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静

摘 要：在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与“妇女回家”的复古思潮再度兴起的背景下，沈兹九所主导的舆论喉舌对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沈兹九的妇女解放思想充分体现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文章以文献分析的方法对沈兹九的妇女救国观、职业观、参政观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揭示抗战时期进步知识女性对于妇女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抗战时期;沈兹九;妇女解放思想

近代以来，妇女解放在民族危机的社会大背景下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宣传，这也造成了妇女解放始终被置于民族话语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代报刊舆论的传播下，妇女解放话语已经存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战争所带来的机会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再一次提供了契机，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离不开知识女性的倡导与媒体的舆论动员。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人，著名妇女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1925年回国任教，并积极鼓励妇女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在史量才的邀请下主编《申报》“妇女园地”。1935年创办《妇女生活》并任主编，在妇女界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影响，被称为“女界之韬奋”。同年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任理事会总务部副主任。“七君子”事件后参与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1938年后赴武汉、重庆任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组组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赴新加坡协助胡愈之工作，从事妇女抗日救亡宣传，在当代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目前对于沈兹九的研究尚限于对其所办报刊的研究，对其妇女解放思想方面关注颇少，本文拟从妇女救国观、职业观、参政观等方面对沈兹九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专门探讨。

一、沈兹九的妇女救国观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对于女子的身体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试图建构妇女的“新贤妻良母”形象，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侵略气焰下，人民生活的地皮一天天缩小，农村破产，都市恐慌的社会背景下，沈兹九认为仅以“礼义廉耻”为目标的新生活运动并不能使妇女真正过上新生活。因此，沈兹九在《妇女的新生活》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提出新生活运动者应走的正确道路：“一要使妇女真正过上新生活，首先要求得民族解放，中国民族不得解放，而要妄想过什么新生活，只是痴人做梦;二要使妇女实际会参加救亡运动，必须教以救亡的理论，救亡的知识技能;三要使妇女大众能享受真正的新生活，首先要让妇女大众和这旧社会的一切恶势力奋斗。”[1]（2）可见，沈兹九始终将妇女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变革相统一，只有将旧社会改造成新社会，妇女才能真正地过上新生活。“中国妇女大众，曾经长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受着重重的压迫。所以在现阶段上，中国妇女运动的唯一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目前尤其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2]（2）沈兹九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社会问题而单独解决。

沈兹九认识到中国女性要想在民族解放中求得自身解放，必须动员全国妇女积极参战。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中华儿女是属于民族的、属于国家的，妇女有权利也有义务参加抗日救亡。要想动员各阶层的妇女参加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首先要对其进行精神动员，打破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束缚。沈兹九在《妇女的精神动员》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活动：（一）“国家兴亡，不但匹夫有责，匹夫也有责。以提高妇女爱国与建国的责任心。”（二）扫除“三从”建立“二从”，即用“从国家”“从民族”的国民思想取代“从父”“从夫”“从子”的依赖思想。（三）破除四德，提倡八德。中华民国的国民，不分男女，同样要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项救国道德。（四）打破女子生來能力即弱于男子的观念。[3]（12）沈兹九认为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同时也认为只有妇女思想解放，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她在从精神方面动员妇女为抗战救国做贡献的同时，鼓励妇女实际参与到救亡活动中来，她指出：“只有妇女直接参加抗战建国，才真正能和男子平等，才配得上说女子“有权威”，而不是一个玩物和附属品。” [4]（2）在沈兹九看来妇女只有有组织地直接参与救亡运动，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努力改革社会，才能使自身脱离半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享有真正男女平等的权利。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沈兹九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仍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下寻求妇女解放途径的同时，已经开始思考抗战以后妇女的前途问题，以免抗战胜利后妇女被打回家里去。因此，1939年沈兹九在《新中国与妇女解放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完全获得自由之日，才是妇女真正解放之时”[5]（10）的同时，论述了新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以给予广大妇女参与抗战建国的勇气。

二、沈兹九的妇女职业观

近代以来，女性的活动空间逐步从家庭向社会转移，职业女性群体逐渐形成，使得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走向瓦解。但是随着战争的日益严峻、经济危机的波及以及“妇女回家”理论的传播，使得五四时期出走的“娜拉”面临逆潮的冲击不得不向后回归。但是沈兹九认识到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下，真正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完全从属于家庭并且与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和大家庭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其所依赖的父、夫或子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女子为求活命计，不得不走向社会。虽然复古的空气弥漫社会，但在“不景气的空气日甚一日，商家除歇业关门以外，他们要挣扎，只有寻取有利可图的途径。任你禁令重重，有时也会顾不得，偷偷实行。”[7]（ 194-196）

1937年沈兹九所译苏联柯伦泰所著的《新妇女论》对其女性解放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柯伦泰的影响下，沈兹九认为：女子处于卑劣的地位完全是由于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之所以真正获得男女平权，是因为其妇女直接参与了政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缘故。[4]虽然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使得女子职业权得到肯定，但由于女子知识水平的欠缺，家庭琐事的牵制，女子真正地享有职业权并非易事。因此，沈兹九认为要使妇女有一技之长而不至于再回到家庭里去，必须强调“不管什么学校，一律招收女性，并多办妇女职业训练所，来提高妇女文化水准，训练技术人才，让每个机关女职员、商店女店员都能称职地负起她的责任。” [8]（15）另外，要使农工妇女以及家庭妇女从愚昧、厨房、子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多设识字班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母性保护机关的设置也同样重要。

从社会发展看，妇女走向社会，从事职业，已经是必然的现象。同时，抗日救亡对家庭的破坏，也使得妇女不得不走出家庭，为革命事业而服务。然而由于家事的牵制，纯女性主办的社会服务机关不得不聘用男子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因此，沈兹九认为妇女问题与育儿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育儿问题不解决，妇女始终解放无门。沈兹九鼓励国家与社会重视母性的保护，设立母性保护机关解除劳动妇女的痛苦。关于实施儿童公育并创办职业妇女托儿所的问题，沈兹九与师石在《申报》进行三度争论。沈兹九大力支持广设托儿所的理论之一便是立足于妇女从家庭中的解放。“一方既有职业妇女，他方既有代育儿童机关的必要。一方得专心工作，一方得多量教育。喜工作者工作，喜教养儿童者，则教养儿童。对个人可谓分工，对社会可谓合作。”[9]（17）在抗战与建国并行的当下社会，妇女要参加抗建工作，职业妇女要守住职业岗位，因此，职业妇女托儿所的设立已经刻不容缓。

三、沈兹九的妇女参政观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进，妇女参政作为妇女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受到知识女性的重视。1927年沈兹九便发表《革命声中的妇女工作》一文呼吁有政治能力的妇女们都当参加政治革命的工作。该文指出：“政治生活是人民的一种公共生活，谁蔑视政治，谁就是蔑视自己的生活。中国自辛亥革命到现在十六年，试想过去十六年中，兵连祸结的惨状，推源祸始，亦何尝不是民众放弃政治的结果。”沈兹九认为要摆脱军阀的专制统治，争得人民自由，只有政治革命之一法。而“妇女想要达到在法律上，社会上，教育上，经济上，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也先当从政治革命上着手。”[10]（17）

抗战时期，民主政治作为动员社会各阶层各党派一致抗战的手段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宪政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关键在抗战时期掀起两次高潮，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抗日救亡的时局下，妇女受到爱国主义和反对日本侵略思想的鼓舞，许多年轻女性第一次参加到政治活动中来。沈兹九所控制的文化阵地《妇女生活》对于妇女在民主政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也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与讨论，并撰写《妇女与民主政治》一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宪政运动在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开展的情况下，沈兹九认为“所谓实施宪政就是实施民主政治”。对于什么是民主政治？沈兹九认为应该是孙中山先生所说：“我们要求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成立民主政体，凡事都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11]（1-2）在沈兹九看来，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不是少数妇女获得参政权，而是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能够真正的过上民主生活。因此，沈茲九指出：“当前实施宪政的真正目的是要不分党派性别，动员全民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以达到全国国民共同担负起国家的责任;同时达到大家有权参政。”[11]（1-2）

抗日战争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使得爱国主义话语再次兴起，不同政治立场的妇女活动家们得以再次在民族主义话语的感召下共同参与宪政改革，谋求妇女应得之权利。在以宪政促进抗战建国的全国舆论下，沈兹九站在妇女界的立场，撰写《宪政与妇女》一文对如何实施宪政提出三点要求。首先，沈兹九认为“宪政是我国全民的要求，特别是妇女，一直过着无权利无地位的生活，只有在实施宪政的民主政治下，妇女才能和男子同样是个人。”[12]（5）因此，广大妇女应积极反映妇女界的要求给国民参政会的宪政期成会。其次，由于妇女界对于政治甚少兴趣，而缺乏研究。因此，妇女要积极参加各个促进宪政的集团及集会，同时动员其他姊妹共同参加，以提升自身的政治教育。最后，妇女要争取民主权利，要求妇女拥有抗战建国言论工作的自由，要求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拥有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权。[12]（5）沈兹九鼓励妇女参与到宪政运动与实施中来，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宪政的完全实行是明天的事情，而妇女在近日应该争取妇女在抗战救国工作中的自由，为真正宪政的实施奠基。

四、余论

沈兹九本身就是妇女解放的践行者，其两次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玩偶家庭。沈兹九摆脱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的同时，目睹了其父亲所在的公司在世界经济恐慌，帝国主义抢占市场，以及内战和天灾的破快下走向没落，辛苦劳作的女工被一批批的裁去后的惨状，使其开始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社会问题。抗战时期，沈兹九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积极开展妇女抗战宣传阵地，开办女工识字班、主办妇女指导委员会会刊《妇女新运》以及群众性综合刊物《妇女生活》、开办农村读书室等等，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同时，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沈兹九清醒地认识到妇女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走向社会，参与国家政治与经济建设。近代以来，报刊媒体作为妇女谋求解放的手段之一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抗战时期，沈兹九以其所坚守的舆论阵地在文化严格控制的背景下，为妇女争得了一个说话的地方，对于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救亡以及妇女解放思想广泛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兹.妇女的新生活[J].妇女生活，第3卷第1期，1936.

[2]柯伦泰著，沈兹九罗琼合译.新妇女论[M].北京：三联书店，1951.

[3]兹九.妇女的精神动员[J].国民精神总动员，1939.

[4]兹九.关于女子的天职问题[J].妇女生活，第8卷第11期，1940.

[5]兹九.新中国与妇女解放问题[J].妇女新运，第4-5期，1939.

[6]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从一二·九”运动看女性的人生价值[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

[7]郑永福，吕美颐.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

[8]兹九.杂话三八节[N].新闻报，1937-03-8.

[9]兹九.关于托儿所与儿童公育[N].申报，1934-05-27.

[10]沈兹九.革命声中的妇女工作[J].知难周刊，第17期，1927.

[11]兹九.妇女与民主政治[J].妇女生活，第8卷第8期，1940.

[12]兹九.宪政与妇女[J].妇女生活，第8卷第2期，1939.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