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专

崇阳知县是个出名人的岗位。

宋以前称县令，宋及以后基本称知县，名人大多出在知县岗位上。崇阳知县中的名宦集中在宋和清，宋以前县令声名不彰，名姓都没能留下几个，元朝时间短，即使是时间长的明朝，知县中杰出者也不多。宋自张乖崖开先“名宦接踵”，清“则赫赫多有声矣”。宋以前，朝廷对咸宁这块地方一直不怎么上心，从北宋始，才开始“经营”此地。“经营”之举，就是派来了张乖崖，和张乖崖之后众多的能官。

崇阳知县中的名人有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有包公的贤孙包永年，有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有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夏明翰就是那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著名烈士。夏绍范于宣统元年(1909)调任崇阳知县，宣统三年(1911)调任南漳知县。刚到南漳即遇武昌起义，这位早有革命思想的知县，积极响应了推翻自己“东家”的革命。夏绍范从崇阳知县岗位离任后，清廷还苟延残喘了几个月，应该继续委任了新的崇阳知县，所以，夏绍范应该不是最后一任崇阳知县，只是个身份有看点的崇阳知县。

我的这篇文章写4位崇阳知县，是最有看点的崇阳知县。

1、张乖崖：三尺童子能传其风流善政

某年，当我在黄鹤楼侧看到了那座乖崖亭，我便以为张乖崖不仅是位崇阳县名人了，还是位湖北省名人哩。现在才知道，张乖崖是个《明史》里有传的人，是位不折不扣的全国名人。只是，崇阳是他高调登上中国政坛的出发地。

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一钱斩吏》载：张乖崖为崇阳县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自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馀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

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流变，“一钱斩吏”的典故依然体现着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张乖崖所践行的“其意深矣，其事伟矣”的从严治吏之风。另一方面，是张乖崖判词所创造的“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及其所含的精神价值。

张乖崖之前，汉语书面语中并没有“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在《汉书·枚乘传·上书谏吴王》里，有这个成语的初模样：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绠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

很显然，“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两个成语源流自枚乘的谏书，成形于张乖崖的判词。

张咏(946-1015)，字复之，自号乖崖，今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五年(980)春至雍熙二年(985)年“知鄂州崇阳县事”。“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斁。”这是张乖崖在自画像上的题词，也是“乖崖”的由来。

张乖崖当崇阳县令只有5载，影响力却逾越千年。崇阳是他宦海生涯的第一站，也是崇阳县宋以来有史记载的19名知县的第一位。在同治五年《崇阳县志》“卷六·职官志”开篇即有一段话：宋时崇阳号称“难治”，遴选最严，以乖崖开先，故名宦接踵，元达鲁花赤传者绝少，胜代及国朝则赫赫多有声矣。

在这部县志的“职官志”里，张乖崖的传记是所写文字最多的一位。

“尝坐北峰亭，望平畴如罫(围棋棋盘格子)，蔑灌溉之利，乃凿山通渠，引白泉水注之，遂成沃壤。”张乖崖是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登进士乙科，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事”。“坐北峰亭”应该是他知崇阳之初，这时他还是个34岁的小伙子，当然，这位饱读诗书的小伙子已经深谙治县之道了。“咏性刚，方令崇，抚良祛奸，训民以义，岁劝农耕。”在今天的城西白泉港上，接二连三摆开了官堰、板堰、仙人堰三道陂堰。这官堰就是张乖崖主持修筑。当初，张乖崖在良田万亩的北门畈，只能望着几里外的白泉港水兴叹，于是在白泉港的上游以大木堰水，修了一座三丈多长、一丈多宽的木堰。凿开一座山，从此这座山就名叫破冈山了。开一条两岸以麻石砌、黄土筑、丈许宽的深圳，当地人叫官圳，也叫张公圳，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这是县志中张乖崖治水一事，当然远不只这一例，张乖崖是掀起了崇阳县新一轮水利建设热潮。当今的崇阳联家谢克明，有一幅长联《题北宋张乖崖石城治水遗迹》：隽水河，狮子山，狮子垴，狮子潭边玩绣球，河山万古，风情万古；葛家坝，石城堰，石城渠，石城观内敬廉吏，坝堰千秋，功德千秋。

“山民业种茶，咏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植桑。民初以为病，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桑成，岁出绢百万匹，民利赖焉。”知县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不同的人会当出不同的境界，张乖崖是位胸怀全局富有远见卓识的知县。他说，茶叶利润大，朝廷将来会实行专卖，不如早点改种其他。到宋仁宗嘉祐年间，朝廷果然实行茶叶专卖，湖北湖南之地民众不堪茶税重负，唯独崇阳茶租最轻，并且，桑麻得以大兴，每年出绢百万匹。茶与绢，孰轻孰重，也是不言自明。

“又尝诘乡民入市买菜，曰：尔居田里，不自食力，何惰也？笞遣之。自后，人皆置圃，种芦菔，称知县菜。”张乖崖不是个恋栈衙门的知县，他善于深入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前番“坐北峰亭”，成就了凿山通渠战略。又一日，他坐城门外，见一农民挑着从城里菜市买来的蔬菜回乡下，先给这个农民一顿鞭笞，再发令，所有农民必须自置菜园自种蔬菜，并引进良种分送农民。从那以后，崇阳农民广种蔬菜，尤其是萝卜种得又多又好。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称: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芦菔即是萝卜。萝卜的先祖在古埃及，在中国广泛引种的时间正是北宋时期，张乖崖此举是在推进国家战略。

仁宗时期，士大夫的议论将张乖崖与宰相赵普、寇准并列，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之一。

张乖崖与寇准起点相同。宋太祖立国初年，定天下诸县为7个等级：赤、畿、望、紧、上、中、下。进士任职，依殿试成绩高下分任不同等级州县职务。与张乖崖同榜的乙科进士、后来的宰相王旦、寇准，分任知岳州平江县(上等)、知归州巴东县(下等)，崇阳却是望等县。张乖崖不但比王旦、寇准任职县等都高，也是同科进士中安排得最好的一位，因为，赤、畿等县不可能差遣初登进士去任职。

张乖崖在崇阳“一钱斩吏”，以严厉著称，但是，他并不是滥用生杀予夺大权。张乖崖于淳化五年(994)正月第一次知益州，临行之时，得到了宋太宗亲命：“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益州任上，李顺叛乱之时，王继恩曾捕寇贼30余人，请张乖崖处置。张乖崖不施严刑，而是命其各自回家置业，言：“前日李顺协民为贼，今日仆化贼为民，不亦可乎？”分明是个宽严相济、拿捏有度的政治家。

苏轼曾说：“以宽得爱，爱止于一时；以严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宽而见畏，严而见爱，皆圣贤之难事而所及者远矣。张忠定(咏卒谥号)公治蜀，用法之严似诸葛孔明。诸葛孔明与公遗爱皆至今，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苏轼指出他与孔明相似，都是以严著称，却让百姓受惠而怀念，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

我们再来看当时的最高指示是怎么讲的，宋真宗曾委派谢涛前往四川，向张乖崖表示深切的谢意：“得卿在蜀，朕不复有西顾之忧。”他不但得到当朝的最高褒奖，还得到了后世的最高赞誉，明太祖朱元璋为他作《御制张咏惠民记》。

张乖崖以善于治郡著称，治崇之功还不如治川之功显。治川期间，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发明纸币“交子”，被誉为“纸币之父”。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均具备雄才大略。

张乖崖的功绩详见于官史《宋史》，蒙学读物《龙文鞭影》里有他的5则故事。

康熙《武昌府志》卷三称：“七月二十六日为张乖崖忌辰，群走北峰亭，亦俗之厚者也”。

宋元丰年崇阳知县王谹在《乖崖祠记》里说：“太平兴国中，尝宰崇阳，盖风流善政，遗之至今，虽三尺童子能传。”“余惟公生有奇节，志操过人，而临政之绩，最著于蜀，盖始于崇阳而盛于蜀。”

同治《崇阳县志·职官志》写道：“至今崇阳称贤尹，必曰张乖崖。”

2、欧阳晔：欧阳修的嫡亲叔父

欧阳晔是宋代崇阳第三任知县。

他是吉州永丰(令江西吉安永丰县)人，咸平三年(1000)进士，并且与他的哥哥欧阳观同登进士甲科。首授监兴国酒税，后迁崇阳知县。离开崇阳后，历任鄂州(今武昌)推事、随州推事，最后官至兵部郎中。

欧阳晔的官声很好，办事果敢决断，廉洁自律有口皆碑，从不接受不义之财。年轻时与他交往的一些亲戚好友，后来有的做了大官，欧阳晔终生不进他们的家门，从不钻营拉关系。

欧阳晔来崇阳之时，没有判决的案件有100多宗，崇阳素号“难治”的名声和现实都摆在他的面前。县民王明与他的同母兄长李通争夺家产多年，王明无法得到自己应得的家产，贫困到受雇为人舂米来维持生计。欧阳晔用一句话做了判决，李通就完全认罪，把属于王明的上万家产全部归还给王明。李通离开公堂后，还没有一句怨言。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事迹。只是我们至今不知道欧阳知县用了一句怎样神奇的判词。

欧阳晔最大的功绩是培养了欧阳修。欧阳修是欧阳晔哥哥欧阳观的儿子，4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生活极其艰难。这时欧阳晔在湖北随州为官，他把年幼的侄儿接到身边抚养，悉心栽培。叔侄亲同父子，情深似海。欧阳修在《祭叔父文》中写道：“孩童孤艰，哺养提挈，昊天之报，于义何阙？惟其报者，庶几大节。”

在明嘉靖中期建立的崇阳名宦祠里，祀名宦15位，欧阳晔是其中之一。

3、曹学诗：到处携诗箧，归来写画屏

曹学诗，安徽歙县人，进士，清乾隆十四年(1749)任崇阳知县。

曹学诗本质上是个诗人。他每干一件事就要写一首诗，干事好像就是为了写诗。为了把诗写得漂亮一点，首先就会把事干得漂亮点，所以说，写诗与干事没有界线，并且，写诗还能促进干事。“每巡乡讲约，履阡陌，修塘堰，筑堤防，编保甲及祷雨祈年，所至必赋诗”，这样的节奏，导致在同治《崇阳县志》里，有二三十首曹学诗的诗。

我最佩服曹知县的“群众路线”。《仲冬月由上津保沿路编查保甲宿华陂畈诗》，从这个长长的题目可以看出，曹知县搞工作并不是蜻蜓点水，秀一秀姿态，这一路走下来，夜宿华陂畈，当然是为了明天继续走。据说，现在的乡镇干部都不住乡镇政府了，都住县城家里，早出晚归，被称为“走读”。所以，在佩服曹知县的深入群众同时，也来分享一下他的乡村之居，真是太美了：“斜景匿余霞，虫语澹将夕。凉风过马首，落叶荒郊积。整驾历巡游，仆隶劳鞭策。灯光明古渡，父老聚阡陌。粳稻已登场，桑柘俱安宅。鱼鳞考版图，犬吠守栏栅。观民德意宣，问俗山田瘠。农家具鸡黍，愧此村醪白。夜枕类乡园，宦游倦行役。微钟醒旅梦，始思身为客。”

能走群众路线的官员，当然不会有架子，身段是随时可以放下，要放多低都能多低。桂口镇街道本是一条通衢大道，一度却毁坏得不堪行走。乡贤刘校捐资二百余金，修成坦途。刘校还花重金购买曾姓人家私宅中的私井，供众人使用。刘校老人的儿子觉得自己的父亲很了不起，值得时人和后人学习，就请曹知县为父亲写点文字予以示肯定和弘扬。曹知县深为这位乡间布衣的情怀所感动，“不忍厥考之德久而就湮”、“并为尚义者劝云”，大笔一挥写就《桂口镇修路碑》，镌诸石，竖于道旁，美德美文流传至今。

当时不兴普通话，各处虽有官话，但官话与官话之间殊有差异，崇阳话是难懂的鄂南方言中最难懂的方言。曹学诗为一安徽人，与老百姓的交流真是个大难题。曹知县却经常深入民间“讲约”“讲解”“劝民”。《冬月编查保甲作歌劝民亲为讲解赋排律一首》，自认效果很不错：“长歌当药石，苦语代箴铭”“勤劳巡里社，化导遍效坰”“父老迎青盖，儿童望皂軿”“地僻人如堵，阴浓树作厅”“到处携诗箧，归来写画屏”……

咸宁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之乡”，崇阳产生了长歌的代表作，那就是具有千古不朽价值的《双合莲》和《钟九闹漕》。《双合莲》产生于1850年，作者是只读过几年书的铁匠陈瑞兆。通山《海棠花》的作者阮怀川是个“读了几句书”的书呆子。被认为最早的长歌《小樱桃》产生于乾隆年间，具体成稿时间是1788年，作者是犯下死罪的熊秀才。通城的《赛牡丹》是清道光年间一位乡村教书先生写的。这些作者都具有民间性底层性，贵为知县的曹学诗也是一位“长歌”的创作者。曹知县创作了《完镜歌》116行，《琴堂合卺歌》76行，都是对断案实践的书写，都是标准的叙事长诗。创作时间比最早的《小樱桃》要早30多年，比最著名的《双合莲》要早上百年。

要说曹知县的两首叙事长诗对民间作者没有影响，谁也不信。所以，当我们今天捧着“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之乡”的金字招牌，真应该对曹知县心存一份感激。

4、冯台异：哲学大师之父

冯台异(1866-1908)，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的一个大户人家，家里有30来口人，有土地1500多亩，父兄都是名噪乡里的诗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冯台异考中进士。此后8年，他都在等待朝庭的正式任命。“候补”的第6年，冯台异在武昌的方言学校谋得一职。方言学校是张之洞办新式教育的外语学校，他的职务是相当于总务长的“会计庶务委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冯台异终于“得缺”，出任崇阳知县。

冯台异知崇阳县日常事务占时最多的是处理词讼。一般处理办法是，管词讼的家人把老百姓的状子送到知县的办公桌上，冯知县差人给刑钱师爷送去，让他拟批。刑钱师爷把他所拟的批，写在一张纸条上，送回来。冯知县看了，如果同意，就交给家人传下去。冯知县有个小象牙图章，上面刻着“实事求是”4个字，就凭这个图章，作为他跟刑钱师爷往来送条子的凭据。

冯知县曾判了个“一县传诵”的案例。案情是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冯知县审讯之后，写了一个堂谕，即判决书。这堂谕是一篇四六骈体文章，先叙事，然后判决道：“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离魂倩女；棼朱丝而不治，罪应坐月下老人。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

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搞笑？当时确实是经典判决，因为那时并不需依据法律条文，只按情理判决就行，并且，还有那么好的文采。

第二年夏天，治下出了起人命案。冯知县下乡验尸，回衙门的第二天就得了病，症状像是伤风感冒。几天后，冯知县在上房卧室坐着休息，冯夫人在厨房里给家人准备午餐，忽然，冯夫人听到卧房“扑通”一声响，连忙跑进去看，只见冯知县横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张着口却不能言语。下午三四钟，冯知县就与世长辞了。

冯台异在崇阳任上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与他同来的眷属中有他的3个儿女，未来的哲学家冯友兰、地质教育家冯景兰、古典文学史专家冯沅君。迁居崇阳时，冯友兰只有12岁。就是这一年多的县衙生活，给少年的冯友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他的人生和学术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冯友兰在80高龄时，写了部《三松堂自述》，对崇阳县衙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

父亲头一天启程去走马上任，母亲带着冯友兰兄妹3人第二天紧跟在后。迎接县官夫人的也是全副仪仗，母亲的大轿进城门时，有3声炮响迎接，到公馆的时候又是3声炮响，进衙门时还是3声炮响。迎接知县父亲时，那还不知道是怎样的排场。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这样写道：

“我跟父亲在衙门里住的时候，对衙门的建筑也作了一些观察。建筑是朴素的，但是有一定的格局、体制。这种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一县中的地位。衙门的大门上边，挂了一块竖匾，上写‘崇阳县’三个大字。竖匾表示以上临下的意思。进了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六房办公之地。东边一排是吏、户、礼；西边一排是兵、刑、工。在这里办事的人，叫‘书办’。他们都是‘吏’，吏和官不同。官是朝庭派来的；吏是土生土长的。官是经常变动的，常来常往的；吏是永久性的，几乎是世袭的，如果不是父传子，也是师传徒。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阁。暖阁中间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县官的公座公案。暖阁的上边有三个大字：‘清慎勤’。”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是明太祖规定的，清朝也把它继承下来了。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他是代表皇帝在这里办事的。照制度，县官是由吏部选派的，他应该是奉敕来的。可是到了清朝末期，各省长官权力越来越大，县官实际上是由省里委派，就是吏部派来的县官，省里也可以叫他不到任，而委派有‘遇缺先’资格的人。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这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也就是这一县的主人。就一县说，县官就是这一县范围之内的统治者。从前人说，县官是‘百里侯’，衙门的格局和体制就表示他是‘百里侯’。”

冯友兰观察的结果是：“故宫和一座县衙门在格局、体制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县衙门是一个具体而微缩的皇宫，皇宫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县衙门。”

冯友兰在崇阳县衙的读书生活是轻松而愉快的，可惜好景不长，1908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就随母亲回到了家乡河南唐河县。但是，短短的不到两年的衙门生活，留给他的记忆是深刻的，甚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在书中多次描述衙门和衙门文化。有研究者认为，冯友兰这种文化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的精神气质、思想信仰，也决定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一位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感性经历的潜在影响。崇阳县衙短短一年多的生活，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的精神气质、学术旨趣和思想倾向。冯友兰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他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道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友兰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1938年9月25日和10月26日，日军飞机两次轰炸崇阳，县城一片焦土。沿续千年的崇阳县衙，永远地消失在大地之上。

不幸中的万幸，冯友兰的书记录了崇阳县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