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向清 崔治忠

用什么样的范式将史料整合起来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初创、成长、完善的过程，不难发现“对子”结构、“板块”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是三种基本诠释范式。“对子”结构范式由于打上“左”倾思潮的烙印、“板块”结构范式由于脱离中国哲学史的实际而渐渐为学术界所摈弃。正是因为较好地克服了前两种诠释范式的不足，“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渐渐成为学术界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主流范式。

诠释中国哲学史的“对子”结构范式。

20世纪3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就有学者尝试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对子”结构来诠释中国哲学史；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种诠释方法被普遍采用。

1.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赵纪彬撰写的《中国哲学史纲》，首开唯物与唯心斗争“对子”结构的先河。首先，该书给哲学史下的定义就采取了“对子”结构。在他看来，我们根据唯物论为变革阶级的哲学与唯心论为保守阶级的哲学这种历史的事实，便可以知道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就是哲学的发展法则；而真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党派性的辩证法的统一，也可由此获得充分的证据。值得指出的是，赵纪彬并没有将唯物论与辩证法划等号，没有将唯心论与形而上学划等号，因而也就没有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解读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其次，篇章结构上强调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斗争。《中国哲学史纲要》的不少篇章结构刻画了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斗争。比如，它将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理解为“直观的辩证法、唯物论”与“相对主义唯心论”的对立；而在考察孟子哲学思想时，就以“孟子的唯心论及其仁义与功利的辩证法”为标题。再次，具体内容的叙述上更宣染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它在叙述荀子的哲学思想时，就从两方面宣染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一方面强调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更注重分析荀子哲学思想内部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论争。它断言，荀子哲学中虽然包含了比较丰富的唯物论要素，但是荀子不但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而且儒家的唯心论观念在其哲学思想中有基本体现，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为什么荀子哲学给人以唯物论面目呢？该书的解答是，荀子哲学在儒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吸收了唯物论成果。

2.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将唯物、唯心的斗争的“对子”结构推向极端

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首先，该书关于哲学史的对象或定义全面、系统体现了唯物与唯心斗争“对子”结构的诠释范式。它在《序言》中断言：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的两军对战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肯定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正是中国历史上激烈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劳动人民总是站在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前列。它首次将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归结为法家与儒家的斗争；法家不但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富有辩证法思想；儒家不但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其思想充斥形而上学观念。正是在这一主张影响下，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史就被描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在斗争过程中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论争。其次，《简明中国哲学史》各章都以包含斗争或论争的命题为标题，将“对子”结构普遍化。该书由12章构成，每章的标题都以“对子”结构表达。兹辑录一至二章的标题：殷商西周奴隶社会为种族统治服务的天神观念的产生——反天神思想对尊天神思想的斗争；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反映新兴力量的反天命思想对维护没落奴隶制的尊天命思想的斗争。再次，在诠释先哲的哲学思想时，该书刻意将其置于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对子”结构上。比如，该书在考察周敦颐、邵雍的哲学思想时，设计的标题为：代表封建统治官方思想的两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邵雍“心为太极”的主观唯心主义。最有意思的是，该书将程颢和程颐也作为矛盾对立的思想家来解读，所拟的标题为：政治上的守旧派、两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天即理即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程颐“理先气后”的客观唯心主义。

采用“对子”结构范式诠释中国哲学史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它只注意到不同哲学流派因对存在和思维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导致的对立、矛盾，没有注意到它们相互吸收和促进。其次，哲学史上某些观点的论争、斗争并不能概括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再次，哲学理论还有自己的相对独立发展，体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过程，吸收别的学派合理因素促进自己学派丰富、完善的成分多于斗争的成份。最后，将法家都归入唯物主义阵营、儒家都归入唯心主义阵营，断言唯物主义者是辩证法者、唯心主义者往往是形而上学者，与哲学史展开的实际情况不符。

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板块”结构范式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和西方哲学史诠释范式的双重影响，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对于所有哲学家思想的表述都被纳入“四大块”，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的模式中。

1.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板块”结构诠释范式的运用

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有明显的“板块”结构范式的特征。它在考察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时，设计的标题为：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探讨的具体内容为：巩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尊君、一统的政治理论，天人感应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建立四大绳索的道德观，“三统”“三正”的循环论的唯心史观。这里涉及的具体内容也包括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形而上学）、历史观（唯心史观）等内容。

2.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板块”结构诠释范式的肯定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教材的编纂时间正是思想解放运动开展的初期，“左”的意识形态在学术界远远没有得到清除。这表现该教材不但明显地体现了“对子”结构诠释范式，也明显地采取了“板块”结构的诠释范式。《中国哲学史》在考察朱熹哲学思想设立的四个二级标题：“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理主动静”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格物究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理欲对立的唯心史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四大板块跃然纸上。该书对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探讨设计的四个二级标题也是如此：“太虚一实”“理依于气”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太虚本动”“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理势合一”“即民见天”的进步历史观。这四个二级标题，同样清晰地体现了“板块”结构的诠释范式。

“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存在两大局限。一是使中国哲学史成了西方哲学的翻版，过分挖掘本体论、自然观等中国哲学不太关注的内容，忽视了中国哲学关注的人性论与天道观等超验领域的内容，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牵强附会。二是“板块”结构的诠释范式消解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和个性特点。比如，中国传统哲学重视道德践履和心性修养的工夫论，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蕴涵仁智（知）统一的理念等内容，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体现。

诠释中国哲学史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

正是看到了“对子”结构和“板块”结构的弊端，冯契先生在创作中国哲学史著作过程中自觉地摈弃了它们，率先吸纳黑格尔、列宁提出的哲学螺旋发展的思想来整理中国哲学史料，首次建构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诠释中国哲学史。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对“对子”结构、“板块”结构的自觉否定。翻开冯契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哲学史著作，难觅“对子”结构、“板块”结构的踪迹，而是依照先哲哲学思想的特点拟定比较贴切的标题。如在探讨孔子、孟子、老子的哲学思想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分别拟定了“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儒法之争与孟子的性善说”“《老子》：‘反者道之动’——辩证法否定原理的提出”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标题。对诠释框架的这种设计，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准确地反映了被研究者思想的个性特点，摆脱了呆板、单一、模式化和“左”的意识形态特点，呈现出多样性、个性化、生动化的特点。

其次，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总结、概括中国哲学史展开的螺旋式圆圈结构。冯契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圆圈，它们分别以荀子哲学、王夫之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的形成为标志。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开始于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由荀子作了比较正确和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由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的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完成了又一个圆圈。以上两个圆圈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要历程，而第三个圆圈则勾画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逻辑发展。第三个圆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中心问题。冯契认为每个大圆圈都包含了一些小的圆圈，并对中国古代哲学两个大圆圈中的小圆圈作了详细的勾画。

我们不妨考察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对先秦哲学发展的大圆圈的勾勒。在他看来，先秦哲学发展的圆圈从原始的阴阳说开始，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经过荀子的创造、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这个圆圈包括着两个小的圆圈：前一个是原始的阴阳说，经孔子、墨子到《老子》；后一个是《管子》，经孟子、庄子到荀子。

冯契认为孔子尊重人的理性，注重理性原则，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由此导致先验论，把传统的宗教天命论改造成为比较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就既总结了孔子哲学体系中的“理性”“唯心主义”“先验论”等基本概念，又揭示“理性”这一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基本环节。墨子注重经验，强调感性原则，对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毫不怀疑，又主张“非命”，其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但它和狭隘的经验论相联系，他相信“天志”“明鬼”这又有局限性。这一方面总结出墨子哲学体系中的“感性”“经验论”“唯物主义”“天志”“明鬼”等基本概念，另一方面又概括出“感性”这一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基本环节。在他看来，不论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都着重讲人道，主张人道原则，否定了原始的阴阳说。《老子》在天人关系上主张“无为”，在名实关系上主张“无名”，体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着重讲天道，主张自然原则，仿佛回到了原始的阴阳说，否定了儒、墨两家的人道原则。但《老子》把“无为”“无名”绝对化，对感性和理性都采取否定的态度，滑向了唯心主义。孟子发展了孔子尊重理性的思想，提出性善说和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论，主张认识过程就是唤醒人们的天赋观念，强调了认识过程中能动的一面。孟子和《管子》虽然体现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立，但都是唯理论和独断论。庄子有见于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反对前人的独断论，却导致对一切都怀疑，否认客观真理，倒向了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也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经过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斗争，对“天人”“名实”之辨的考察深入了，特别是对“类”的范畴的考察深入了。最后，荀子对“天人”之辨和“名实”之辨作了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这好像是出发点的复归。哲学发展到荀子那里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向前继续发展。韩非子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但片面地强调斗争，辩证法思想减少了；《吕氏春秋》则片面地强调统一，滑向折衷主义；《易传》发展了辩证法思想，但其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因而，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也包含着一个小的圆圈。

基于此，冯契将先秦哲学理解为主要回绕“天人”“名实”之辨而展开的相对完整的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展开过程中，哲学理论呈现先验论和经验论、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直观唯物论和唯心辩证法的对立，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则贯彻始终。当人们把握了这些哲学家的体系，又粉碎他们的体系，便可发现理性和感性、绝对和相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先秦哲学发展的一些必要环节。

难能可贵的是，冯契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展开过程中的三大规律：其一，社会阶级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哲学革命又反过来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其二，与西方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阶段相当，中国近代哲学经历了一个进化论阶段；其三，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近似地重复了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些环节。

除了克服“对子”结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的缺陷外，冯契采取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还有以下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着重总结、概括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揭示后学对先哲的扬弃过程。整个中国哲学史就体现为围绕特定问题的争论而呈现为三大圆圈展开、螺旋上升的曲线，而每一个大的圆圈又由若干小的圆圈构成，这些小圆圈的展开，就是深化哲学论争的过程，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终点向起点复归，但是更高水平的复归。采取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的诠释，中国哲学展开的逻辑线索清晰而简明。

第二，对哲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给予重点关注。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聚焦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的总结、概括。一般来说，能够在哲学展开过程中提炼新范畴、提出新命题、发动新论争的都是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反过来说，要把握构成哲学展开的新范畴、新命题、新论争，必然绕不开这些著名思想家。

第三，给历史上著名哲学家人格上的尊重。以“对子”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对老子、孔子、孟子、子思、董仲舒、周敦颐、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朱熹等唯心主义思想家采用了侮辱、诋毁的语言，极不尊重。而在螺旋式结构诠释范式中，凡在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提出了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的哲学家成为考察的重点，即使是唯心论者，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冯契视野中的中国哲学史就这样，以理性的、公允的立场探索上述历史中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尊重了他们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