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敦煌乃见。大漠黄沙之中，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域文化和敦煌艺术，在尘封千年后，重新焕发了“丝路明珠”的独特魅力，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窗口。31年前，著名书画艺术家何山凭借其十年埋首敦煌研究、临摹的深厚积淀和深度思考，写出了皇皇巨著《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甫一出版就获得国际大奖。这部多次修订、再版的作品，以敦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为主线，全面论述了敦煌艺术各时期的风格特点，以及多元格局下形成的西域文化，描绘出一副且远且深且阔的中华文化艺术奇彩画卷。

流沙与生命的博弈，为敦煌烙上了印记，也决定了它独有的文化魅力。在书中，何山否定了曾长期存在的敦煌艺术“西来说”和“东来说”，而是以大量史料和艺术文物作论证，指出敦煌艺术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相碰撞、相交融，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一种综合性艺术群体和新型文化形态。为了使这一结论更加可信，何山搜集了数目甚多的文献资料、神话传说，同时借助考古发现的实物去一一印证，比如沿途发掘的丝织物、青铜器、陶泥罐等等，这些器物上表现出的既迥异于东西方、又明显脱胎于其的风格，起到了无可辩驳的支撑作用。

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始于何时？河西走廊又是何时开通的？何山在书中指出，早在张骞赴西域之前，类似的活动就已出现，比如大禹治水“至于西极”的传说，再比如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记载。而考虑到匈奴对西部游牧民族的早期统一，“就不能说张骞是‘凿通’或开辟了中西要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将丝绸之道夺回到汉王朝的手中”。

敦煌壁画《舍身饲虎图》和《鹿王本生图》中的虎、鹿，因其极富神秘色彩的体态造型，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南印度画风，或受长沙马王堆帛画造型的影响。何山从早期西域乌孙、大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年代推论，再佐以内蒙古阴山、甘肃黑山、新疆天山南北大量动感十足、栩栩如生的岩壁动物画，断定其为卡拉苏克文化艺术的典型，即敦煌的本土艺术。

敦煌佛教艺术，展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变、融合以及兴衰的全部历程。就此，何山认为对于佛教教义而言，艺术是它的物化图式；而对艺术来讲，所有玄奥的教理、繁杂的社会生活，只不过是借以表现其自身的真正形式，归根结底，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正所谓，一切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寻求快乐的本性”，那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就像海草随着潮水涨落而摆动一样，这种力量，不是议论社会道德的空洞文章所能管得了的。

商业流通是推动古丝绸之路辉煌的根本，《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在深掘历史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围绕“商业”这一主题进行了考据。书中提到，不仅夏商周三代时期西域一直承担着中西物产通流的职责，匈奴民族的游牧活动也从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希腊、罗马的军事东征与文化扩张，也源于其自身先天的商业精神。何山还探讨了印度佛教与商业的种种亲和性，再现了教以商立、因商行教的历史，指出了敦煌文化艺术之气质与繁荣的最后根源。

百余年来，研究敦煌文化艺术者甚众，但大多停留在局部的考证和保护层面，很少从艺术哲学和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把脉敦煌在世界艺术史中的影响和地位。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真正去研究敦煌艺术，不能浮于表面的浓墨重彩，而要参透内中饱含的素淡过往。从这个层面来讲，何山坚持从源头出发，耐心细致地厘清文献、历史、宗教、语言、地理、民族乃至交通、科技等学科的纷繁头绪，将敦煌文化与艺术的形成、发展，以及敦煌艺术的时代特征与风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的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以及敦煌各时期珍贵艺术品的彩图。

互通共赢，存异求同，方能催生蝶变。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孕育了灿烂的敦煌艺术，同时也串联起东西方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并推动其融合、升华，让中古世纪的世界文明显得格外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