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会鹏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贾斯廷·罗森博格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判断：国际关系学一直受缚于“政治学囚笼”，未能解决本体论的单一性问题。作为对罗森博格所提问题的回应，本文拟对国际关系理论诸学派本体论的三个层次——单元、关系和体系进行再审视，尝试提出国际关系的新本体论基础，并以世界强联结时代的现实加以检验。

国际关系理论诸学派的本体论基础

沃尔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无政府假设”基础上：第一，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第二，国家推行权力政治，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常态。这一假设简约、优美且影响巨大，但在本体论上存在的缺陷是，为刻意追求经典自然科学的简约性而将认识对象过度简化。这一理论把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简化为单个的、理性的政治单位，如同桌面上一个个孤立的小球只在外力作用下发生联系；把国际关系简化为权力关系，国际政治是没有中央权威的国内政治的延伸；把国际体系结构简化接近某种简单物理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近乎某种线性关系。

以罗伯特·基欧汉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第一，认为国际社会虽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理性国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并不必然冲突；第二，承认民族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同时也重视非国家行为体、超国家和跨国组织的作用；第三，重视国际制度。新自由主义所认识的国际行为体内涵比新现实主义有所扩大，但它并没有触及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它承认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假设，只是在关系层次补充了国家间合作、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性。

以亚历山大·温特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建构主义也没有否定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假设，而只是说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是行动者在互动的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无政府性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且国家在互动中有多种路径和方式，无政府逻辑只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洛克状态”和“康德状态”。由于建构主义的“观念”具有较大弹性，故受到许多对现有国际政治概念不满的国际关系学者的欢迎。他们把政治以外的内容（包括哲学概念、美好愿景之类）都塞到建构主义框架中，从而使那些试图沿着这一路径弥补新现实主义缺陷的各种“建构主义”理论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模糊性和随意性。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都有相同的本体论基础，它们都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把国家间的关系局限于政治关系，将国际体系理解为一种缺少了中央权威的国内政治体系。故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视为一种范式下的三个分支或无不当。

在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亦有研究者完全从文明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不再重要，国际冲突将发生在他所归纳的世界八大文明之间。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庞大而含混，且过于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不单是文明间关系，现在和将来具有国际意义的冲突仍将发生在以某种文明为背景的国家行为体之间而不是发生在边界模糊的文明之间。彼得·卡赞斯坦则批评了一元文明观，尝试赋予国际关系以“多元、多维”的本体论基础。他认为文明间的接触与跨文明交融是主流，而文明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这两位学者都尝试把文明因素引入到国际关系中，但都没有解决好文明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从本体论上看，在他们那里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似乎不是国家而是文明，国家间关系变成了文明间关系，故他们涉及的与其说是国际关系学本体，不如说是文明关系学本体。

以罗伯特·吉尔平和保罗·肯尼迪等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的变化动力最终在于各国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变化。该视角的研究认为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追求经济利益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最重要的目标，一国的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该视角并没有完全克服现实主义本体论的狭隘性，只是把政治现实主义的权力关系换成了经济关系，故称其为“经济现实主义”或无不当。罗森博格亦属于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但他考虑了“文化现象”“知识生产”等与文明有关的因素，强调“国际”是一个多元、差异、互动、综合发展的关系系统，但他并没有建构一个清晰的本体论框架。

从国际政治本体到国际关系本体

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脉络的简单梳理可知，罗森博格关于国际关系学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基础的判断基本上是成立的，这也是为什么今日“国际关系”几乎完全与“国际政治”同义的原因。笔者沿着罗森博格提出的“多元社会共现”这一思路，尝试把国际关系的新本体论基础界定为“以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多元性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人类多维关系的演化系统”，并同意国际关系学应摆脱“政治学囚笼”而置于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新本体论基础可从单元、关系和体系三个层次加以讨论。

第一，在单元层次上，作为国际关系单元的国家不单纯是一种权力单位，而是兼有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自适应行为体。新的本体论仍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但这里的国家不单是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而是兼有组织体与文明体侧面的国家。组织体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形式等，文明体包括价值观体系和“基本人际状态”等。其中，“基本人际状态”类似某种“文化基因”，构成一种文化的内核。国际关系就是由这种具有文明体和组织体属性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新现实主义的“民族国家”只是指国家行为体的组织体侧面，亨廷顿则没有考虑其组织体侧面而只考虑文明体侧面，故文明间的冲突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罗森博格虽然意识到了国家文化属性的重要性，但他缺少一个将文化作为国家行为体一部分加以考虑的合适工具。本文提出的国家的两个侧面有助于理解世界的“多元性”本质，即“多元性”不仅仅指国家的规模、人口、地理以及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更是文明意义上的多样性。这样的国家与其说是一种自助体不如说是一种能够在外部压力下进行选择和变异的自适应行为体。

第二，在关系层次上，国家间关系不是单纯的政治关系，而是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人类活动可归纳为三大类“游戏”，即权力游戏（政治活动）、财富游戏（经济活动）和心智游戏（文化活动），“国际”是以国家为主要单位进行此三种游戏的场域。这三种游戏通过不同的手段展开：权力游戏主要靠力量，其主要形式是战争、征服和胁迫；财富游戏主要靠交换，主要形式是贸易；心智游戏主要靠说服和诱导，主要形式是观念的扩散和宗教的传播。国际关系乃由这三种游戏对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

考虑到国家具有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那么国家间关系在理论上就有四种类型：其一，组织体与文明体都相同或相近；其二，组织体与文明体都不同；其三，组织体相同或相近而文明体不同；其四，组织体不同而文明体相同或相近。需要强调的是，这四种关系类型之间都可能发生冲突也都可能不发生冲突。即便是相同文明体、相同组织体的国家之间也并不一定比不同文明体、不同组织体的国家之间更少敌意。

第三，在体系层次上，国际体系不是一种简单系统，而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发生多元社会共现的复杂演化系统。新现实主义者虽然也声称是以系统方法把握国际体系，但在把简单、孤立的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把国家间的关系简化为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其所称的系统接近于一种简单的物理系统。事实上国际体系结构更接近社会网络理论对网络结构的定义，即它是一种由一组或若干组行动者及限定它们的关系网络所组成的持久的关系模式、一个由文明社会间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

国际体系的复杂系统特点还在于，一种由能够在外部压力下做出选择和变异的自适应行为体构成的体系不是完全自助性的，而是具有协同演化的性质。无论是组织体层面上的征服与被征服还是文明体层面上的冲突与融合，都应理解为一种人类社会在国际这一场域中进行上述三类游戏的演化过程。前现代的国际系统是以力量为手段的权力游戏起主要作用；国际体系演化到条约体系阶段，以交易为手段的财富游戏开始占重要地位；20世纪后期信息革命出现后，以说服、诱导为手段的心智游戏开始显著卷入国际场域。至此，人类的三大游戏全部从地区延伸到国际场域，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国际社会。

将世界体系视为一种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有助于认识现代国际体系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前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问题。从世界历史上看，人类曾有过与某种特殊文明经验相联系的多种形式的国际体系。现代国际体系是从西方文明演化而来，带有明显的西方文明的烙印。现代国际体系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西方国内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从现代性方面说，现代国际体系下形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潮流冲击了许多前现代的制度设计和价值观念，该体系的一些基本规则逐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与该体系相联系的现代民主制度也作为现代性政治制度发生了广泛的扩散。从社会演化的视角看，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类似人类在西欧社会机体上产生的一次“基因突变”，该体系所表现的性状具有一定的“生存优势”，从而取代了其他前近代的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及其相联系的民主政治制度已演化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就，为多数国际行为体接受，故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前现代国际行为体转化为现代国家并缔造出一个现代国际社会的过程。

世界强联结时代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检验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已使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更多的人类活动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国际场域中。人类三大类活动已形成了三大类网络，即以地区性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的大量增加为特点的国家间关系网络，以贸易的巨大增长和国家间资本、技术的频繁流动为特点的世界贸易网络和以互联网和以海量信息在行为体之间快速即时流动为特点的信息网络。这三大网络正在把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以5G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世界强联结时代的一些新特点将支持我们对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进行再审视。

第一，在世界强联结时代，人类的多维活动被深度卷入国际场域的现实支持把国际单元视为多元、多样的自适应行为体。卷入国际场域的人类活动越多，就越需要考虑国际行为体的复杂属性。在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更深入地卷入到国际场域的时代，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就已不能被视为单纯的权力单元，而应作为政治经济单元来理解，国际体系也就不是单纯的权力体系，而是政治经济体系。在新技术促使世界进入强联结时代的今天，人类三大类游戏全部卷入到国际场域之中，国际行为体更为复杂多样，必须考虑文明体意义上的关系，即国家间深度互动带来的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在世界强联结时代，不仅国际行为体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其外延也扩大了。一首歌或一部电影的流行亦可能成为重大的国际事件，与之相关的歌星、影星或某个反面人物可能因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行为体。在一个高度网络化的国际系统中，每个单元都可能以强大的网络支持为背景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目前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国家，但那些在弱联结时代无法成为国际系统中行为主体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更大的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主体。

世界强联结时代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国家之间人员、资金、信息的广泛流动，作为权力游戏主体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作用下降了。一方面，在一个完全网络化的系统中，作为网络节点存在的行为体的独立作用会下降，甚至有时候会变得无关紧要；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间联系与合作的增多，世界出现了一系列具有“超国家”色彩的地区性合作组织，这是国际行为体多样化的表现。

第二，在世界强联结时代，国家行为体广泛连接的现实支持我们把国际关系作为由人类多维活动组成的复杂关系来把握。交通设施和工具的发达使国际间人员流动增加，发达的通信技术和设施使巨量信息即时流动成为可能，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分工体系真正成为世界性的。这使世界成为一种具有强联结和实质性互动的网络系统。在弱联结时代，“外国”可能是一个只在国家征服或被征服时才被认识到的概念，某地发生某事件，其他地区的人可能要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通过阅读历史文献才能知道。而在强联结时代，“国际”成为一个行为体实质性互动的场域，国与国、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即刻传遍世界。

强联结状态下行为体的行为和关系模式亦会改变。当行为体处在强联结的网络系统中时，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会增强，公共产品亦更容易获得，社会组织的一些功能会减弱或被替代。强联结的网络系统可能会使世界在变得更加无政府的同时，国家行为体依照“丛林法则”互动的可能性降低，国家间互动由大动作转变成繁复的微协调的可能性将增加，行为体“他助”和“互助”的可能性增大。当公共产品变得较容易获取、他助和互助的可能性增大时，国家确保生存安全的途径和方法会增多，国家行为体对冲突发生可能性的态度可能更趋乐观。

第三，在世界强联结时代，“共同体化”趋势支持我们把国际体系视为人类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人类在国际场域已演化出限制冲突和战争的文明成果，由于世界体系的社会性增强，世界产生了共同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需要，出现了某种“共同体化”趋势。目前世界出现了两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一种是由构成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安全共同体”及其共同体意识，这些国家相互之间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较高程度的行为预期；另一种共同体是人类在面对诸如环境、核战、恐怖主义、传染病等全人类共同威胁时达成了某种共识，产生了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共同行动的要求。世界的“共同体化”趋势也需要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它是生物的共生原理在国际场域的表现，是人类面对强联结的生存环境、认识到人类共生的重要性时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一个含义更广的本体论基础并非说国际关系学没有边界，研究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和平问题仍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只不过这种研究要更多地考虑行为主体、关系类型以及互动性质的复杂因素。这既是适应已深刻变化了的世界现实的需要，亦是国际关系学向解释人类复杂行为的回归。这一方向的探讨固然无法得出像新现实主义那样简洁优美的理论，但倘若在简洁优美却远离现实与不那么简洁优美却更接近现实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更应该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