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摘要〕采用问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徐州市1021名高中生开展调查，探讨高中生手机依赖的情况及其与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2）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3）自我控制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高中生;手机依赖;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0-0013-07

一、引言

手机作为智能化通信载体，已然深入人类生活。我国的手机使用人数在不断上升，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显示，至2018年末，我国网民有8.29亿人次，使用手机上网的占98.6%;就职业结构而言，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是中学生（25.4%）。目前，手机使用完全深入到人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生命时报》2017年6月23日消息称，德国数据统计互联网公司的调查表明，中国人每天大约有八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手机上，仅次于巴西，排名全球第二。

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不仅缩短了彼此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方便了信息沟通与互换，而且作为移动的个体终端，给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手机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已经进入了“出门可以忘带一切，除了手机”的时代。然而，手机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还有着诸多负面影响，其中对高中生这一群体的影响尤其大。

（一）手机依赖

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是指个体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引发身心健康及社会功能等受损的一种痴迷状态[1]。高中生的身体和心理正处在飞速成长阶段，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变得更加独立，与此同时，也容易出现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等，很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而产生手机依赖。一项针对福州、重庆地区中学生的研究指出，15.36%的中学生存在手机依赖倾向[2]。崔丹丹[3]研究发现，河南地区高中生手机依赖的检出率为8.27%。邓华琼[4]对福州等地的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中学生存在智能手机依赖，很多高中生会因手机的使用产生困扰。赵志伟[5]的研究表明，一些中学生因为与手机隔离而感到心乱如麻;因为无信息提示而去特意地检查手机;因为信号出问题感到焦虑、暴躁。此外，手机依赖还会对高中生的心理、生理、学业等产生不良影响，引发各种问题行为。手机依赖会带来许多健康问题，引起身体不适，导致亚健康状态，如眼睛酸涩、头痛、耳痛、注意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疲劳感、睡眠质量下降、日间嗜睡等 [3，6-9]。

Croft、Chandler等[10]发现，过度使用手机容易导致心理问题。May[11]表示，滥用手机使个体沉浸其中，远离了人与事，进而产生孤独、焦虑及抑郁等不良心理反应，影响生活和学习。手机依赖与焦虑、抑郁、压力等呈显著正向相关[9，12-13]，与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呈显著负向相关[13-14]。

此外，青少年手机依赖与攻击性行为、吸烟、饮酒、自杀意图、自杀尝试等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15-17]。手机依赖与青少年的吸烟、饮酒、自杀意图、自杀尝试等问题行为存在着“共生”关系[18]。手机依赖还会分散注意力、精力，消耗时间，对青少年的学业造成不良影响[19-20]。

（二）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最早由Baumrind[21]提出。Arindell、Sanavio等[22]指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与父母的教养行为相比，对教养行为的感知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并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三类：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类似于其他问题行为，外部环境和个体差异共同作用于手机依赖，家庭则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

社会控制理论[23]认为，影响个体问题行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父母教养方式，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容易引发青少年的各种问题行为（攻击行为、网络依赖、吸食毒品等）[24]。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显著影响青少年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则呈现相反的结果[25-28]。受到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个体产生手机依赖的倾向也有所不同。由此可以推论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存在一定的关系。

（三）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Self-Control），作为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对个体成长的意义重大。本研究将自我控制定义为：缺乏外界监督时，个体为完成目标或要求而有意识地调节、控制、管理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心理过程。

自我控制理论指出，不良自我控制是影响青少年犯罪和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则是通过自我控制作用于不良行为，具有不良自我控制的个体更易产生犯罪和问题行为[29]。自我控制是诸多成瘾行为的重要預测因素，所以自我控制可能也是手机依赖的重要预测因素，相关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宋亮[30]发现自我控制对大学生手机依赖最具负向预测力。有关中学生的调查发现，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且有负向预测作用[4，31]。针对中职生、高职高专生和大学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果[14，32-37]。徐晓丹[38]认为，手机成瘾个体的自我控制在特质及状态两个方面都有缺陷。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两两相关，然而，三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并未揭开。根据发展情境理论，个体某些重要的发展结果是通过发展中的个体与其所处情境之间不断交互作用达成的[39]。自我控制既是多种问题行为的预测因子，也在诸多其他变量影响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由此，我们推测，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与高中生手机依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本研究拟构造一个中介模型，以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自我控制在两变量间的中介作用。

二、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被试

向徐州市两所高中1021位高一、高二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得到实际有效问卷958份。其中，男生481人，女生477人;高一学生478人，高二学生480人;年龄为13～18岁，平均年龄15.74岁（SD=0.71）。

（二）研究工具

1.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

该问卷由蒋奖、鲁峥嵘、蒋苾菁等[40]修订完成，共42题，分为父版、母版，各21题，包含3个维度：情感温暖、拒绝及过度保护，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采用该维度教养方式的程度越深。本研究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情感温暖）、消极父母教养方式（拒绝与过度保护）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0.795（父）、 0.789（母），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0.752（父）、 0.763（母）。

2.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调查问卷

该问卷由王红姣、卢家楣[41]编制，共36题，26个反向计分题（反向题选1～5分别对应5～1分），包括3个维度——行为控制、情绪控制和思维控制，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09。

3.中学生手机依赖量表

该量表由王小辉[2]编制，共16题，包含3个维度，即戒断性、突显性及强迫性;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手机依赖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 。

（三）施测程序和统计分析

首先对主试开展相关培训，采取班级集体施测，配备1至2名主试。在施测前，主试向被试说明题目的作答方式并举例，强调本测试不记名、答案无对错之分，要求被试据实作答、独立完成。测试完毕，当场收回问卷。测试时间约20分钟。

选用SPSS 21.0和Hayes编制的SPSS宏（http：//www.afhayes.com）进行相关分析和模型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受限于客观条件，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只使用自我报告方式，因此，可能會产生共同方法偏差。依据周浩、龙立荣[42]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控制相关程序，如不记名测试、测试采用部分反向题等。对最后的数据使用Ha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发现，未旋转及旋转后都得到27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未旋转获得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12.74%，旋转后是12.17%，远低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二）描述性统计及人口学差异检验

高中生手机依赖情况统计如表1。高中生手机依赖总分平均为42.92，总分区间为16～80分。

根据中学生手机依赖量表[2]，手机依赖倾向的判断标准为：题目均分高于3分，总分高于48分。根据此标准，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高中生占比为32.78%（见表2）。在三个维度中，突显性最为明显，远远高出其他两个维度，体现了高中生过度查看手机、手机使用过度等行为特征。

以年级、性别为自变量，以积极/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为因变量，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表3）。

对于手机依赖而言，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4.09，p<0.05），男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女生;年级的主效应显著（F（3）=6.84，p<0.01），高二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高一学生;性别和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0.92，p>0.05）。对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而言，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4.59，p<0.05），女生的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显著高于男生;年级的主效应显著（F（3）=3.99，p<0.05），高一学生的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显著高于高二学生;性别和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0.37，p>0.05）。对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而言，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25.27，p<0.001），即男生的消极父母教养方式显著高于女生;年级主效应不显著（F（3）=1.03，p>0.05）;性别和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0.07，p>0.05）。对于自我控制而言，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1）=0.12，p>0.05;F（1）=0.76，p>0.05），性别与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0.10，p>0.05）。

（三）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结果见表4。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但与其他两个主要变量之间相关均不显著;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本研究仅探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此外，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呈现显著负向相关。

（四）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检验

因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其他两个主要变量之间相关均不显著，所以本文仅分析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的关系。

首先，采用多元回归，在控制性别与年龄的条件下，探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手机依赖影响的总效应，结果显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5，t=4.78，p<0.001）。

其次，本研究根据偏差校正bootstrap法，使用SPSS宏，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条件下，检验自我控制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手机依赖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由表5可知，当放入中介变量自我控制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而且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含0（Boot CI下限=0.08， Boot CI上限=0.16），因此自我控制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

（一）高中生手机依赖情况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958名高中生手机依赖总量表均分为42.92，大于48分的有314人，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被试占比为32.78%，表明少数高中生存在手机依赖现象，多数能正确地认识、管理手机。本研究中，高中生手机依赖的检出率高于崔丹丹[3]研究中高中生的8.27%、王小辉[2]研究中中学生的15.36%、邓华琼[4]研究中中学生20%的检出率。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进行的时间有关。对比上述研究，本研究的数据采集于近期。科技的发展使得手机越来越智能化，对高中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持有智能手机的高中生越来越多，因此手机依赖的比率也可能会增加。另外，研究所选地区的差异也可能会造成手机依赖检出率的差异。此外，抽样方式、研究工具和被试的差异等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本研究发现，不同的高中生手机依赖的具体表现也有所不同，呈现出突显性症状的人数最多、戒断性次之、强迫性最少的趋势，这与王小辉[2]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高中生手机依赖最为明显地表现为突显性，属于行为层面，即高中生的手机依赖倾向更多地表现在行为上，如过度使用手机、缺乏时间限制;其次是情感层面的戒断性，即不能使用手机时出现各种消极情绪，很多高中生會因为被没收手机或者手机无法使用而焦虑、烦躁;高中生手机依赖表现相对较少的是强迫性，属于认知层面，即高中生难以控制使用手机的冲动和愿望，甚至出现错觉。本研究发现，部分高中生会因为难以控制手机使用的冲动而痛苦，还会产生手机振动、手机铃声响等错觉。

本研究调查发现，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43-44]。一般来说，男生更擅长使用各种电子产品，对电子游戏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手机功能强大、方便易携，男生多用来打游戏[45]。还有研究者认为男生大多不善于与人交流，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倾向于使用手机寻求他人帮助或者进行娱乐以逃避现实[3]。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即男生的手机依赖显著低于女生[46-47]，还有研究者发现手机依赖不存在性别差异，例如邓华琼[4]、邓亚兵等[48]的研究。以往研究的不一致可能是受被试群体、时间、地区、研究工具、手机依赖界定等差异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高一学生手机依赖显著低于高二学生，这与刘媛娟[31]所得研究结果一致。王小辉[2]发现手机依赖总分与年级呈现线性增长关系，但是高一到高二上升较为平缓，差异并不显著，徐华、毕鑫强[46]和邓华琼[4]也得出了类似结果。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所选取的被试群体有关。本研究选取的是江苏省徐州市的高中生，江苏省的高考政策规定高二学生需要参加小高考（即对高考五科之外的四门学科进行测试），小高考为过关性考试，分数不计入高考总分，因此，高二的学习压力相对小一些;而高一学生学习的内容占高考知识点的大部分，学习节奏紧张，压力大一些。此外，高一学生刚刚进入高中，处于适应阶段，大多数学生能遵守学校禁用手机的规定。

（二）高中生自我控制基本情况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自我控制不具有性别及年级差异，和王艳喜[49]及陈慧[50]所得结论类似，和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41，51]。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被试的差异造成的。此外，现代社会讲究男女平等，男女要承受同样的生活与社会竞争压力。高中生具有相似的身心成长规律，随着认知能力、语言与记忆能力的发展，他们依据外部规定约束自身的能力逐渐增强，最终形成程度接近的自我控制。此外，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自我意识逐步增强，自我控制能力也在增强，但是自我控制能力还不稳定，容易受情绪等的影响。高一和高二学生同属于青春期，年龄差距不大，因此在自我控制上差异不显著。

（三）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符合社会控制理论的观点。父母经常拒绝子女的合理要求，忽视子女的要求，不给予认同和赞美，会使孩子形成倔强、自卑、不合群的性格，难以适应社会生活。孩子在家从父母处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对外也难以与人相处，就容易沉浸于手机游戏、网络聊天等，在虚幻世界找寻肯定和慰藉，导致手机依赖。除此之外，来自双亲的过度保护也会增加子女产生手机依赖的可能。许多父母担心孩子受到伤害，于是想在方方面面充当孩子的保护伞，殊不知保护一旦过度，会导致孩子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在家事事依赖父母，在外也会寻求其他依赖。这类孩子在生活一帆风顺时还好，一旦遇到挫折或者失败时就选择逃避，容易把精力和注意力转向手机，在手机中寻求快乐，暂时逃避现实的苦恼，形成手机依赖。

（四）自我控制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得出，自我控制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高中生手机依赖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同研究假设一致。

如果父母经常对孩子非常严厉，对孩子所犯错误进行过分惩罚，孩子会感觉到自己被父母拒绝和否认，自信会受到伤害。被父母拒绝和否认的孩子自我期望较低，遇到失败不会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应对，自暴自弃，自我控制能力低。同时，父母的过度保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个性、独立性等的发展。此外，孩子如果受到父母的控制不足，对自己的控制也会随之减弱。

父母给高中生购买手机是为了方便彼此联系和查阅学习资料，低自控学生很难掌控自己，会使用手机去打游戏、看视频、网游等，忘记了原有的目的。此外，低自控学生的延迟满足能力也较差，缺乏时间管理的能力，他们往往会先玩手机再完成学习任务，而且他们一旦开始使用手机，很容易沉浸于其中难以自拔，消耗大量的时间在手机上，以至于耽误学习。低自控学生很难合理管控使用手机的时间，自我管控的意识差。

由此可见，消极父母教养方式阻碍高中生自我控制的发展，易培养出低自控的青少年;低自控导致青少年抑制不住自身对手机的渴望，易形成手机依赖。因此，父母找出自身教养方式中的缺陷与不足，能够有效地预测和控制高中生手机依赖的倾向;提高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除高中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可行方法。

五、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

（2）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呈显著负向相关;

（3）自我控制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自我控制影响高中生的手机依赖。

参考文献

[1]师建国.手机依赖综合征[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9，19（2）：138-139.

[2]王小辉.中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与社会支持、社会适应性的关系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

[3]崔丹丹.高中生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D].郑州：郑州大学，2014.

[4]邓华琼.中学生智能手机依赖、感觉寻求与自我控制的关系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5.

[5]赵志伟.中学生手机使用及其影响的研究——以广州地区为例[D].广州：广州大学，2011.

[6]Johansson A，Nordin S，Heiden M，et al. Symptoms，personality traits，and stress in people with mobile phone-related symptoms and electromagnetic hypersensitivity[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10，68（1）：37-45.

[7]Korpinen L H，Paakkonen R J. Self-report of physical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using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electrical devices[J]. Bioelectromagnetics，2009（30）：431–437.

[8]王锐烽，孟秀红，罗欢.合肥市中职护理专业学生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5）：675-678.

[9]李娇朦.手机使用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2016.

[10]Croft R J，Chandler J S，Burgess A P，et al. Acute mobile phone operation affects neural function in humans[J].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2002，113（10）：1623-1632.

[11]May A. Are you addicted to your mobile retrieved from. [EB/OL] http：//pluggedinresource. com/docs/1_psychology/Mobile Mania_nomophobia，2011.

[12]陳春燕，杨枢，张钰. 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焦虑、抑郁、压力的关联性分析[J]. 包头医学院学报，2017，33（7）： 98-100.

[13]张宇，王月琴.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29（11）：868-873.

[14]阚建辉.大学生自我控制、手机成瘾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5.

[15]Yuan S Y，Ju Y Y，Chih H K，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oblematic cellular phone use and risky behaviors and low self-esteem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J]. BMC Public Health，2010（10）：217-221.

[16]汪婷，徐颖. 青少年手机依赖和健康危险行为、情绪问题的关系[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5）：41-45.

[17]王侠.某高职学校学生抑郁症状和手机依赖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7（8）：609-612.

[18]李晓铭.手机与青少年身心健康[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5）：30.

[19]房香莲.中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及其对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泉州市泉港区为例[M].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20]房香莲.中学生手机依赖及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泉州市泉港区中学生的调查[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4（5）：4-5.

[21]Baumrind D.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J].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1967，75（1）： 43-88.

[22]Arindell W A，Sanavio E，Aguilar G，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a short form of the EMBU： its appraisal with students in Greece，Guatemala，Hungary and Ital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9，27（4）：613-628.

[23]Rankin J H，Wells L E. The effect of parental attachments and direct controls on delinquency[J]. Journal Research Crime and Delinquency，1990，27（2）：14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