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臻 杜帅荞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一、露梁海战的发生及中朝日军队的交锋

露梁海战是16世纪末明朝与朝鲜联军击败日本水军，从而结束壬辰战争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是彼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

明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宣祖三十年，1597)正月十三日，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派将军加藤清正率领二百余艘船、计12万军队出发，十五日，与倭将喜八“直到釜山”，(2)《朝鲜宣祖实录》卷84，宣祖三十年正月壬子，《朝鲜王朝实录》(下同)，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63年，第23册，第148页。再度发动入侵朝鲜的战争。日军侵略进程顺利，朝鲜不堪一击，被接连攻下了庆尚道、全罗道的许多城市。在即将亡国之际，朝鲜再次向明朝请求救援，希望明朝军队“克期剿灭，不胜幸甚”。(3)《朝鲜宣祖实录》卷85，宣祖三十年二月己卯，第23册，第165页。明神宗也决定再次救援，并着手派兵“陆续过江”。(4)申钦：《象村稿》卷38，“天朝先后出兵来援志”，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260页。明朝与朝鲜军队联合，相继在南原、稷山、蔚山、泗川、顺天等地进行了多次战役，期间时有胜负。

明万历二十六年(朝鲜宣祖三十一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留下遗嘱让德川家康迅速从朝鲜撤兵，但德川家康秘不发丧，直到十月才将撤退的命令传到釜山前线。获悉日军欲撤兵回国，明朝与朝鲜联军认真筹划，积极部署，决定对日军展开大规模打击，以期歼灭逃亡之敌。

当时，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加藤清正所部最先撤回了日本本土，蔚山、泗川、顺天三个地区的侵朝日军则被明朝与朝鲜联军封锁了出海通道。为了突围回国，这几个地区的日军计划统一在釜山汇集，之后一起从巨济岛撤兵回国。这其中，距离釜山最远的是驻朝鲜西部小西行长所在的第二军团，十一月十一日，该军团曾派先头部队试图突围，但当舰队行驶至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海面时，遭到明朝与朝鲜联军水师的阻击，多次突围均未成行。为确保顺利撤军，小西行长向驻守泗川的岛津义弘及南海的宗义智军团求救。

面对小西行长的危急情况，岛津义弘立即着手救援事宜，亲自率舰队前去配合小西行长军队的突围。行军途中，岛津义弘的军队与从南海开来准备接应小西行长的宗义智部船队会合。这样双方兵力达到一万四千人，舰船“五百余艘”。(5)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宣庙中兴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97页。十八日午夜，日军船队开始通过露梁海峡。露梁海峡在今韩国庆尚南道西南莲台山和南海岛之间，是一条东西向的海峡。露梁海峡是小西行长军团撤退回国的必经水道，露梁海战就爆发于露梁津海峡以西、光阳湾以东的露梁海域。(6)司今：《中朝抗倭战争中的露梁海战》，《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岛津义弘率领的日本援军，首先遭到了明朝钦差统领水兵御倭总兵官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璘所率水军的阻击，战事不利，岛津义弘急忙命令军队南下。此时已是十九日凌晨，日军发现在观音浦有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设下的伏兵，无奈又向北回师，却遭到早已埋伏在露梁北岸的水师副总兵邓子龙部的拦截。此时，明朝与朝鲜水军相互配合，将日军三面合围于露梁海域。

由于明朝与朝鲜“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矢石交下，柴火乱投。许多倭船，太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于是日军“乃退入观音浦”。在观音浦，李舜臣汇合陈璘水军，利用虎蹲炮轰击敌船，杀死大量倭兵“(陈璘)与舜臣诸兵合势，发虎蹲炮，碎其船。余贼焚烧殆尽”。(7)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昭代年考”，《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403页。但在战斗过程中，明朝七十岁老将邓子龙被日船所包围，“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邓子龙所乘船只不幸被其他舰船误投的火器击中起火，敌舰趁机围攻，邓子龙不幸牺牲“贼乘之，子龙战死”。(8)张廷玉：《明史》卷247，列传135，《邓子龙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286页。李舜臣前去救援，也不幸被枪弹击中，以身殉国；为避免军心动摇影响战事进程，李舜臣临终留下遗言“战方急，勿言我死”。(9)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宣庙中兴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397页。其兄之子李莞遵从李舜臣的遗愿秘不发丧，而是继续以李舜臣的号令督战“依公言立船上，麾旗督战如公”。(10)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0，附录2，“(金堉)神道碑”，《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345页。

最终，在明、朝联军的追击下，倭军大败，大部分船只被击中烧毁，死伤者达到千余名“焚贼船二百余艘，杀获无算”，(11)柳成龙：《惩毖录》卷4，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等主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34页。溺水而死的则不可胜数“倭尸及败船木版、兵器、衣服，蔽海而浮，水为之不流，海水尽赤”。(12)《朝鲜宣祖实录》卷36，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戊申，第23册，第536页。另外，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有较具体的记载：“杀溺死者不下万余，各路斩获共千余级”，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等主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84页。此役俘获日本平正成、平正秀等将领，即：“露梁洋之战，生擒倭将一名，诡称石曼子(岛津义弘)，部下兹译审，系关白心腹大总帅平正成”，(13)《明神宗实录》卷330，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月戊子，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095页。岛津义弘被击败，率领残余的五十艘船逃脱“义弘等仅以余兵五十艘脱走”，小西行长也利用海战混乱之机，在立花宗茂的协助下得以脱身“行长乘其间，潜出猫岛西梁，向外洋而遁”。(14)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宣庙中兴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397页。

在露梁海战中受到沉重打击的部分日军撤退到锦山防守，不久又渡海躲藏到乙山，陈璘整顿队伍乘胜追击到乙山，乙山崖深道险，将士不敢轻易进攻。陈璘连夜率兵在岩洞设好埋伏。第二天(二十日)早上，明军进击，倭军惊慌失措，奔向后山，并依据地势反攻，陈璘指挥队伍分道追击，日军被迫逃走“倭众骇走，共追斩千一百余级”，(15)谈迁：《国榷》卷78，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828页。明军缴获大量物资“米、梁、菽、粟，搬顿水涯，不能装载者，委积如山，大约万数，大小铳炮、火药、兵械与日用之具，无一不有，牛马牲畜亦众”。(16)《朝鲜宣祖实录》卷107，宣祖三十一年十二月癸丑，第23册，第538页。肃清逃往乙山的倭军，正式宣告壬辰战争的终结，所谓：“总兵官陈璘破倭于乙山，朝鲜平。”(17)张廷玉：《明史》卷21，本纪第21，神宗本纪二，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第186页。

二、围绕露梁海战的军事相关问题

(一)露梁海战促使壬辰战争结束，影响了此后的政治走势，即军事战争左右政治走向。

露梁海战作为朝鲜壬辰卫国战争中明朝、朝鲜与日本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它的结束促使了持续长达七年的壬辰战争的终止，它对彼时东亚地区政治秩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东亚地区此后保持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

首先，对朝鲜来说，露梁海战对结束这场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将日本势力最终驱逐出朝鲜半岛，这样朝鲜终于保住了自己的王朝，避免了亡国的命运，“倭酋归国，朝鲜复安，通过君臣，顶戴天朝，欢若更生矣”。(18)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第185—186页。朝鲜王朝通过这场海战结束被侵略的战争，延续政治生命，并得以持续发展经济、文化等事业，推动朝鲜半岛历史的前进。露梁海战中李舜臣尽管战死沙场，但其英名长存，其作为朝鲜民族英雄千百年来受到人民的敬仰，这成为后世朝鲜人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朝鲜半岛光复的重要精神支柱。时至今日，供奉李舜臣的“显忠祠”、韩国国会门外的李舜臣雕像、首尔的忠武路、韩币上的百元头像，无不提醒着韩国执政者在处理当今韩、日政治关系时，要牢记李舜臣牺牲时那场海战的历史。

其二，对明朝而言，露梁海战的胜利，一是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在东亚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巩固了其作为东亚地区上国的地位；二是与朝鲜的联合作战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朝鲜更加虔诚地尊奉明朝“恪事天朝，贡献不怠”，(19)崔溥：《锦南先生集》卷3，“漂海录”(1)，戊申年闰正月二十四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88年，第444页。这样有助于牵制本国边疆部族建州女真部的发展，这等于间接声援了明王朝，而后来出兵支援明朝与后金作战，则更是朝鲜对明忠诚的体现；三是海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觑视明朝的嚣张气焰，有利于保持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封贡政治秩序的稳定。

其三，对日本的影响方面，这场海战给侵朝日军以沉重打击，海上力量受到重创，“贼船一百只捕捉，二百只烧破，斩首五百级，生擒一百八十余名。溺死者，时未浮出，故不知其数”。(20)《朝鲜宣祖实录》卷106，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乙巳，第23册，第534页。日本企图称霸东亚的幻想被击碎，其后二三百年间，日本“偃旗息鼓”于东亚政治舞台，未敢觑视朝鲜，未敢谋求东亚海上霸权。战后，日本政坛迎来巨变，丰臣家族失势，德川家族控制日本国政。主政的德川家康废除了丰臣秀吉的对外军事扩张政策，转而调整国内经济，大力加强日本自身国力的发展，对外关系方面，主动“修书遣使”，谋求与邻国朝鲜恢复友好关系。后来，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着力发展海军，应是基于改变壬辰战争时期海军落后的考虑。

(二)明朝将士是露梁海战中打败日本水军的主要力量。

在露梁海战中，明朝陈璘、邓子龙指挥的明军，与李舜臣指挥的朝鲜军队协同作战，英勇对敌，打败了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率领的日本水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具体在战斗中，朝鲜军民与明朝军队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彼此救助：李舜臣被围，陈璘救助李舜臣；敌舰围攻陈璘船队，李舜臣又援救陈璘“舜臣亲自援枹先登。贼围舜臣急，璘犯围直入救之，贼又围璘船。舜臣亦冲围而进，合力血战”。(21)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宣庙中兴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397页。而明将邓子龙与李舜臣二将“左右挟攻”，最终共同战死沙场“二将皆为贼所毙”，(22)《朝鲜宣祖实录》卷109，宣祖三十二年二月丁巳，第23册，第572页。为保卫中朝两国利益打败日本侵略做出了牺牲。

结合史书所记载的朝鲜军备、参战军力，以及朝鲜君臣对明军感激之情的表述，我们认为这是非客观、主观臆测的观点。

首先，明朝军备及士兵素质要高于朝鲜军队。朝鲜备边司曾指出本国军事装备落后，“本国舟师，于荡败之余，不能成形，其间器械、舟船，力未多办”，士兵皆属于临时拼凑起来的，缺乏战斗力“士卒皆海边渔户、闾阎白徒，未经训练”，并且让统制使李舜臣、庆尚右水使李纯信、全罗右水使安卫、忠清水使吴应台等将官听命于明朝都督陈璘的指挥，即“凡军机大事，听候大人分付，不敢怠慢”。(27)《朝鲜宣祖实录》卷101，宣祖三十一年六月庚辰，第23册，第454页。这就说明，朝鲜军队是明军的补充力量。

从队伍的安排上来看，明军是主力：当时分四部分，第一路，明朝水师副将邓子龙率军一千人，指挥三艘巨舰作为第一队，在露梁海北侧设伏，一旦日本船队通过露梁海峡，则从其背后发动攻击，断绝他们的退路；第二路，以副将陈蚕、游击季金为第二梯队“兵一万三千余名，战舰数百艘”，(30)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第178页。跟随在邓子龙的第一队后，随时准备给予支援；第三路，陈璘率领明朝水师的主力，埋伏在昆阳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第四路，李舜臣率朝鲜水师在露梁海以南的观音浦埋伏，伺机出击，配合明军的进攻。由此可以看出，四路进军的队伍中，明军占了三路。

对于明朝军队的巨大贡献，连宣祖国王都大力称赞，他认为本国水军相较于明朝水军，功劳不显著，所谓“我国水兵之功， 隐然著矣”，(31)《朝鲜宣祖实录》卷108，宣祖三十二年一月己丑，第23册，第555页。这就从客观上彰显了明朝水军作用的重要性。

其三，朝鲜对陈璘等的肯定，体现出明朝将领的贡献。作为此次海战中明朝水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宣祖称赞陈璘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应当记为首功，所谓：“身先诸将，奋勇直前，碎其艅艎，俘斩无算。……麟阁第一之功，非节下而谁哉？”(32)《朝鲜宣祖实录》卷106，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午，第23册，第535页。对于本国将领李舜臣的不幸牺牲，宣祖尽管深表惋惜“中丸遽殒， 良深矜恻”，但还是对李舜臣做出客观评价，认为李舜臣的功绩逊色于陈璘“统制李舜臣，效力于下风”。(33)《朝鲜宣祖实录》卷106，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午，第23册，第535页。韩国私人著述《韩国文集丛刊》中有肯定陈璘功劳的描述文字：“属国平。璘功为首”。(34)黄景源：《江汉集》卷26，“跋尾·平倭慰谕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7页。至于中国史书中，更是突出陈璘的贡献，例如，《明史》中记为：“论功，璘为首”；(35)张廷玉：《明史》卷247，列传第135，《陈璘传》，第4282页。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中如此表述“海上之捷，则陈璘功为最”。(36)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第185页。

朝鲜对明朝其他将领的厚待，也体现出明朝水军的价值。邓子龙在战斗中负伤牺牲，战后，宣祖亲自前去吊唁邓子龙“上幸邓总兵子龙丧次，行致祭礼”，(37)《朝鲜宣祖实录》卷110，宣祖三十二年三月乙酉，第23册，第587页。由此说明对邓子龙的高度认可。而到了朝鲜正祖时期，更是为邓子龙重修祠庙“与忠武配享于康津地诞报庙之傍”，(38)《朝鲜正祖实录》卷35，正祖十六年八月乙酉，第46册，第325页。将其视作与李舜臣同等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褒奖。还有一位明朝水师游击季金，宣祖对其也充分肯定，亲自到其驻地拜访行酒礼，曰：“大人于露梁之战，先登力击。贼之败遁，皆大人之功也”。(39)《朝鲜宣祖实录》卷111，宣祖三十二年四月辛未，第23册，第604页。

在此，由朝鲜国王对明朝将领的认可与肯定，我们联想到一些史料的记载以及如何正视历史的问题。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根据朝鲜左议政李德馨对朝鲜国王的汇报，在露梁海战前，李舜臣言于陈璘曰“贼之援兵，数日内当到，我当先往邀击”。陈将不许，李舜臣不听，决意邀击，吹角行船，陈将不得已随后。唐船则体小，且在后尾，只示声势而已。(40)《朝鲜宣祖实录》卷109，宣祖三十二年二月壬子，第23册，第567页。

这则史料意在说明两点：一，李舜臣积极主张趁敌军援兵未到展开攻击，而陈璘却不想进攻，“不得已随后”；二，明朝船只体积小作用小，只是在后面助长声势“只示声势”。

实际上，这段史料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因为在李舜臣的《李忠武公全书》、李德馨的《汉阴先生文稿》及《天朝先后出来援兵志》《再造藩邦志》等，皆未见到类似记载。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陈璘率领的明朝战船是战争的主导力量，如果说李舜臣冲锋在前，陈璘的队伍在后面压阵，这应当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而且两人关系深厚，当得知李舜臣为国捐躯的消息时，陈璘非常悲痛“璘跃而仆者三，击地大恸。两阵号哭，声殷海中”，(41)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宣庙中兴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388页。故不可能存在两人意见不合而李舜臣执意冒进的情况。至于所谓明朝船只“体小”之语，更是无据可考，明朝福船楼船吨位皆大于朝鲜的龟船。

(三)军事装备和武器的使用是影响露梁海战胜败的重要因素。

作为在世界海洋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经典战役的露梁海战，双方船只规模的大小、火炮射程的远近及小型火枪的灵敏性，都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了影响。

其一，明军福船与朝鲜龟船在海战中发挥出了重大作用。在海战中，船只技术是否发达对战事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露梁海战中，明朝和朝鲜水军都拥有先进的战船，这是战役取胜的重要法宝。

明朝有种类繁多的战船，包括福船、楼船、沙船、苍船、海舫、八喇虎等，其中以福船和楼船最有代表性。福船吨位巨大，犹如一座小楼，其结实坚固，破浪前行，速度较快，敌舰很难靠近，倭贼曾描述明朝战船曰：“大明、朝鲜，兵船虽大，疾如飞龙，虽近而难以攀登”。(42)《朝鲜宣祖实录》卷120，宣祖三十二年十二月庚子，第24册，第18页。船上的武器装备齐全“船上之器，凡百俱备”，(43)《朝鲜宣祖实录》卷98，宣祖三十一年三月壬子，第23册，第406页。既有弓箭、弩机、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同时配有佛郎机、虎蹲炮等大量火器，适宜于远攻近战。楼船在海战中的作用同样明显，朝鲜宣祖曾称赞曰：“以楼船之师，扼贼于露梁”。(44)《朝鲜宣祖实录》卷106，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午，第23册，第535页。

朝鲜海军以龟船为先锋，“先放大小铳筒，尽烧其船”。(45)《朝鲜宣祖实录》卷27，宣祖二十五年六月己酉，第21册，第502页。李舜臣改进了太宗时期即已发明的“龟船”，(46)太宗时期的1413年曾出现“龟船”名称，此时李舜臣所制造的“龟船”，两者是否为同一类型，韩国学界普遍认为二者不一样，但应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李舜臣应是改制了太宗时期的龟船。其性能先进、设施优良，明朝黎通判曾夸奖这种朝鲜战船“贵国战船，其制甚好”。(47)《朝鲜宣祖实录》卷110，宣祖三十二年三月丙戌，第23册，第588页。这种船有几个特点：一，其船体状如龟壳，船头形似龟首，以燃烧硫黄发散烟雾的方式迷惑敌人“舻设龟头，长四尺三寸，广三尺，里爇硫黄，焰硝，张口吐烟如雾以迷敌”；二，船的外面甲板上有坚固的顶盖，顶盖之上及甲板之旁装有很多尖锐的大钉和刀片，仅容本方人员通行，而敌人无法攀登上船“船上覆以版，版上置十字细路，以容人行，悉以锥刀布之”；三，船的内部构造十分合理，“左右铺版下屋各十二间，二间藏铁物，三间分藏火炮弓矢枪剑，十九间，为军兵休息之所。左铺版上屋一间，船将居之，右铺版上屋一间，将校居之，军兵休则处铺版下，战则登铺版上”；四，船上设有火炮，可以前后左右进行发射，攻击敌人，“左右橹各十，左右牌各穿二十二炮穴，设十二门。龟头上穿二炮穴，下设二门，门傍各有一炮穴，左右覆版，又各穿十二炮穴，插龟字旗。纳炮于众穴，妆放不绝”。(48)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首，《图说·龟船》，《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98—99页。这种船设计独特，船体坚固而又不笨重，航行中行驶自如，既能乘胜前进又能根据情况及时回退，非常利于打击敌人，在战斗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横行贼中， 我军无所损， 而所向披靡”。(49)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卷13，附录50，纪实(上)，“宣庙中兴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389页。

相对于明、朝联军的先进战船，日军战船却较为落后“日军方面，最大的船也只有福船的四五分之一大小”，(50)黄学佳：《抗倭英雄陈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页。无法与明、朝的战船相抗衡，因而在海战中就处于劣势。

其二，火炮、火枪等火器的优劣对军队的战力产生直接影响。露梁海战中，明军的重型武器装备多种多样，在摧毁日军船只、杀伤日本士兵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明军在作战中使用了佛郎机炮。该炮是在借鉴西方武器基础上改造而成的。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把殖民势力的范围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抗击殖民入侵的过程中，明朝人把俘获的殖民者火炮加以改制，从而研制成了带有中国特点的佛朗机炮。而在露梁海战中，佛朗机炮作为一种射程较远的火力武器(射程最远可达三千米)，在远距离打击敌舰方面发挥出了作用。明军的另一火炮是虎蹲炮，这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年研发的一种火炮，其形状“如虎之蹲踞，而放铁丸矣”，(51)《朝鲜宣祖实录》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第21册，第639页。故有此名。虎蹲炮射程要短于佛朗机炮(发射的霰弹射程达一千米，可以覆盖六十米的范围)，但其在合适距离内准确命中敌舰目标作用明显“大炮亦畏”。(52)《朝鲜宣祖实录》卷120，宣祖三十二年十二月庚子，第24册，第18页。

在露梁海战中，佛朗机炮、虎蹲炮等火炮在中长远距离打击敌人方面优势明显，但近距离作战，小型武器的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战斗中，明、朝联军和日军中都大量使用了小规模的火器即鸟铳，又称火绳枪。

明朝人接触火绳枪，最早是缴获入侵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的武器，之后进行了仿制。在明人改进鸟铳的过程中，明朝军事当局“以仿制日式火绳枪为主”，(53)庞乃明：《火绳枪东来：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国际汉学研究》2019年第1期。学习了日本火绳枪的制造技术。朝鲜人也使用鸟铳，他们使用的最早是从日本传入的，朝鲜宣祖二十三年(1590)，通信使黄允吉、金诚一出使日本时，对马岛主宗义智赠送给朝鲜鸟铳枪刀等物，自此朝鲜才有鸟铳“我国之有鸟铳始此”。(54)柳成龙：《惩毖录》卷1，《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第276页。

日军在战役中也使用火炮和火枪，但火炮大多为小型的，缺乏大型火炮，倒是日军的鸟铳比明朝、朝鲜的先进，诚如日本学者宇田川武久在对东亚兵器深入研究后所指出的：“日军‘鸟铳’制造精度高”。(55)转引陈尚胜等：《地区性历史与国别性认识——日本、韩国、中国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而如上文所言，明朝使用的鸟铳还是仿制日本样式的，朝鲜最早的鸟铳也来自日本，日本则是很早就从葡萄牙引进了西方的火绳枪，通过他们的反复改进，火绳枪具备了较强的杀伤力“近身乃发，无不中者，中则人立倒”，(56)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第7页。这在此次海战中给明、朝联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李舜臣就是因日军火枪射击而亡“我兵发铳，中其(李舜臣)胸”。(57)川口长孺：《征韩伟略》，《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第768页。至于明将陈璘所说日军使用火枪战斗力不强，即“贼之所恃者鸟铳，而我以九铳，撞破其船，故凶贼不得抵当，所以败也”，(58)《朝鲜宣祖实录》卷109，宣祖三十二年二月丁巳，第23册，第572页。这一点值得商榷。

客观地说，露梁海战中，明、朝联军并未占据战争的绝对优势，日本的小规模火器制造和运用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故造成了明、朝水军也有很大的损失，包括邓子龙、李舜臣等重要将领都先后阵亡于战斗中。当然，若是深入探究导致明、朝军队未掌握战斗绝对权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当时明朝已走向没落，尤其是明神宗统治后期政治腐朽，军备废弛，自然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朝鲜则是长期无战事“升平日久，民不知兵”，荒于军备。反观日本，在经历国内长期内乱的军事战争后，政局固然出现了动荡混乱局面，但军士得到了实战锻炼，形成战术素养；而随着武器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从国外引进火绳枪等先进武器，士兵手中使用的小型作战工具不逊于明、朝联军，甚至还要优于他们，故在局部战斗中占据一定的上风。

结 语

露梁海战作为壬辰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海战，明朝与朝鲜联军击败了日本海军，从而导致了长达七年的中朝日地区国际战争的正式终结。纵观露梁海战的过程可以看到，第一，明朝水军与朝鲜水军联合作战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中朝两国联军人员数量、船只和武器数量多于日军，双方将领之间协调指挥、默契配合、互为声援，这有利于打击单方作战的日本；但应该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明朝将领和士兵所发挥的作用更显著。第二，战船和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否是左右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此次海战中，明朝的楼船、大炮以及朝鲜的龟船等军事装备和武器体现出了强大的杀伤力，从而确保了对日军作战的顺利进行，当然也应该认识到，日军的武器同样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这也是造成明军和朝鲜水军将领牺牲以及士卒损失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