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背景图为王尽美塑像，王尽美儿子王乃征、儿媳臧校先、孙子王德，前图为本文作者、王尽美的孙子王军

我的父亲王乃征、母亲臧校先与我们

我的祖父王尽美

我对祖父的认识，来自于家人的描述。我问过父亲：“爷爷只活了27岁，怎么这么年轻就去世了？”父亲：“累的。”

“他干的是很重、很累的活吗？”

“是的，他为很多人干活儿。”

“书上说他是伟大的人。为什么？”

“他是给很多人干活而累死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念他；很多人都想念的人，就是伟大的人。”

说实话，年幼的我对父亲的回答并不是很明白。

我渐渐长大，从史料中了解了爷爷。最早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为我党创始人的罗章龙回忆说：王尽美“才华俊秀，革命出于至诚……工作认真，生活不苟”“尽美为革命剧战受重创而死，与战殁于疆场者意义相等。”

我也知道了，爷爷病逝前所留的遗嘱，只有一句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渐渐地，我也形成了对王尽美精神的理解，那就是“尽善尽美”四字：他笃信“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信仰，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拥有“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人格。我想，这就是我的“家风”之本吧！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王乃征、母亲臧校先都是抗战老兵，他们1935年结婚，78年风雨同舟。

1955年，我军开始授勋。母亲是抗战时期的营职干部，虽已转业，按规定仍应被授予“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但却被当时身为军务部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给“压下来”了。

父亲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考虑老臧已经在地方工作，不必再要军队的勋章了，我俩说笑话，那个东西不能正（整）天带在胸前，无非是照相留个纪念。咱俩有一套，换着带上照相就满可以了。”

母亲直至退休职务仍只是副营职（离休时按副县级）。当我为母亲的职级长年不变而悻悻时，她却说：“瞎吵吵什么，不知道打仗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吗？”

母亲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

“有一次在万家沟工作，被日照伪16团包围了，在一起工作的几位男同志，有一个被敌人捉住吊在树上用刀割死，我当时在该村的妇女主任家藏着，因村的工作有基础，没人告密，她把我当自己的姑娘，混了敌伪军的耳目，没有被发现，当时还有两个女同志，因逃跑时暴露，被敌伪军捉去铡死了。事后，就有个别同志妥协回家，我当时没有动摇，仍坚持在原地区工作。”

王乃征为子孙写下“家风家训”

她曾经跟我说过，“用刀割死”，是用磨快了的镰刀一片片地往下剐肉，直至剐成一幅白骨。

有一次我陪母亲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区疗养。进了山，母亲很高兴，话也比平时多了许多，她对我说：“你记着啊，等我走了，你可别把我放在什么堂里面，怪憋屈的，你要把我送回老家的山里。”

我知道，当年母亲打鬼子的时候，经常在家乡五莲山一带的山沟里行军作战。

我笑问：“回那干什么呀，你还没打够仗啊？”

母亲说：“家乡的山比这漂亮，还敞亮啊！在那可以看看牺牲的战友，和他们说说话。”

我这一代和我家的第四代

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山东老家，是一名落了户口的下乡知识青年。后来参了军，从普通士兵摸爬滚打至连长，1981年考取了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后来的高级陆军学院、教育学院)。两年后毕业回到部队。按惯例，凡经深造的军官，都要提拔使用。不料，干部部门同志通知我仍担任连长职务，而且还在原来那个团、那个营。我不解。一位师首长找到我，说：“你父亲跟我说过你的事儿。”我立即燃起希望：这位首长是我父亲的老下级了。他接着说：“你父亲认为你在基层连队的时间还有些短，应该继续带兵。”于是，我又回到连队，一年后才得晋升。

我们家的第三代，都是共产党员。我叔叔家的大哥王明华，是浙江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的光电子学专家。80年代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建立起浙江大学集成光学研究实验室，30多年来为国攻关，矢志不渝。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共产党员。我爱人，子女都是共产党员，一直为党、为国家忠诚工作，与千百万普通党员一样，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奋斗。”这应该是我们第三代的共同心声。

欣慰的是，我们家的第四代也纷纷对着镰刀与锤头宣了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对下一代责无旁贷，有引导和宣教的责任，这是传承家风的必须。

我的家风

在父亲留下的字画当中，只有一幅是明确写给我们第三、第四代的，这幅字写的是：“精忠报国”。题款是：“祖孙代代奋勉传”。

我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她将在延续辉煌的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迈出坚定不移的步伐。为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必须以“两个维护”来保证步调的统一，必须用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信仰，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即统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轨道上。

要实现前辈们的理想，就需要在每个家庭中传承和形成良好家风，夯实共产主义大厦之基。

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传承好“家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