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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桂毗邻区域水族民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

2020-11-16傅海燕

民族艺术研究 2020年5期
关键词:水族民歌云南

傅海燕

水族主要生活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之地,本文选取云南曲靖富源县古敢水族乡、贵州三都县九阡镇水阁村,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龙马屯、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乡英洞村平顶屯等地作为滇、黔、桂水族民歌的考察地。

一、滇、黔、桂毗邻区域水族民歌类别比较

(一)三地水族民歌分类概述

1.云南水族民歌分类

云南水族民歌内容丰富,可分为单歌、双歌、排歌、祭歌、情歌五大类①黄自华:《丰富多彩的水族民歌》,《云岭歌声》1998年第1期,第38页。。然而,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宴国光、刘学礼、王明康等到富源县古敢乡黄泥河镇一带采风,搜集整理到哭嫁歌、时政歌、儿歌等不同内容的民歌,并未在以上五个种类中。为了确保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作者对云南水族民歌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了当地民间歌手查学琼以及文化站工作人员张学勤等人,得知还有些歌曲如劳动歌当中的 “上梁调”“踩门调” 等也没有归类。在过去的民歌种类划分中,单歌、双歌、排歌与歌曲的结构有关,而祭歌、情歌是水族民歌的内容。为了避免分类后的歌曲之间出现内容与形式交叉的现象,作者试图充分遵循民间习惯的称谓和歌曲体裁特点,进行重新分类 (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方便对三地水族民歌类别进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目前少有人唱的民歌,还是在历史上传承至今的民歌,这些内容,均会在本文的分类中有所体现,目的是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较为翔实、全面的参考。

本文将云南水族民歌按题材分为四类。

生产生活歌、婚嫁歌 (包括情歌、哭嫁歌)、祭歌 (包括丧葬歌、祭祀歌)、儿歌等;另外按照体裁分为三类:单歌、双歌、排歌。文中对水族民歌如此分类,仅是作者的一孔之见,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单歌:也称为散调,以七言四句居多,也有三言句、四言句、五言句或混合使用。最明显的特征是用四句就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单歌可以一个人唱,三五个人或更多人齐唱,数量最多。

双歌:也称对歌,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相连下去的形式。在水族 “三月三对歌会”中,男女青年经常对歌。

排歌是一种较长的歌唱形式。排歌内容多以1—12月,春夏秋冬,或数字、地点作为引线连接所要表达的内容情节,排歌有很强的叙事性。

2.贵州水族民歌分类

关于贵州水族民歌分类的争论由来已久。1992年的 《三都水族自治县志》,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 “将水族民歌按形式分为双歌、单歌、兜歌、调歌、诘歌五种,按其内容分为古歌、颂歌、生产歌、风物歌、风俗歌、礼仪歌、酒歌、情歌、婚嫁歌、丧葬歌等”①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编委会:《三都水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然而儿歌不在其中,且诘歌是一种讲述道理的歌曲,既可以是形式,也可以是古歌,形式和内容有所重叠。2001年,田联韬将水族民歌从体裁形式上分为: “山歌 (即俗称单歌),小调 (包括俗称的双歌、姊妹歌、酒歌、调词、洁俄讶、儿歌)。”②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而古歌、情歌、风俗歌、礼仪歌、丧葬歌等不知该划归为山歌还是小调?2003年,潘朝霖按照民歌的形式和结构的差异将水族民歌分为: “古歌、单歌、双歌、兜歌、公六夺的歌、儿歌、七言四句歌7类。”③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但是 “情歌” 作为水族民歌中最大的部类、水族颇具特色的 “诘歌”(婚嫁诘俄牙、丧葬诘俄牙)在此分类中,均没有呈现。近年来,学者们对贵州水族民歌的分类探讨持续升温,如杨俊、蒙锡彭、王思民④杨俊、蒙锡彭、王思民:《贵州水族艺术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李继昌、赵凌、张忠笑、罗廷华⑤赵凌、谢传红:《水族民歌的分类》,《艺海》2011年第9期,第42页。等学者们的分类,自成逻辑,自圆其说,各具特点,但一直没有定论。

本文中,为了方便滇、黔、桂的水族民歌类别的比较 (同类项才能进行比较),故进行重新整理分类,将贵州水族民歌,宏观上按照题材和体裁两个大类进行划分,按照题材分为五大类:古歌、生产生活歌、儿歌、丧葬歌、婚嫁歌。

古歌:包括创世歌 (具有传说、神话特点,讲述开天辟地、造人烟、造万物);迁徙歌 (水族迁徙的历史);公六夺的歌 (传说公六夺是水族古文字、水书的创造者,被尊崇为全民族的保护神);诘俄牙 (是一种讲述古规古理的词)。

生产生活歌:即生产歌和生活歌。生产歌有号子与船歌等;生活歌为生活中经常唱到的歌,如风物歌、风俗歌、酒歌、苦歌、逃难歌等。

儿歌:内容与儿童相关的歌。贵州水族有专门的妇幼节 “苏宁喜” 节。节日那天,儿童提着竹篮唱着歌儿挨家 “要饭”。

丧葬歌:水族为去世的亲人举办葬礼仪式时唱的歌。伴随着屯亥 (水族最隆重的停棺悼念仪式)、控腊 (水族祭祀悼念活动)、请祖等仪式,祈求消灾降福。唱颂悼词 (或咒语)、唱歌、奏乐等被称为祭祀音乐。

婚嫁歌:与婚姻爱情有关的歌。数量最大的要数情歌,情歌在 《水族文学史》 和《水族情歌选》 中都提到,而且在 《水族文学史》中,水族情歌按照从相会到结婚整个恋爱过程来分类,又分为:青春歌、惜春歌、见面歌、分别歌、约会歌、求爱歌、想念歌、订婚歌,也有一部分反映婚姻不能自主的苦情歌等。

本文中,按照贵州水族民歌的结构、体裁分为单歌、双歌、兜歌、七言四句歌、姊妹歌、调词 (小调)六类。

单歌:演唱者一首一首地演唱,无人与之对唱的歌唱形式,或歌唱结束无须打和声。

双歌:两人对答演唱组成的演唱形式,或歌唱结束需要打和声,有 “祝酒类双歌”与 “说唱类双歌”。

兜歌:在水族民间是以其结构特征命名的歌,由数十首歌词 (围绕一个主题内容)组成,类似于一蓬禾苗或一丛灌木而得名,兜歌也有单歌和双歌两种形式。

七言四句歌:都匀市基场、阳和、奉合地区和一些散居地的水族人用汉语演唱的歌,这类歌曲每首都为四句,每句为四言、三言分节结构的七言句。如 《婚姻调》①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是典型的七言四句歌。

妹家门口有棵槐,槐枝槐叶掉下来,

风不吹来槐不摆,妹不送信哥别来。

扯兜瓜秧靠墙栽,妹栽瓜秧等花开,

哥去十年花不谢,妹在家中等哥来。

姊妹歌:即 “旭菲” (姨娘),由若干首歌组成,相当于现代大型声乐套曲的组歌,是水族以唱爱情为主题,男女对唱的一种形式,现实生活中姨娘才是借歌传情求偶的对象。

调词 (小调):调词多以历史或日常生活中风趣而有寓意的东西为内容,短小精悍,形式活泼,语言幽默,常起到逗趣、讽刺、寓教于乐的作用,小调独立成篇。

本文对贵州水族民歌的上述分类,是便于与云南、广西水族民歌类别的比较,没有按照场合对贵州水族民歌进行分类。

3.广西水族民歌分类

涉及广西水族民歌的文献寥寥无几,2008年,学者玉时阶提到 “水族家庭向孩子传授有关水族历史的歌曲,如 《开天地造人物》叙述水族先民的原始生活和迁徙,还有反映婚俗的 《破例通婚调》,揭露反动统治者罪恶的 《榕树歌》,歌颂清代水族起义英雄人物的 《简大王》,还有以念唱为名的调歌、诘歌等”②玉时阶:《现代进程中的岭南水族——广西南丹县刘寨龙马屯水族调查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这些内容,虽然没有涉及民歌分类,但可看出广西水族民歌有儿歌、生产生活歌、古歌、历史歌、调歌、诘歌等。2018年,学者刘思蔓对广西融水同练乡英洞村平顶屯水族民歌,“按体裁划分为起头歌、结伴歌、求亲歌和赶集歌四种,旋律曲调相同;另一体裁的民歌也分为打工歌、古人歌、贺主家歌、对歌四种,曲调都为当地同一汉族曲调,但用水语或桂柳话演唱。”③刘思蔓:《文化变迁中的广西水族民歌——以广西融水、宜州水族为例》,《艺术评鉴》2018年第5期,第34页。这虽然是当地人按照地域或民间习惯的划分,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将广西融水、宜州水族民歌的类别进行重新划分。

广西水族民歌按照题材划分为古歌、生产生活歌、婚恋歌、儿歌四大类。

古歌包括水族的迁徙歌 《开天地造人物》等、历史歌 《简大王》 等、调歌、诘歌④虽然调歌、诘歌,在文献的查找中,并没有具体的曲目,但是在文献中提到过,证明有这个类别。参照贵州水族 “诘歌”与 “调歌” 的内容,多与古理、古词有关,因而将其二类划归为广西水族 “古歌” 类别中。;生产生活歌包括贺主家歌、打工歌、赶集歌等;婚恋歌包括求亲歌、结伴歌;儿歌 (内容与儿童生活相关的歌)。按照体裁分为:起头歌 (一领众和形式的歌)、对歌 (相互对唱的歌)两类。

(二)三地水族民歌的类别比较

1.三地民歌题材的比较

(1)共性——歌伴终生

云南、贵州、广西三地的水族民歌,虽然种类各异,但是这几个大类已经涵盖了人的一生,例如:童年、婚恋、生产劳动、丧葬祭祀等。

婚恋歌。婚恋歌中,情歌是比较庞大的部类,云南水族 “情歌” 当中有 “送妹调”“誓言歌”,还有 “哭嫁歌”;贵州水族的情歌就更多了,如 “姊妹歌” “双歌” “单歌”“兜歌”“诘俄牙” 中的 “婚嫁调子” 等;广西水族的 “结婚歌” “求亲歌” 等,众多种类里面都包含了婚恋歌曲,都涉及婚恋内容。

三地的情歌分类也各具特色。云南水族民歌中的情歌分类较细,有18个调,从赶场到相依、相恋、相送、誓言、抗婚到配亲,可以说情歌贯穿了整个婚恋过程。贵州水族情歌已成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在文献研究中,令作者不解的是贵州传统民歌分类当中,没有情歌这一类别。在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贵州水族民歌类别中,大多数类别都涉及 “爱情” 这一主题。如在山歌中有大量的情歌;姊妹歌中,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叙述着男女的爱情故事;在兜歌中,《蜻蜓与幼虫》本身就是著名的爱情长篇叙事歌,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组曲;在七言四句中有婚姻调;在诘歌有婚嫁诘俄牙,这些是婚恋歌曲的一部分;在单歌中,有自己吟唱 《思念调》这类内心独白的情歌;在双歌中也有如 《龙女与鱼郎》 《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样的缠绵悱恻的爱情说唱故事。可见其占比之重,牵涉之广,所以前人把情歌单列出来,成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生活歌。云南水族的盖新房有 “上梁调”,安装门时有 “踩门调”;贵州水族打渔时有号子与船歌,生活中有风物歌、风俗歌,吃饭有酒歌;广西水族庆祝时有贺主家歌,工作中有打工歌,生活中有赶集歌。可以说民歌伴随着水族人的生活,应运而生。

儿歌。云南、贵州、广西三地都有水族儿歌。贵州水族有专门的妇幼节 “苏宁喜”节,过节时儿童提着竹篮唱着歌儿挨家 “吃百家饭”,祈求长大。云南水族儿歌内容涵盖童趣、日常知识;广西水族的儿歌中有描述生产生活的造五谷、兄妹种瓜,也有专门描述画眉鸟、鲤鱼、凤凰、金孔雀等动物的歌。

另外,贵州、广西水族共同有的民歌:一是丧葬祭祀歌。贵州水族的丧葬歌有北面挽歌、南面控歌等;云南水族有祭龙潭、祭屯口、祭牛头,贵州水族也有祭稻田、祭祖先、祭铜鼓等风俗。二是古歌。贵州水族的古歌唱的是开天辟地、迁徙历史、歌颂公六夺、讲述道理辩驳打官司等。广西水族虽有古歌的记载,但却没有明确记载的内容。

(2)差异性

从数量上看,贵州的民歌题材比云南、广西种类多。云南水族、广西水族民歌中没有号子与船歌;云南水族民歌中没有古歌。

2.三地民歌体裁之比较

(1)共性

一是,贵州水族的兜歌、姊妹歌,在结构上与云南水族的排歌较为相似,都有组歌的特点。如贵州水族的兜歌 《蜻蜓与幼虫》,围绕爱情这个主题,变换水里、陆地、天空、阴间、阳间等空间,用歌曲描述蜻蜓幼虫爬行、飞翔和仙人的出现等场景,组成这么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贵州水族姊妹歌以爱情为主题,由若干首歌组成,相当于现代大型声乐套曲的组歌;云南水族的排歌是以春夏秋冬四季和1—12月,以及1—10的数字等为引线,用几个单元和十几个单元组成一组歌,复沓排比,程序相对固定。三者之间都具有组歌的特征,在结构上较为相似。

二是,贵州水族的七言四句与云南水族的情歌、广西水族的对歌结构上较为相似。七言四句是贵州都匀市基场、阳和、奉合地区和一些散居地的水族人用汉语演唱的歌,这类歌曲每首都为4句,每句为四言、三言分节结构的七言句。这里的水族,除民族迁徙古歌、丧葬歌、原始宗教信仰祝词用水语演唱之外,其余歌曲直接用汉语演唱,根据内容可分为生产调、婚姻调、丧葬调等。云南水族的情歌对唱,通常也是七言四句结构,基本也是用汉语对歌。广西水族对歌大多是汉调水语歌,也是七言四句。

(2)差异性

贵州水族双歌发展成戏曲说唱,与云南、广西水族民歌极大不同。贵州双歌在近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双歌 (旭早)’是以水族歌谣为基础,以寓言、传说、故事为表达内容,一般在婚嫁、祝寿、小孩满月、贺新房等酒席上演唱。由说白和吟唱部分组成,吟唱是主体部分,由歌头、歌腹、歌尾 (打和声)组成,结束时在场的人打和声 (和唱)烘托场面气氛,说与唱相辅相成”。①李继昌:《“旭早” 与水家人的社会生活——水族音乐研究系列之 “旭早”》,《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35页。19世纪60年代,潘老关根据一个都匀媒人到三都中和说亲的事,编唱了 《修桥》,此后潘甫真编唱了 《逃荒人与吃粮的》,有说有唱,有人物情节,跟很多民间戏曲有相通之处,它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朝着综合戏剧形式发展,具有说唱相携、散韵兼容的特点。

贵州水族双歌与云南水族双歌同音不同意。贵州学者李继昌认为双歌是种民间说唱艺术。①李继昌:《“旭早” 与水家人的社会生活——水族音乐系列研究之 “旭早”》,《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学者潘朝霖将双歌称为 “旭早”,“‘旭’即歌;‘早’意为对、双,既有叙事类对唱形式的双歌,也有说唱结合的双歌。”②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学者杨俊认为 “双歌演唱者为两人,你一则,我一则,则数为偶数、双数,由此得名。”③杨俊、蒙锡彭、王思民:《贵州水族艺术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学者们虽然对双歌的说法不一,但有一共性是有对唱性质的说唱艺术。由此贵州水族的双歌有对唱的形式,同时具备说唱的曲艺的特征。

云南、贵州、广西三地水族在体裁上都有双歌,但在实际内涵上很不相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于2017年5月到云南富源水族古敢乡去采风,对当地的水族对歌艺人张学勤、查学琼、王关翠、郎元秋、杨正益等进行调研采访。

问:“富源水族有没有双歌?”

查学琼:“双歌?有!我们的双歌都是两个人对唱的。”

问:“你们有会唱双歌的吗?”

王关翠:“我们都会唱!”

问:“会唱些什么曲目?”

查学琼: “我们都是见什么唱什么!”(查学琼连唱了几首,从一月唱到二月,再到三月,再到四月、五月、六月……每一个月都有四句,曲调就是古敢水族的调子。)

问:“你们会唱 《李子与枇杷》 《老虎与虹龙》 《猴子与山羊》 (贵州水族传统双歌)吗?”

查学琼、王关翠、郎元秋、杨正益等:“不会,没听说过……”

作者结合着文献研究推断,滇水族民歌中没有说唱曲艺的双歌。他们的双歌指对歌。

所以,贵州的双歌在传统流变的过程中,内涵得到扩展,不仅指水族歌谣对唱 (如祝酒类双歌),而且还发展为有故事情节的说唱戏曲。内涵随演唱形式,逐渐拓展为说唱相结合的曲艺形式。因此云南富源水族与贵州水族的双歌,字面相同,但实质大相径庭。

二、滇、黔、桂毗邻区域水族民歌的音乐风格特征比较

(一)三地水族民歌的音乐风格特点

1.云南水族民歌的 “说唱” 风格

滇水族民歌常常唱着同样的旋律,说着不同的故事。正如郭乃安说: “在我们的民歌、说唱和戏曲音乐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同一个曲调,往往配上几首内容各不相同的歌词,去掉本身或者部分地有所变动,或者竟然没有变动,却也能把不同的内容恰当地表现出来。”④郭乃安:《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音乐研究》1960年第2期,第57页。这种现象存在于各种题材、体裁的云南水族民歌中。为了解云南水族民歌的风格特征,作者选取了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水族民歌,与实地采集到的民歌作对比,试图说明云南水族民歌的风格特征。

上谱中,富源水族民歌从宏观音响效果上大致相同,都属于说唱风格;由于每个水族歌手演唱时,自主添加的装饰音和滑音造成了演唱效果的差异。“说唱” 风格即是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这些特点在谱面上也有所反映。首先,旋律音程跳度不大,旋律较平缓,在四度框架内进行,类似于说话的语调,像潺潺流水娓娓道来。例如 《摆调》 (款白话即聊天之意)中,调子的基本框架如上例,可根据实际聊天的情景填入了新词。其次,节奏较为自由,常为2/4、3/4拍居多,与说话的速度相仿;依字行腔,以意断句,接近说话语调、语气。再次,调式为四声羽调式,拖腔最具特点。唱特别是第一句和第三句,歌者按照自己情绪,直抒胸臆自行发挥,但仍然不跳出四度框架。尤其在水族青年男女对唱时,这种拖腔显得格外动情、质朴、个性,同时伴随着滑音、装饰音,给歌曲带来不一样的色彩。最后,结构方正,多为七言四句体。另外,虽然歌曲内容与时俱进,但也不脱离说唱风格。正如在2017年5月17日富源水族的 “三月三对歌会” 的山歌擂台赛中,虽然主办单位将对歌的主题命名为“颂党恩,跟党走”,但水族老乡们对唱的调子仍然具说唱风格,万变不离其宗。

2.贵州水族民歌 “族性歌腔” 的延续

在贵州水族民歌的研究中,学者赵毅认为 “一个民族中的多种歌腔,其风格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其韵味均符合本民族的心理习惯和审美情趣。关于民歌音调 (歌腔) 的形成,与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尤其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族性歌腔’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各民族长期歌唱实践结果。”①赵毅:《“族性歌腔” 论》,《中国音乐》1998年第4期,第6—11页。贵州水族在几百年的历史沉淀中,经历了双歌 (祝酒类双歌如 《请你多喝几杯》②张杰:《三都水族本土音乐分析》,《北方音乐》2015年第22期,第30页。和说唱类双歌)、单歌 (如 《久别很》)①贵州三都水族研究专家李继昌的采风记录。、兜歌(如 《蜻蜓与幼虫》)、调歌 (如 《黑牛与花牛》)、诘歌 (如 《婚庆诘俄牙》) 等多种体裁的民歌发展过程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旋律形态,即水族的 “族性歌腔”。

如谱例所示:一是以旋律形态而言,句首以上扬音自由处理,好像给人打招呼的情感的抒咏,起句后上长音mi,以及re、mi为骨架音,以do sol分别装饰的音组所构成的波浪型旋律;二是以 “族性歌腔” 的全貌而言,以do re mi sol四个音为主,多为四声宫调式,节拍形态以八分音符为成熟歌词、长短交替的节奏;并以逐渐下行的滑音旋律形态收尾,构成了 “族性歌腔”②张中笑:《水族 “族性歌腔” 及其变异——民族音乐旋律结构探微》,《中国音乐》1989年第3期,第59页。,即水族民歌的典型特征。这个歌腔是发展成其他各歌腔的种子,具有民族标志性。这种具有民族识别意义的标志性歌腔,还像一种隐含在内的遗传基因。这种 “族性歌腔” 并非水族民歌中有,而是很多民族中都有。

作者分别于2017年7月3日和11月5日到三都县九阡镇水阁村进行采风,在 “卯节”③卯节:水语为 “借卯”,水历九、十月 (阴历五、六月)的卯日当作年节日,渴望丰收的祈愿。现在为三都县九阡镇与相邻的荔波县部分水族过的传统节日。过程中,采集到 《迎宾曲》 《祭稻田歌》《卯坡对歌》 《祭祖吟唱》等水族民歌,意图在田野作业中考察 “族性歌腔” 的传承与发展变化。

由于篇幅的局限,本文只列举了这次采风中颇具代表性的水族民歌 《卯坡对歌》 谱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现代的贵州水族民歌中仍然延续了 “族性歌腔” 的特征。首先,旋律中do、re、mi、sol为主干音,音高在5度框架内,音程以级进为主,旋律起伏不大,不断排列任意自由组合着核腔中 “do、re、mi、sol” 四个主干音,此为依字行腔的说唱风格。其次,在曲式结构中,仍然由歌头、歌腹、歌尾构成。上行二度的前装饰音构成简化的歌头,形成吸引注意力的引腔。音前装饰或下滑装饰性的旋律修饰手法构成简化的歌尾。第三,大部分节奏较自由,尤其在对歌中以八分音符为节拍单位,延续了贵州水族民歌的一字一音、音随意走、句随意断、长短交替的节奏特征。

但是,“族性歌腔” 也有变异的地方。一是简化歌头、歌尾等特征。用上行2度滑音、装饰音等代替了传统族性歌腔当中的歌头、歌尾。用下行三度滑音或装饰音,在长音上结束来代替歌尾处的帮腔。二是,歌尾处常出现 “调式飘移” 现象。歌尾处出现从do滑到了la音,由于la音在整个歌曲的主体中,并不属于主干音do、re、mi、sol中的主要音,但结尾处出现并以长音收尾,出现 “调式飘移” 现象。

另外,《迎宾曲》 《祭稻田歌》 《相约卯坡》 《祭祖吟唱》等民歌中,几乎都继承了“族性歌腔” 的特征。这是因为黔水族民歌中由do、re、mi、sol组成的 “核腔” 具有稳定性,正如蒲亨强所说 “民歌音乐结构中,由三个左右的音构成具有典型性的核心歌腔,而且这些核腔具有稳定性、派生性和通用性”①蒲亨强:《民歌的基础结构——核腔》,《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第42页。,才使不同场合中黔水族民歌有家族相似性特征,延续着 “族性歌腔” 的血脉。

3.广西水族的 “汉调水语” 风格

虽然关于广西水族民歌的研究文献较少,而且作者在对广西水族较为聚居的河池市南丹县龙马屯实地采风中,并没有得到预期想要采集到的样本。但刘思蔓对广西融水同练乡英洞村平顶屯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水族有民歌留存,曲调都为当地同一汉族曲调,用水语或桂柳话演唱,是水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中 ‘结伴歌’ 是传唱度较高的歌曲”。②刘思蔓:《文化变迁中的广西水族民歌——以广西融水、宜州水族为例》,《艺术评鉴》2018年第5期,第36页。

上谱例中,曲调由la、do、re三个音组成,级进为主,总体音域4度。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平缓叙述,具说唱风格。在音乐旋律上,保留了贵州水族 “族性歌腔” 的特点。歌词结构较为随意多变,乐段结构依照歌词内容的长短而定。歌词内容以讲述男女间的爱情为主,歌词即兴、随意多变。在汉族调子上填入水语、桂柳话等。融水、宜州水族地区的水语汉调因其水族语言得以保留,民歌呈现出兼容、渐变的发展趋势。

宜州水族地区的水族民歌,其传唱的民歌多为刘三姐歌谣,曲调有详贝调、三板调、歌王腔、三姐调、哩来啰,其中三姐调的影响力最为广泛。《两边脸墩红绯绯》是宜州水族地区的水语汉调歌,从曲式结构来说,它与汉族民歌相似,均为方整的双乐句结构。

综上,近年来,广西水族历史上的古歌已经失传,目前广西水族音乐以汉调水语歌居多。

(二)三地水族民歌音乐风格特征的比较

滇、黔、桂三地水族民歌在音乐风格上都偏向说唱风格:节奏比较自由,歌曲断句根据内容长短而定;音乐的旋律起伏不大,音域在5度框架内,以级进为主,歌曲大致为非方整结构,歌曲风格与语言有很大的关系。

三地水族民歌都有汉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相融的现象,只是各地的程度不一。如从歌词特点来看民歌都有汉化迹象,云南水族民歌使用汉语演唱,而且歌词讲究工整对仗、押韵。在即兴的歌词创作中还用比喻、比兴等修辞手法。这些对仗、平仄押韵、修辞等手法皆是水族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产物。贵州水族民歌中,用赋比兴排比、复沓、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而且平仄押韵,在保留本民族的语言的同时,创作出更多双歌曲艺故事。另外,贵州水族民歌体裁中的七言四句,部分水族人用汉语演唱,可见贵州水族与周边汉族之融合。广西水族的汉调水语歌,更是汉化的例证。

虽然三地水族民歌均有说唱风格,但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云南水族民歌拖腔更具特色;贵州水族民歌延续着歌头、歌腹、歌尾的 “族性歌腔”;广西水族民歌形成汉调水语歌。

(三)三地水族民歌造成差异的原因

1.历史缘由

云南、贵州、广西水族在历史上同源,在秦汉时期都属于 “百越部族”,而贵州三都是水族土著先民的聚居地。广西河池南丹、云南曲靖富源的水族,在明末清初由贵州三都、荔波迁徙而至,与黔水族毗邻而居。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三地水族音乐风格迥异。

贵州三都是水族先民的聚居地,水族音乐文化的保留与传承有先天优势。从民歌的称谓中,看得出贵州水族历史沉淀的印记。公六夺之歌、诘俄牙等这些民歌,存在明显的历史源流痕迹。古歌从开天辟地到公六夺之歌,这些传说、历史、赞美神的歌,发展到诘俄牙这种说理、辩解性质的解决生活中矛盾问题的歌曲,把贵州水族人的历史从神话的云端落到生活的地面,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晰。这是一笔宝贵财富,同样是拉开滇、黔水族音乐文化发展差距的原因。云南水族的民歌类别中没有提到古歌这个类别,同样是历史的选择。由于战乱、避祸等原因,云南的水族从明清时期自贵州三都迁徙而来,在经历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破四旧” 运动之后,滇水族的民歌文化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直至1982年,国家民委做民族认同的时候,才把云南富源古敢建制为 “水族自治乡”①《古敢水族乡文化读本》,内部资料,云新出 (2015) 准印字号0027号。。目前作者查到的滇水族民歌的相关资料,皆是在水族乡建制之后收集整理的材料,因此滇水族的音乐文化存在很长时间的断代,在民歌类别中没有“古歌”,也是情有可原。广西南丹龙马屯水族,于清末民国初从贵州省荔波县的水婆、水串、水利、阳安、九仟、东江等迁徙而来。他们先迁居到南丹六寨龙马屯,与壮、汉、瑶等其他民族杂居。正是这百年间的迁徙历史,致使三地水族音乐文化发展不平衡。

2.节日文化变迁

节日文化是传统民歌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云南富源水族的 “三月三对歌会” 是2001年政府颁布的新民俗节日,由布依族的民族节日与水族的民族节日合二为一,水族民歌有了新的生存空间。而广西水族已经没有与贵州水族的 “端节” 或 “卯节” 等年节相同或相似的节日,而是与周边的壮族一起过 “铜鼓节”,与汉族同过 “春节”。有部分广西水族人去往贵州荔波寻根,参加 “端节” 或“卯节”。而对于年轻一代水族,民歌几乎没有印象。由于年节的消失,造成广西水族民俗的变迁,脱离了生存的土壤,广西水族音乐面临自生自灭的境地。

3.民歌与语言的关系

水族语言与歌腔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贵州水族歌曲中的 “族性歌腔” 特征与水语有很大的关系。歌腔的形成与语言的依字行腔关系密切,歌腔旋律的特点与语言中的抑扬顿挫相关。从滇、黔、桂水族民歌的称谓的差距,可看出各自水语保留的状况。如贵州水族的民歌,大部分都留着水语。贵州民歌中的古歌诘俄牙、公六夺之歌、旭菲、旭挤、旭早等皆是水语名称,水语在贵州三都,至今都保留下来,所以贵州水族民歌能将 “族性歌腔” 传承下来。而云南水族几乎说汉语,云南水族民歌自然没有贵州水族的族性歌腔特征。广西水族的民歌,从名称上看,求亲歌、赶集歌也是汉语,而且汉调水语歌较为流行。虽然有汉化的迹象,但水语仍然保留下来,语言与歌曲的风格有关,某些歌曲具有贵州水族 “族性歌腔” 的特点,如广西融水水族的 《结伴歌》。

综上所述,造成滇、黔、桂三地水族民歌产生差异的原因除了历史、节日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众多成分的侵染 (此不赘言)。

三、余论——水族民歌的生存境遇

近40年来,云南、贵州、广西水族人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生产生活方式大变革,很多民族传统、民间歌曲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面临消失的危险。

一是,随着产生民歌的语境消失,水族某些类别民歌逐渐消失。如云南水族的哭嫁歌、骂媒人调等歌曲反映旧社会的买卖婚姻。在新时代语境中,结婚是喜事,哭嫁、骂媒人显然没有一席之地。另外,伴随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栽秧调、上梁调、安门调等一些歌曲,随着钢筋水泥、机械造屋代替过去的打夯筑墙、伐木建梁,它们已没有生存的空间,逐渐消失。

二是,新时代某些仪式中的水族音乐内涵发生变化。在国家倡导文化与旅游共融的目标引导下,民间仪式的价值取向,决定整个水族音乐活动意义的走向,水族民间音乐活动以新的姿态和角色重塑自身的意义。镶嵌在贵州 “卯节旅游文化节” 中的 “祭祀音乐”,内涵和功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过去祭祀歌有通神的作用,吟唱是为了 “娱神”,场面神秘而庄严,甚至不允许妇女在场;如今是在公众场合演示,在各种媒介中传播,较大程度是为了吸引眼球,确切说,它朝着民俗景观的目标迈进,偏向于追求经济利益;过去 “祭祀” 寄托水族人禳祸、求福、怀念的精神诉求;现在多为展示自身文化的样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外衣。在经济价值的裹挟下,某些仪式音乐有形而无神,有名无实。

总之,面对产生民歌的语境消失及仪式的内涵变迁,水族民歌生存面临严峻考验。

结 语

本文选取云南富源县古敢水族乡,贵州三都县九阡镇水阁村,广西南丹县龙马屯、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乡英洞村平顶屯等地作为水族民歌的考察地。在文献研究与实地采风的基础上,为了遵循同类相比的原则,作者对三地水族民歌按照体裁与题材进行重新分类,通过比较得出:

云南、贵州、广西三地的水族民歌,虽然品种繁多、种类各异,但是共有的民歌的类别,涵盖了水族人的一生——儿歌、婚恋歌、生产劳动歌、丧葬祭祀歌,而情歌数量众多是比较庞大的部类。贵州水族民歌题材在数量上,比云南、广西更胜一筹。云南、广西水族民歌中没有号子与船歌,而且云南水族民歌不包含诘俄牙 (古理词)、公六夺的歌等古歌。在体裁比较中,贵州水族的兜歌、姊妹歌,在结构上与云南水族的排歌较为相似,都有 “组歌” 的特点。另外,贵州水族的七言四句与云南水族的情歌、广西水族的对歌结构上较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贵州水族双歌与云南水族双歌同音不同义,而且贵州双歌发展成戏曲说唱。在水族民歌音乐风格特征上,三地水族民歌均有说唱风格,但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云南水族民歌拖腔更具特色;贵州水族民歌延续着do、re、mi、sol组成的 “核腔”,以及歌头、歌腹、歌尾结构的 “族性歌腔”;广西水族民歌形成汉调水语歌。但贵州水族民歌在传承中存在简化歌腔、调式漂移的变异现象,三地水族民歌都存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相融的现象,只是各地的程度深浅不一。

这些差异与其历史缘由、语言消失、文化节日土壤失效等因素有关。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民歌的语境消失,某些类别民歌消失。随着时代变迁,某些附着在仪式中的音乐内涵也发生改变,滇、黔、桂水族某些民歌面临时代的挑战,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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