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曾几何时，人类的历史观难逃地理、技术和思想的三元框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划分为：长时段—地理环境、中时段—社会经济结构、短时段—帝王将相的历史，他在《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言之凿凿地写道：“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类所利用。”后来，人们逐渐跳出地理决定论的窠臼，认识到观念和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同样深远。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认为观念对历史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如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变成沾满血渍的武器，摧毁了欧洲的旧体制。同样地，马镫、轮子和火的发明，其价值不亚于相对论的创立，正如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所言：“是技术将我们与我们拥有了五万年甚至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了。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

然而，在地理环境这一“大海的潜流”（布罗代尔语）背后，还有着一股更深的潜流，它比地理环境更深邃，比思想观念更精微，比工具技术更犀利。

回望历史，无论是雅典的衰落荒芜，还是罗马帝国的轰然倒塌，乃至整个美洲文明的彻底消失，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的背后，都有着同一个令人恐惧的幽灵般的身影，它就是——瘟疫。

这段话是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一书中的深刻洞见，他开创了“疾病历史学”研究的先河。进而言之，人群的迁移、文明的荣枯、社会的盛衰、宗教的沉浮、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科技的发展——历史上一切的一切，都绕不开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致病微生物。以往为人所忽视的微生物包括病毒和细菌，从幽暗的角落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或将成为世界文明和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麦克尼尔的“微史观”为我们看待和解读此次疫情的深远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和逻辑起点。可以说，几乎每一位公民都是疫情的亲历者，新冠疫情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和文明发展、反思东西方文化的绝佳窗口，所有的观察和省思都必将成为这次大瘟疫留给人类和历史的珍贵遗产。

在我看来，此次新冠疫情凸显出西方文化的天然局限。首当其冲的，是其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古希腊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

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家畜为他们所用并提供食物，而大多数（即使并非全部）野生动物则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其他方便，诸如衣服和各种工具。由于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

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则喊出了一句响彻古今的著名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万物皆为人而创造、為人而度量的思想在西方影响深远。

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宣称，在自然存在物中，人是最完美的存在物，上帝为了人本身的缘故而给人提供神恩；他之所以给其他存在物也提供神恩，仅仅是为了人类。因此，人可以随意使用植物，随意对待动物。《圣经》中虽然包含有要求人们关心动物和其他存在物的内容，但这种关心是基于对他人的关心；对动物的残酷行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由于这种行为会鼓励和助长对他人的残酷行为。因此，动物在西方人的价值序列中依然处于天然低等的地位。

到近代之后，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著名数学家勒内·笛卡尔明确提出了二元论的哲学观，这是一种把人与自然机械地进行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在他看来，人是一种比动物和植物更高级的存在物，因为人不仅具有躯体，还拥有不朽的灵魂或心灵，而动物和植物只具有躯体，作为纯粹的物质，动物只具有物质的属性：广延、体积、重量、形状等，它与无生命的客体并无区别，植物更是如此。因此，笛卡尔的座右铭是那句享誉世界的“我思故我在”。

其实，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思想流变中都暗含着这种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这种认识论的背后是将人提升到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加速了这一历史趋势，最终形成了由古典到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自大。对此，莫桑比克著名作家米亚·科托一针见血地指出：

理解现状的难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类的傲慢，这种傲慢毫无根据却根深蒂固。……病毒和细菌才是生命的伟大指挥，它们才是生物进化的首席裁缝。

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人类的最大杀手，没有之一。美洲大陆的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亡背后，都隐现着瘟疫的魔影，而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三大文明古国，以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纷纷在历史幽深的长廊中烟消云散，也是战争与瘟疫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纵观中国历史，瘟疫亦是几度肆虐，史书上每隔几页就写着“大疫”二字。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铺开来就是一条与瘟疫不懈抗争的荆棘长路。但是，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延续至今？瘟疫为何从未压垮过中华民族？此次抗击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中国为何能为全世界交出一张震惊世界的漂亮答卷？除了政治制度、社会模式、人口基数等因素外，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文字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载体，是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对于中国而言，汉字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保障。《淮南子》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的是自从人类掌握文字后，也就掌握了天地间的秘密。甲骨文中就有“蛊”字，后人研究，早在殷商年代，人们就发现血吸虫病了。其他古代文明也产生过文字，但甲骨文是人类唯一传承使用的上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到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以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加成，中华文明被完整记录下来，不曾断代。更重要的是，随之一起传承下来的，还有对抗瘟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