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泓

苏辙晚年闲居颍昌，依然心系政治，与朝廷保持着疏离又紧密的微妙关系。以苏辙晚年所作史论文《历代论》为考察中心，可见苏辙散文在晚年生存语境下整体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写作特色。他的散文以传达立意为先，故无意遵循文体传统表达规范，无心使用语言修辞技巧，无心经营文章结构形式。

一、无心于文体：脱离传统

苏辙晚年所著史论文《历代论》，共四十五篇，收录于《栾城后集》，创作于元符三年（1100）至崇宁五年（1106），按照人物论的形式，从尧舜论至冯道。据《长编》与《苏辙年谱》知，绍圣元年（1094），新党复兴，正式确立“国是”政策，苏辙开始遭遇一岁三贬，七年南流。元符三年，哲宗去世，苏辙六十二岁，遇赦北归颍昌。但徽宗朝的崇宁元年（1102）又开始第二次对旧党的迫害，再次强调“国是”政策。苏辙崇宁二年（1103）汝南避祸，三年（1104），朝廷诏颁元祐奸党姓名三百零九人刻石诸州，苏辙再归颍昌开始长达十二年的闲居。崇宁五年（1106）正月，大赦天下，毁元祐奸党石刻。可见，《历代论》创作前后，苏辙作为元祐旧臣生存于党禁、国是的环境之中，总体是避祸、杜门的生存状态。并且，曾同他一起活跃于政坛、文坛的兄长、朋友，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去世。元符三年，秦观去世；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陈师道去世；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去世。在这样孤独寥落的背景下，“颍滨遗老”终日闭客默坐。

苏辙虽然远离朝廷中心，却依然心系政事。崇宁二年（1103），六十五岁的苏辙作诗《立秋》，末云：“心似死灰须似雪，眼看多事亦奚为。”［4］607崇宁三年（1104），苏辙岁暮作诗句：“此心点检终如一。”［4］615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退居身闲心不闲，依然关注朝政的状态。《历代论》写作初衷即为“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辄存之于纸”［1］1212，文章篇篇以史论政，以老臣的视角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北宋各朝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反思性质的书写，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三宗》《周公》等篇针对王安石变法；《五伯》篇强调用兵需义，也是针对北宋西边用兵一事；《汉光武下》篇针对朝廷党争议论任大臣的重要性；《汉武帝》讥刺神宗治国只求功利，颠倒本末；《唐玄宗宪宗》篇，强调君主识恭俭之道的重要性，正是针对极尽奢侈之能事的宋徽宗朝。《历代论》所蕴含的思想幽微复杂，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也在立意为先的主观倾向下呈现出新的特色，在他晚年创作中地位尤为凸显，被茅坤评为“无心于为文”，却“中肯綮，切事情”的“老人之言”［2］4101—4102。因此，可将《历代论》视为一个文章系统，以此为例观照苏辙晚年语境下的散文创作。

首先，不同文体具有不同的写作传统与特色，文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作家思想的表达，作家选择不同文体进行写作，需要遵循不同文体的表达规范。苏辙以《历代论》为代表的晚年散文在晚年生存语境下以立意为先，以传达深思为先，忽视文体的传统和表达规则。无心于文体的状态下，不同文体的边界开始模糊，蕴含脱离文体属性的因素和可游离的空间。

《历代论》存在背离文体传统的现象。《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梳理了“论”体文的形成与演变，谈到“论”的体制在中唐经历了转型，从侧重理论性转向注重实用和修辞。宋代以下，“论”体文则成为一种“讲求辩论技巧、强调行文气势、修辞性因素很强的文体……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长于论说文的写作，政论、史论、兵论、杂论，文类丰富，气势壮阔。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纯进行应用文体的写作，而是有更高的文学艺术追求”［5］56—70。宋代的论体文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正说明其文章的语言、结构都用心经营设计，北宋六家的史论虽各有风格，但总体表现出对审美的追求，常用排比、对比等修辞技巧，也有严谨、美观的结构布局。苏辙晚年却淡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史论文转向自由写作又言简意深的写法。《历代论》立意在于揭示问题，所以相较于他想表达的思想内容而言，文章的形式审美要素成为次要的考虑因素。语言少修饰，篇幅长短随意，呈现出我手写我心的状态，这和时兴的论体文传统与追求已经产生区别。

旁观苏辙晚年其他散文的创作，也呈现出脱离文体传统的特点。比如苏辙自传《颍滨遗老传》脱离了自传文体的传统笔调。曾枣庄言：“多数宋人所撰自传都是沿袭陶潜《五柳先生传》，重在抒慨而不在记事。只有苏辙晚年所撰的《颍滨遗老传》，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值，繁冗无文。正如王若虚所云：‘古人或自作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著《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短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滹南遗老集》卷三七一）”［8］951可见，王若虚已经注意到《颍滨遗老传》与《五柳》《醉吟》《六一》等自传不同，并认为苏辙的自传是“好名而不知体”，或有批评之意。但也侧面可见苏辙为了自己“好名”的立言目的，已使自传笔调脱离自传的文体传统。曾枣庄也注意到《颍滨遗老传》的史料价值大于文学价值，与宋人“沿袭陶潜《五柳先生传》，重在抒慨而不在记事”的自传传统相区别。这一文体变异在学者论文中已有清楚详细的研究，故不展开论述。［6］220—231

苏辙晚年的杂记文也与论体文交叉、融合和互动。苏辙将议论融入了其杂记等文的创作，使杂记文体呈现出论体文所具有的议论说理的特点。记体文涵盖的内容比较广阔，从现存的记体文看：“有的记人，有的记事，有的记物，有的记山水风景；有的尚叙述，有的尚议论，有的尚抒情，有的尚描写。”［3］353如苏辙《栾城第三集》中的记文《遗老斋记》《藏书室记》，属于尚议论之记文，但有时思想辨析性、说理性、教育性的表达已经强于对事物本身的描写和记录，呈现出贴近论体文的特点。如《遗老斋记》真正围绕遗老斋卜筑过程而言的只有开头数句，随后皆是对自己一生的剖析与反思，其杂记的中心与旨要在于以自己的人生遭遇告诫子孙“学道而求寡过”。《藏书室记》中，引孔子语说明读书的重要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1］1565—1566引老子说明朝夕学道的重要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日益之学，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贯之者，可得而见也。”［1］1566其杂记中说理性质的表达，与论体文有相通之处，文体间的互动正是苏辙晚年的深思和议论于记体文的体现。

二、无心于语言：意在言外

苏辙晚年文章的语言表达少用排比、比喻、夸张、类比等修辞技巧，风格平实简朴，又往往蕴含深意，意在言外。苏辙年轻时期所作的史论文《进论》因为是应举之作，注重语言的修饰性，如多用排比开篇，以增强文势：“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1］1585（《三国论》）“事有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1］1614（《春秋论》）“匹夫匹妇，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侠，天下之所畏也。”［1］1619（《蜀论》）。设问：“岂其百年之间，南无间之足乘，而北无隙之可入哉？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1］1589（《七代论》）晚年议论则无心于语言雕琢，少见修辞技巧，多直抒胸臆，略无文饰，落笔往往一语中的，无旁逸斜出。语势含蓄内敛，语言简洁精练。

对比《进论》和《历代论》，可以看出二者论述语言的差异。如《汉论》，议论君臣关系之开篇：

天下之事，固其贤者为之也。仁人君子尽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无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乱，而无所不定。此其类非不智不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则其心常鳃鳃然，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顾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贤才，其才虽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盖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资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无穷。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为无事乎其臣，臣以为无事乎其君。君无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亲，臣无以用之，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而天下始大乱矣！［1］1585

苏辙用大篇幅的文字论述君主和臣子之间应该彼此相守而非相抵，贤君任用贤才，贤才尽忠于贤君，这样才能使天下无穷。论述的道理不复杂，但苏辙运用大量排比、对比等表现手法推进论证，形成了浩荡的语势。同样是论述君臣问题，《历代论》的篇目则言简意赅，如《管仲》篇：“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1］1219仅一句话点明，是管仲导致君主外不能用人，没有尽到臣子的职责，反问发人深省。再如《汉光武下》篇：“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1］1229“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势极于此。”［1］1230三句话都直接亮出结论，强调君主要任贤臣，用贤臣，语言非常简洁，但直指问题核心，表达出深远的立意。《王衍》篇结尾：“世无孔孟，使杨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则罪人尔矣！”［1］1247以简短的语言点明自己的作文主旨，意在讽刺北宋儒者抛弃礼乐政刑之形器，空谈以道治国的弊端，正如让天下大乱的王衍兄弟，也正如学说混淆儒学试听的杨朱墨翟。而“吾则罪人尔矣”又是苏辙老臣的自居与定位，将自己放在历史结局的一个重要权衡与评判的位置上，赋予自己反思时弊、立言以寄后世的责任和义务。可见其语言极简，立意又极隐晦深远。

再如《荀彧》篇，篇幅很短，语言也很平实：

董昭建九锡之议，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方是时，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属于曹公矣，虽不加九锡，天下不归曹氏而将安往？文若之意，以为劫而取之，则我又力争之嫌，人怀不忍之志；徐而竢之，我则无嫌而人亦无憾。要之必得，而免争夺之累。此文若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数年之顷，以致文若之死。九锡虽至，而禅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则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过也。［1］1236

全文语言平铺直叙，不加修饰，只是就事论事，就史议论，表明求天下勿要求其速的观点，这和他一直秉持的缓取天下的观点一致。此篇依然是以精简的、朴实的、无技巧的语言，发言立意，传递深思。

此外，他晚年杂文也体现出无心修饰语言的特点，在澹然数语中容纳意味深长的老人之旨，意在言外。如《汝州杨文公诗石记》记述苏辙修复思贤亭一事，苏辙感叹杨亿诗石凋零，同时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但他并未多著笔墨，唯有文末“抑非陋欤？抑非陋欤？”［1］1398隐晦地叹息世风凋敝，清风雅量之人境遇流落。再如《巢谷传》书写朋友巢谷是有志节、缓急可托付之人，记叙事情详略有致，重点在于书写巢谷坚持看望贬谪时的苏辙苏轼，“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1］1437，一句轻描淡写表现出苏氏兄弟当时的处境，对比出巢谷的志节以及他们之间无须多言的信任与友情。结尾点明作传原因：“虽知其贤，尚何以发之？”［1］1438则深意在于惜其无名于世，期待回响。《亡姊王夫人墓志铭》中，苏辙悲慨亲人去世：“已矣，手足尽矣，何以立于世！”［1］1438老人之言直接切中对生命的质问，生活若无支撑，以何继续独立于世？短短质朴之语，撕开的却是越来越需要直面的人生真实的深渊。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苏辙有意突出苏轼的政治形象。叙述苏轼地方执政时，只描绘了苏轼形象的几处剪影，平实之语重在记录事实，意在突出其判断政事精详，政绩斐然，一心爱民的特点。如治理徐州洪水时，“公履屨杖策，亲入武卫营”［1］1413，任黄州团练副使时期，“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1］1414。也重在记录苏轼不同时期所遭遇的政治事件、面临的政治境遇，如神宗期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一，“介甫之党皆不悦……介甫愈恨……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1］1412。元祐期间，与司马迁争执于差免役法废留问题，“君实始不悦矣……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公自是不安于朝矣”［1］1415。因此，这篇墓志铭也可以理解为一篇和《颍滨遗老传》立意非常相似的政治载录话语，突出其兄苏轼的政治形象，未尝不是在同时书写自己。处理政事精详，纯粹爱民，与新党王安石的变法意见不一，与同是旧党的司马迁差免役法问题也有争执，“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1］1420，这不仅是苏轼一生的墓志铭，也是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一生政治立场独立不倚，坚定不移的写照。去浮饰，去雕琢，以朴素平实的语言切中肯綮，传达深远的立意，这正是苏辙晚年散文的特色。

三、无心于结构：论史分离

一般而言，论说文的结构布局需要设计与经营，全文应围绕论点进行逻辑严密地论述，前后密切照应，说理透彻，突出议论主旨。苏辙早年创作的史论文《进论》正是如此，篇幅大多较长，并针对史实论述，以历史规律阐发历史现象，文气首尾连贯，议论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论点清晰。行文层层推进深入，由表及里，由外入内，纡徐百折。如《唐论》篇，议论结构前后回环，史论结合，不断扣题。开篇先言明论述主旨：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1］1594

强调治理国家内外之势要平衡，不可内外一方独专。随后佐之以历史论述：

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1］1595

秦朝史实结合议论：“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1］1595指出秦朝二世的灭亡正在于内重而外不足。随后议论汉高祖、文景、汉武、王莽，至魏晋之历史，再总结以议论：“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1］1595可见，苏辙史论结合，以秦朝二世和以后数君的史实共同论证内外势的平衡问题，紧扣文章开篇的观点。后由远及近，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1］1595—1596然后对比前朝，分析唐朝的内外之势，并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1］1597全文首尾回环，史论结合非常紧密，逻辑清楚，论点清晰，可见苏辙于文章布局上的有心经营。

再如《五代论》篇，史论的结构特色很鲜明，史论结合论述也非常紧密：

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知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1］1599

以此议论开始，明确取天下不易，轻易取得天下则难以享长久。随后详细论述重耳出亡始末过程，又以议论作结：“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侥幸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两段论述将历史夹在其中，史论结合，论述紧密。

史论文《历代论》中，有很多篇史论并非完全围绕所论历史人物紧密论述，而是表现出一种结构的随意性，长短不拘，论史分离，即无心于结构的特点。学者指出，“《历代论》几乎毫无经营迹象，语势平缓，长短随意，就题发议也是直入直出，并不顾盼照应，有时候连题面也不顾，所仗全在其穿透历史表象的洞见和对现实政治的深刻讥刺”［7］388。无心于结构是因为，苏辙晚年论史，无须再为科举考试服务，所以他不受束于文章形式。如《王衍》和《梁武帝》篇，为典型“有时候连题面也不顾”之文，文章形式结构被弱化，以表达自己的立意为先。《王衍》篇，苏辙先“道、礼、刑”谈起，详细辨析三者关系：

圣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礼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与刑皆器也……孔子不以道语人，其所以语人者，必以礼……君子由礼以达其道，而小人由礼以达其器。由礼以达道，则自得而不眩；由礼以达器，则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礼也。若其下者，视之以礼而不格，然后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尽矣。［1］1246—1247

说明道是形而上者，礼乐和政刑是形而下者，道不可以直接御物，而应以礼乐政刑施之于国。随后谈汉代、魏武帝时代、魏文帝时代中对于礼与刑的坚守与滥觞：

三代已远，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犹能守礼，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始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何宴、邓飏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故灭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1］1247

最后谈至唐代，南北之异已通，形器之说已备，宋代学者却故舍形器之说而求道。

东晋以来，天下学者分而为南北……至唐始以义疏通南北之异，虽未闻圣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说备矣……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学者小之。于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则至于礼乐度数之间，字书形声之际，无不指以为道之极……废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门，辟邪说之路，而皆以诗书文饰其伪。要之，与王衍无异。［1］1247

全文苏辙未明言其观点，论与史没有紧密结合，自由写作，语言平铺直叙，句子没有规整的章法，长短随意，且关于王衍的篇幅实际只占全文的两句话：“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之，与王衍无异。”［1］1247从文章结构安排来说，王衍只是作为所论述历史中的一环，而非人物论的主体。但实际上，全文的立意却也在王衍这两句，意即宋代学者舍形器之说而求道，实际与卒乱天下的王衍兄弟别无二致，其实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和定论，但苏辙却将其包裹在了看似松散的结构中。正如学者分析《王衍》篇的政治寓意，认为文中的“至于礼乐度数之间，字书形声之际，无不指以为道之极”［1］1247，指《三经新义》和《字说》，“依此而施行于世，便是‘新法’，而‘聚敛以求售’正是苏辙对‘新法’实质的认识”［7］386，“杜忠言之门，辟邪说之路”［1］1247，指“专以其说教授同行天下，并且以经典《诗》《书》来文饰其非”［7］386。苏辙无心于结构，是因为他以立意为先。

另一篇《梁武帝》文章结构，与《王衍》篇非常类似。同样于开篇引用《易经》中关于道、礼、刑的关系：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五帝三皇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也……舍礼乐政刑而欲行道于世，孔子故知其难哉！［1］1258

明确应以礼乐政刑治天下，不能以形而上的道直接治国。随后专注于论述佛道：

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兴区区一隅，招延缁素，译经谈妙，至者凡数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国随以亡。议者观秦梁之败，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后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劝帝斥去僧徒，毁经坏寺。既灭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长生，徇道士之私，夷佛灭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议者观魏唐之祸。则以佛法为不可牾矣。二者皆见其一偏耳。［1］1258—1259

对于佛道，人们见解不一，后秦高祖姚兴尊奉佛教，灭亡也速，梁武帝也痴迷佛教，国随之亡。北魏太武帝斥佛，唐武宗灭僧，都引来祸患。苏辙认为这两种极端都是片面不可取的。随后论述儒佛老融合并行的可行之处，认为佛老之道和儒道应该三者并行，以礼乐政刑治理天下，则道自然运行于其间：

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虽然，灭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1］1259

梁武帝和王衍一样，只短暂出现在文章中部过渡段一瞬间：“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1］1258从结构上看，并非文章议论的中心。因为苏辙此篇亦是重在表明立意，当世学者一味追求形而上之道，抛弃形器之说，其害甚矣。苏辙议论，“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1］1259，苏辙所言之道，有儒、有释、有老佛，应并行于天地，道之于物无所不在，本身无可非，但不能因求道之极而抛弃礼乐政刑。这才是文章真正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苏辙讥讽现实忽略形器于治国之作用，取历史来警示“蔑君臣，废父子”之结局。

可见，礼乐政刑和道之关系，为《王衍》《梁武帝》史论的核心立意。“圣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礼二也，刑三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246礼刑即为器，苏辙这两篇史论文中均以此开篇，阐述道和器的关系，同样两次引用《易》言，固非偶然，有其深意。器和道，不可分离，不可缺一，没有形器而谈道，只能是虚谈治国，抛弃礼乐以修身养国的根本，会导致君臣、父子相离，国家无乃享久的结局。这两篇史论的立意实际反映出苏辙晚年史论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立足，苏辙的《历代论》多以此立意，在其他史论篇目中，苏辙也多强调君主恭俭、修身，臣子明礼义，并讥刺一切急求功名、急于富国强兵、急于扬名后世的行为，认为治国有本末，当以礼乐教化为先，这正是他想凸显的核心立意。

苏辙晚年在特殊的生存语境下，以闲居老臣的特殊身份，著书立说，坚持创作，以文章书写深思。退居江湖的距离使他得以冷静看待当下现实，处庙堂之上的心态又使他对北宋朝治的反思愈发切中肯綮。他的史论文《历代论》正是针对政治现实所作，表达自己的政治深思，强调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以立意为先的前提下，他无心遵循文体写作规范，自传、论体文、杂文呈现脱离文体传统的倾向，无意经营散文语言、结构等审美要素，晚年的文章整体呈现出与以往创作不同的书写特色。茅坤评价苏辙《历代论》为“无心于为文”的“老人之言”，而这种形诸文风的变化实质正指向苏辙晚年的立意与深思。

注 释

［1］〔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苏辙文钞》，黄山书社2010年版。

［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孔凡礼：《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5］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马东瑶编：《弦诵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7］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