炎诊断标准认知框架为前提。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中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术语，用以指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但无发热、咳嗽、咽痛等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不属于确诊病例。鉴于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也要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如果在14天潜伏期间出现某种临床表现，则转为确诊病例。如果在14天集中隔离期满且在间隔1天连续2次标本核酸检测呈阴性者可解除隔离，反之则继续隔离医学观察。可见，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理解要以新冠肺炎诊断标准语义框架为前提，同时对该语义框架的理解可以减少人们不必要的恐慌。

冠状病毒是在电子显微镜下形似皇冠的一类病毒，只会传染人、鼠、猪、猫、犬、禽类脊椎动物，如新生小牛腹泻冠状病毒、火鸡传染性肠炎冠状病毒、鹿城褐家鼠冠状病毒等。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在新型冠状病毒发现之前，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共列出38种冠状病毒，其中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共有6种，包括致病性较低，通常引起类似普通感冒呼吸道症状的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和引起SARS的SARS-CoV、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MERS-CoV。导致新冠肺炎的SARS冠状病毒2号（SARS-CoV-2）是最新发现可以感染人的第7种冠状病毒。此外，鉴于SARS和MERS也曾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就存在歧义和指代不明的弊端。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虽然命名指称唯一，但太过笼统抽象，与一般疾病命名中包含疾病主要征兆的典型特征相背，命名辨识度不高。

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认为， 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显程度决定的。基于Fillmore的语义框架，Talmy[29]257-259提出事件框架概念，用以指一组同时可以被激活或相互激活的概念成分及关系，并把事件框架中某一部分引起人们注意、前景化的认知过程叫作注意窗开启，而被人们忽略、后景化的过程叫作注意窗阻断。“流行性出血热”命名中突显其特征（流行性）和典型症状（出血、发热），而忽略、后景化传染源、传播途径等。SARS命名中突显症状（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而后景化传染源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突显疾病发生地、典型症状，而忽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等。

4.原型范畴理论

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之一，这种分类过程即为范畴化。Lakoff[30]5认为范畴化是人类思维、感知、行为和言语最基本的方式。王寅、李弘[31]2也指出人类的认知始于范畴化，然后获得范畴，形成概念，最后将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固定于词语表达之中，这就是词语形成的全过程。范畴化是人们基于自身体验，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进行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辩证统一分类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认知经济性，以减轻大脑的负担。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由一组二元充分、必要条件来界定，范畴成员如果具备这些充分必要条件则属于这一范畴，否则不属于这一范畴。范畴成员的地位相同，范畴之间的边界明确。而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的边界模糊，范畴中有原型成员和边缘成员，范畴成员之间通过家族相似性相连。如典型的鸟类具备“下蛋”“有喙”“有双翼”“有羽毛”“有双足”“体型较小”“会飞”“会鸣叫”“在地上单足跳”等典型特征，按照经典范畴理论，只有满足鸟类范畴所有充分必要条件，才能称之为“鸟”。鸵鸟具备鸟类的大部分特征，但是不具备“体形较小”“会飞”“会鸣叫”“在地上单足跳”等鸟类典型特征。相反，成年鸵鸟身高可达2.5米，雄鸵鸟体重可达150千克，奔跑冲刺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70公里以上。与鸵鸟类似，有“海洋之舟”美称的企鹅同样不能飞翔，相反企鹅因脚趾间有蹼，極其擅长游泳和潜水。基于经典范畴理论，鸵鸟、企鹅不属于鸟类。按照原型范畴理论，基于家族相似性，鸵鸟和企鹅可以视作鸟类范畴的边缘成员。因此，动物学分类中鸵鸟是典型的走禽，属于鸵鸟目、鸵鸟科、鸵鸟属;企鹅是典型的游禽，属于企鹅目、企鹅科。

Faber[32]23认为术语反映人类的整体认知能力，强调了概念化和范畴化在术语生成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相似度接近80%，同属冠状病毒科的β属冠状病毒，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该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冠状病毒2号（SARS-CoV-2），突显其与SARS病毒的相似性。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强调其与SARS病毒的不同。而在由该病毒所引起疾病的命名上，尽管与SARS 相似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发病后以发热、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感染等典型症状为主，但新冠肺炎与SARS在传染性、致病性、排毒时间上又不完全相同。首先，新冠肺炎传染性比SARS强，新冠肺炎潜伏期2～14天，潜伏期中就表现出了较强的感染性，而SARS的潜伏期是2～3天，感染后出现发烧、肺炎等症状后才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其次，新冠肺炎致病性比SARS轻，新冠肺炎隐蔽性更强，早期发热、咳嗽等症状不典型，甚至还存在无症状感染者，新冠肺炎患者肺组织细胞的损害程度较SARS低。SARS主要的临床表现是起病比较急，重症的转化率比较高，临床死亡率也比新冠肺炎高。最后，新冠肺炎排毒时间比SARS长，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攻击患者的肺，还会攻击心脏、肾脏，因此重症患者恢复期较SARS长。鉴于二者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性，将其视作SARS无疑是不合适的。因此，国家卫健委和世界卫生组织分别将其命名为新冠肺炎和2019冠状病毒疾病。

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视作肺炎的一种，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只是将其界定为冠状病毒疾病。普通肺炎以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以及肺部固定湿啰音为主要表现，肺部影像学表现为急性浸润影。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普通肺炎由病毒、细菌和真菌感染因子引发，其中以细菌性最为常见;由细菌感染的肺炎不具备传染性，而由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具备传染性。新冠肺炎以發热、干咳、乏力为首发症状，轻症者不具备影像学肺炎表现，普通型具备影像学肺炎表现。新冠肺炎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具备较强的传染性。Sweetser[33]2指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基础。Ungerer和Schmid[34]33认为完形感知在范畴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在判别一个事物是否属于一个范畴时，通常是先通过完形感知，然后才是把物体分解成属性。新冠肺炎具备普通肺炎典型症状“发热、咳嗽、肺部影像学表现”，国家卫健委将其命名为病毒性肺炎符合原型范畴理论的范畴界定原则。世界卫生组织则突显新冠肺炎与普通肺炎的不同，命名中采用更为抽象的“疾病”而不是“肺炎”亦无可厚非。可见，术语所对应的概念范畴构成一个连续体，并不能简单用充分必要条件来界定。世界万物之间千差万别，但彼此之间又存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普遍联系，原型范畴理论很好地体现了事物之间区别与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能很好地指导术语命名。

四 结 语

认知术语学研究更注重从认知维度探讨术语对概念内容的表征，认为术语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后认知加工的结果。认知术语学是术语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新冠肺炎的命名充分说明了认知语言学主流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框架理论、原型范畴理论等在术语的生成、组织和理解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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