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自古以来都在充满利益、生死的政治斗争中频频出现。唐朝时想扳倒武则天的徐敬业失败后，其弟弟徐敬真为保命，几乎将朝中要员统统诬告了一遍，却也没能因此而续住命。

在古代人情、世族关系优先的社会中，官场中人可谓深受“诬告”之害，而在古代民间，诬告几乎也成了社会关系中不散的阴魂，那句“比窦娥还冤”的引用率实在太高了。

如今看来，戏曲里的县官属于典型的不作为，案发后不到现场查验、不质证证词，就连窦娥被斩时所誓“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都一一应验，这位官老爷依旧岁月静好。

按说对于诬告行为不是没有司法处理，早在秦朝就规定了反坐的制度，诬告他人者一旦坐实，你告的是什么罪，刑罚就等同论处。这招效果不错，就一直延续下来，到了元朝也有“诬告者抵罪反坐”的规定。

再说宋元的诉讼制度相承，拷讯虽合法，口供也可定罪，但法律也要求“反拷告人”，推求是否属实，但结果是县官动也没动“原告”，只因为“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元史》中记载，大德七年（1303年）十二月，钦差使臣就发现5176件冤案。窦娥之冤的必然性，并非只因为落后的查案技术与历史条件，更因为司法不公、社会黑暗。

宋代的郭进任山西巡检时，手下一名军官到京城告他的状。宋太祖经过讯问，知道是诬告，便将这名诬告者押送给郭进，让他杀了诬告者。当时正好遇到并州作乱，郭进对这人说：“皇上叫我杀了你，我把你放了吧，让你到前方去杀敌，若能成功，我立向朝廷举荐你；若失败，你投河自尽吧，省得玷污了我的宝剑。”此人英勇杀敌，平定了叛乱，郭进也兑现了诺言，将他举荐给了朝廷。如此完美的诬告与反诬的故事，实在罕见，毕竟，人心始终没有制度牢靠。

所以到了今天，技术条件的先进自不必说，制度建设更是被挺在前面，但诬告和不实举报仍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平日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都见过对举报有执念的群众，甚至是买个菜路过纪委，都要进去问问自己举报的问题线索处理得如何，但他们中有的人提供的线索是道听途说的。

不言而喻，一些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触碰一些人的利益，或者得罪一些人。个别人可能捏造事实、用虚假信息来蒙蔽组织，甚至还有“即便告你不成也要坏你名声”的卑劣心态。这种现象不遏制，势必会对好干部造成伤害，甚至影响干群关系。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来限制、消除诬告陷害行为，同时为干部澄清正名，反击此类现象。鼓励更多干部担起时代的重任，就必须让他们心无旁骛，清除后顾之忧，这最终也与建立健全法治社会的目标相契合。当然前提是要做到精准查办，既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为百姓干实事的好干部，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腐败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