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飞虎 王宽 唐卫东

（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衡阳421000）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城市市容市貌得到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下，老旧、破败的住宅建筑和发展滞后的城中村仍处于其阴影之中，而当城市的扩张达到极限时，人口的增长、企业的进驻又开始迫使管理者重新将目光放置在老旧住宅之上，大量的棚改、旧改项目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新思考老旧住宅的发展运营思路。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一，40年来，从一个昔日的边陲渔村发展成为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中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现代化城市，创造了罕见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1]。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土地空间的局限、能源和水资源的匮乏、人口和劳动力的缺失等多个因素正在制约着这个奇迹之城的发展。根据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深圳总面积为1 991平方公里，其中接近50%的面积是保护性用地，不允许开发，可建设土地有931平方公里，2005年时，深圳剩余可开发用地还不到200平方公里，到2010年时可开发用地已不足80平方公里[2]。

与深圳可开发土地不足的现状对应的则是城中村占用大量土地空间，根据万科集团统计，截至2019年深圳城内约有1 317个城中村，总建面积超过了4亿平方米，大量的城中村散落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其中不乏城市核心位置。城中村的高存量和可开发土地不足的显著特点已经成为制约深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深圳市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先后于2016—2019年间发布《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深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界定标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等多个文件，为城市发展制定了全新的政策措施，而城市老旧住宅改造作为城市改造中的重要一环，已成为城市发展进程如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018年万科集团名誉主席王石首先在城市共创大会上提出“万村计划”，旨在对城中村的住宅进行改造升级，同时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与城中村房主签订10—20年的合约，而改造后的住宅将统一交付给万科长租公寓品牌“泊寓”统一运营出租，项目2017年启动，截至2019年7月已经成功签约2 000多栋房源，分别分布在深圳的60多个城中村，房屋数量累计超过了10万间，在中国范围内，累计签约的房屋数量则超过了16万间。

万村计划的实际参与者一共有三方，分别为政府、企业、村集体或村民。其中，政府负责前期的政策疏导和支持，企业在项目中期对住宅改造的过程中参与公共区域的基础设施改造投资，在项目的后期负责监督和管理项目的运营状况，最终通过引入综合整治结合企业托管的运营模式获得城市的繁荣和规范的城中村租赁市场。而万科等企业在项目中则负责整体的运营，通过前期的综合性整治规划方案、基础设施改造、总承包施工管理以及和村民等相关人员的统一租赁谈判签约，达到对建筑物改造装修的目的，在后期的运营中，也引入了内容创作和物业管理以期达到长效利益的目的。村民和村集体在项目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承担了房东的角色，但是与传统房东所获得效益不同的是，万村项目中的村名和村集体除了可以收获租金外还可以获得长期的物业服务，同时房屋出租的隐性风险则分摊给了政府和企业，有利于安全地获得持续性的收益。三方的合作最终达到了三方的共赢，也为城市建设体系提出了全新的参考方法，目前“城中村综合整治+引进优质物管+市场化商业运营”已经成为万村计划树立的标杆模式。

1 改造现状

传统城中村的住宅普遍有安全隐患较多、缺乏公共空间、私密性较差、三线交叉混乱、周边的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万村项目针对一系列的城中村住宅问题分别从室内空间改造设计、室外建筑立面改造设计以及公共空间改造设计3个方面进行了改善，笔者将从上述3个方面展开叙述。

1.1 室内空间改造设计

深圳城中村的建筑在建造之时出于对建筑耐久性的考虑故多采用常用的混凝土框架结构，户型普遍面积在100m2到110m2之间，高层也多为1梯4户，但是由于房东或二房东追求租金利益的需求，故常在室内建造隔墙，以此增加房间数量，最终造成了居住面积狭小的局面。除了居住面积的问题外，大多数的室内空间都存在通风不畅、采光遮挡、噪声严重等问题。

万村项目针对室内空间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调整。针对居住面积狭小的问题，设计师改变了原本1梯4户的空间结构，改造为更多年轻人青睐的小面积户型（图1），提高了居住空间的利用率，减少了每户的建筑面积。对于多栋并排建造的楼栋，在不改动承重墙的前提下将其他阻隔打通，以此来提高用户的居住面积，提升采光空间和通风空间。此外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还将房屋内部进行功能分区，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分为生活区、工作区和学习区，以此来适应租客的多方面需求。在装修上，设计师采用了“轻装修，重装饰”的改造策略，在装修的过程中，除了简单地安装复合地板和喷刷墙漆外基本不做其他的装修，主要将工作的重点放置在了室内的照明设计和软装之上，在照明上为了增加氛围的营造和适应部分房间采光不足的需求，多采用吸顶灯和吊灯的设计方案，软装搭配上则采用年轻人所喜爱的北欧风格的家具，整体营造出轻松、温馨的室内风格，与原本装修简单、问题众多的城中村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2）。

图1 新围仔村单元改造前后对比图

1.2 室外建筑立面改造

室外建筑立面作为展示建筑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除了是空间的载体，还对城市形象和居住者的居住体验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城中村的建筑室外立面上，由于前期的管理混乱，一直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布线混乱的电缆光纤、毫无章法的管道、破旧的广告牌等元素都严重地影响了室外建筑立面的观感和居住体验。

万村项目通过前期的调查研究后，分别从重新排布设备管道、更换墙体饰面材料、提升外立面安全性、打造外在品质形象5个方面来进行改造。针对线路和管道混乱排布的问题，项目组尽可能地将电线电缆埋入地下，管道则布置在室内公共区域的天花板之上，以此来减轻线路和管道对外立面的影响。在传统的城中村建筑中，普遍的外立面的墙体装饰材料多为上世纪流行的马赛克瓷砖，由于建筑时间久远的缘故，很多瓷砖都会从原有的外立面上剥落下来，造成斑驳的墙体外露，没有丝毫的美观可言。项目组针对这一现状统一更换了墙体的装饰材料，将原有的瓷砖全部打碎，换为防晒和耐久的灰色涂料，美观而又大方。同时，在传统城中村的建筑外立面中，因为社区治安较差的缘故，所以一般的建筑外立面都安有防盗窗，但是因为年久失修的原因，这些防盗窗往往破损严重，为住户的安全性提供不了应有的保障，设计师在兼顾改造整体立面的同时，统一为建筑更换了更高保障的防盗窗，极大地提升了住宅的安全性。在前期改造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升外立面的形象，塑造建筑的品质形象，统一采用“重构”的设计方法进行重新的重构设计（图3）。所谓的重构，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就是重新组织构成，李敏泉在《建筑设计的重构意识及手法》一文中对“重构”做了如下的定义——所谓“重构”，就是破坏打散、分解原始系统之间或某一系统内原始形态之间旧的构成关系，根据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和创作者的主观意念，在本系统内或系统之间进行重新组合、构成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破坏”“重组”以及“新秩序”必须以适应时代精神新需求为根本立足点[3]。以新围仔村的改造为例，设计师在吸纳周边的科技元素和山地元素的基础上，集合楼栋的不同区位优势划分改造外建筑立面，最终树立典型，推广到了整体新村的改建之中。经过整体的改造后，城中村原有的建筑立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4）。

图2 新围仔村单元内部空间改造前后对比图

图3 新围仔村外部空间重构设计

图4 新围仔村室外建筑立面改造前后对比图

1.3 公共空间改造设计

广义的“公共空间”是基于共同的生活交往、共同的心理归属、相近的文化观念以及共同的地域基础之上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性[4]。文中所指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实体的空间环境和共同使用的生活服务设施所占的场所[5]，按照所处的空间位置主要划分为：底层空间、公共交通空间、屋顶空间3类。传统城中村的住宅中，基本没有所谓的公共空间概念。

在改造的过程中，项目组针对公共空间缺乏充分利用、区域管理缺失等现状，分别制定了开放邻里、活力社区、舒适单元的策略，最终挖掘出了零散的公共空间，同时根据租住人群的特性将一些活力的场所内置其中，进而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活动需求。在改造底层空间时，针对后期物业进驻和租客隐性的交流需求，设计师在设计时增加了服务前台、休闲书吧等活动区域，以此来增加租户群体在底层区域的停留时间，进而创造出密度更高的社交活动。在公共交通空间的改造上，由于传统的楼梯、走廊、过道等区域既承担着安全疏散、日常撤离的必要性活动，也是激发租户之间社会性活动产生的可能性场所，所以针对这一现状，项目在施工的过程中，增加了公共空间的采光和通风、增加了一系列的墙绘、壁画等艺术性的装饰物，同时将原本走线混乱的现状进行改造，进一步增强了公共空间的安全和社交属性。屋顶空间作为公共空间内极佳的区域补偿，往往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设计师在考虑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增加了游憩空间，城市游憩空间是城市文化的载体，游憩空间的规划与设计所体现的是城市的人文关怀精神，其目标是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6]。项目组在改造的过程中增加了公共晾晒空间和屋顶花园，同时加固了周围的围栏，提升其安全性，使得租户在进一步扩大使用面积的前提下，增强邻里的日常交流。此外针对公共空间的改造还有公共厨房、户外走廊等，因为这两个改造设计并没有广泛地应用于每个建筑，故在此不再赘述，最终改造的公共空间在原有空间的属性上，增加了社交属性，会使得邻里的氛围更加开放、包容（图5、图6）。

2 现存问题

尽管万村项目对于深圳城中村的形象塑造和城市改造起到了一系列的推动作用，但是仍存在宗族场地缺失、适应人群小众等现存问题，这两者问题不仅仅是深圳城中村改造进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体系下成千上万个城中村所存在问题的缩影。

2.1 宗族场地缺失

宗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尔雅·释亲》，言道“父之党为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深圳作为岭南文化浸润的城市，深受宗族文化的影响，城中村内存在着大量的宗亲式家族，这些宗族以土地作为群体性的财富，其产生的投资利润和经济利润是宗族成员的主要收益所在[7]，故在城中村改造时，这类人员依据土地的优势往往会获得巨额的利益，但是在万村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作为城中村重要的人员组成部分，住宅的改造其实忽略了这类型人员的隐形需求。

图5 新围仔村公共空间改造示意图

图6 新围仔村公共空间内部改造后

在改造之前，由于宗族需要每年的祭祀、决议、聚会，故人们的日常交流十分频繁，交流的需求造就了宗族成员的住宅多为联排式的组成方式，而商业性行为的发达也形成了上层住人，下层商铺的结构，伴随着项目的推行，尽管个人的活动范围在扩大，但是以套型居住为主的改造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隐私性，而宗族的日常交流和商业行为也进一步被压缩，宗族的内琏式交往空间正在消失，改造后的区域也没有细分宗族聚集的区域，对于项目的设计师来说应早日提高警惕，保持宗族的群体特性，为城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2.2 适应人群小众

万村项目的另一个问题则体现在适应人群小众，不论是改造后成功的“泊寓”还是改造的其他公寓性住宅，其主要的针对人群还是24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且群体以白领或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主，但是除了这类型人群外，城中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务工人员，这类家庭在改造之前依靠在周围工厂或企业的劳动性报酬来维持收入，以深圳龙华区的清湖新村改造为例，作为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所在地，这里聚积了大量的务工人员，当万科项目组进驻时，遭到了工人们的一致反对。项目抵制原因除了对租金上涨的不满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万村项目在启动之时就片面地忽略了这类人员的改造需求，不论从装修的风格、公共区域的设置，包括针对务工家庭的群体性隐私保护都没有考虑到，故引起了强烈地反对，抛开租金等因素不谈，人群的适应性也应当是今后万村项目在住宅改造中思考的重点和难点。

3 结语

爱德华·格莱泽曾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这样写道“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住宅最终的服务目的是为居民所服务的。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体系进程中特殊的存在是探讨今天城市化发展无论如何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万村计划的实施与其说是一个城市改造的计划更不如说是政府关注居民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复杂的建筑体系、庞大的人员流动等因素都对类似于万村项目这类型的住宅改造提出了挑战，但是笔者认为万村项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仍会实施下去，毕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任何藩篱和禁锢所无法阻挡的，城市的走向终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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