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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为马友德先生的二胡教学写一篇文章，但鉴于马先生的艺术教育生涯太过神奇，因而总觉难得要领，无从下笔。之所以说马先生的教学太过“神奇”，是因为马先生作为一位普通的高校二胡教师，在数十年的教学中不但教出了近百名二胡专业的毕业生，更难得的是其中多数都是高精尖的人才，许多都成为全国著名的演奏家。故而，在北京甚至有“二胡马家军”的说法。其实，只要看看京城中各重要和大型的演出团体中，有多少是马先生的学生，就知道马先生在艺术教育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更为神奇的是，近期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器乐电视大赛”中，你会发现拉弦乐器组的技术评委中，出身于“马家军”的人竟然有14 人之多，其中像邓建栋、周维、朱昌耀、欧景星、高扬、于惠生、卞留念等都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演奏家，占比为评委的三分之一，这是不是会让你感到大吃一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友德先生铸造出这一系列的“神奇”？我们能否从中解析出马先生艺术教育上的成功之“谜”？

（一）

马友德先生生于1929年，在1948年马先生就已在山东济南的“华东军政大学”（后改制）教授二胡，而此时仅距民族音乐大师、教育家刘天华创立高校二胡专业不过十余年时间，其间马先生又曾跟随刘天华先生的大弟子陈振铎上过课，因而对刘天华先生的二胡教育思想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遵照刘先生中西乐器兼顾的想法，也去选学了一种西洋乐器——大提琴，使其在对中西音乐的认识上开阔了视野，有了较大提高。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国二胡教育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一笔，因为这不仅是二胡教育的“创世纪”阶段，也是二胡艺术作为一种学科在高校立足的阶段，但在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凤毛麟角，而马友德先生则有幸能够参与其中，实属幸运中之大幸。

1952 年6 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马先生随他所任教的山东大学艺术系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长颜文樑）合并，在无锡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该校设有美术、音乐二科，马先生在该校音乐科担任二胡教师。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无锡正是一年半之前中央音乐学院为挖掘民族民间音乐而发现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瞎子阿炳）的地方，并为他录制了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等，使民族民间音乐获得了大力传扬。而在无锡的马友德先生正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认真学习民间音乐和道教音乐，后来又随本校老一辈二胡演奏家、江南丝竹名家甘涛先生学习江南丝竹，由此而将刘天华创设的院校二胡演奏（如刘创作的二胡十大名曲）和瞎子阿炳的民间二胡演奏及江南丝竹乐，如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听松》以及丝竹乐《行街》《中花六板》等，加以对比研究，将院校二胡和民间二胡加以结合，成就了马友德先生中西兼擅的艺术教育理念，并实际应用到他的二胡教学中去。瞎子阿炳的发现，推动二胡艺术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马先生的二胡教学获得了新的面貌。

在华东艺专的几年，马先生的二胡教学日益成熟，尤其无锡与上海地缘相近，因而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多次邀请马先生去上音授课，教学上获得了新的扩展，并有幸和上音的二胡耆宿陆修棠先生共同研讨交流二胡教学，获益甚多。

1957年初，华东艺专迁校南京，未几则升格为“南京艺术学院”，开始招收本科学生，马先生也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刘文金先生横空出世，创作出划时代的二胡新作《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并首次使用以钢琴伴奏的形式，为沉闷已久的二胡界送来一缕清风。刘文金先生的二胡创作开启了二胡艺术发展的全新局面，冲决了自刘天华先生以来的传统演奏程式，被民乐界称为刘天华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也被称为二胡艺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马友德先生对二胡界的一动一静极为敏感，闻讯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在上述两曲尚未出版的情况下，全凭手抄把刘先生刚完成的《豫北叙事曲》带回南京，而且立即指导当时还是南艺附中学生，现已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二胡演奏家陈耀星读谱、试奏，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全曲的演奏，并在江苏省电台完成了第一次录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后，刘创作的《三门峡畅想曲》《长城随想》等，都成了马先生的主要教学内容，刘先生的天才创作，也促使马先生的二胡教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马友德先生通过对刘文金作品的研磨和教学，深深感到刘文金作品的成功，乃在于他长期学习传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并结合学习西方音乐，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经过消化、提炼再创作的结果。尤其在创作理念上，不仅要做到“雅俗共赏”而且还要做到“独具匠心”，更要做到“人文至上”，才能使艺术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这些都和马的艺术教育追求完全吻合。通过认真的思考和教学的实践，马先生的二胡教学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提升。

“文革”十年，马先生被“革命的洪流”冲进了“牛棚”，完全和艺术以及艺术教育脱钩，整天从事体力劳动，种山芋，扫厕所。但是，马先生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他一刻也未放弃对艺术教育的思考，并对以前的教育生涯作出总结、分析和调整，以待时机。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大学开始重新招生，马先生积蓄十年，对于艺术教育的热情又重新迸发，几年内，他一口气招收和教授了包括朱昌耀、欧景星、周维、卞留念、邓建栋、于惠生等一大批有全国影响的二胡人才，并在各种大赛中夺标获奖。这几年才真正是马先生的二胡教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时间，南艺的二胡震动全国，以至有“江苏——二胡之乡”的美誉，此其中马先生的教学是居功至伟的。

近年来，二胡艺术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所谓“炫技派”、“技术流”，很多人专注于提高二胡的技巧、技法，改编和移植了不少外国曲目，使二胡的演奏技巧有了更新的开掘，在二胡曲的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以技巧表现为主的崭新作品，如移植的外国乐曲《野蜂飞舞》，陈耀星的《战马奔腾》，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一）（二）（三）（四）等，都使用了很多二胡的新技术。马先生在教学中对这些新东西并不排斥，坦然地把新方法新技巧用到自己的教材中，他认为所谓“炫技派”肯定是有“技”可“炫”；所谓“技术流”也必定是有“技术”可“流”，只要使用得当，对二胡艺术的提高必然是有益的。从中我们看到了马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教育家的深邃眼光和广阔胸怀。

（二）

马友德先生已经从教70年，这70年对于二胡教育来说，绝不是简单的70年，而是一部完整的二胡艺术发展史。马先生不仅是整个二胡艺术发展史的见证者，更是全部二胡教育史的践行者，是一位二胡发展史上的活标本、活化石，他在二胡教育过程中累积的经验和作出的努力，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二胡艺术得以不间断发展、提高的重要基础。因而，马先生之所以能够教出如此多的二胡人才，之所以在二胡教学上做出如此大的成绩，也就并不奇怪了。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马先生在其教学生涯中，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的一生也曾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打击和磨难，是他的坚忍不辍和对二胡事业的深爱支持他走到了今天。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马先生是幸运的，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所以这里我们也想反用一下孟老夫子的箴言，对马先生的幸运作出客观的描述，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然首先需要该“斯人”能够吃苦耐劳，经受住各种艰困的考验。但同时上天也会为“斯人”安排好恰当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和必要的机遇，使该人能够充分完成他该完成的事业和任务。而马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说他幸运，是因为二胡发展的各个重要节点，马先生都恰好有机会参与，从最早刘天华先生的二胡“创世纪”阶段，直到今天的“炫技”和“技术流”阶段，马先生都有完整的介入，几十年来，不仅使他对二胡的历史发展有着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有着亲身的体验和实践，这就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尤其是，上天好像特别眷顾马先生，让他轻松地活过90 岁的“鲐背”之年，和他同龄的一代人大多都已作古，这些人所亲身经历的二胡发展变化的历史也都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至多只留下一堆苍白的文字，而他们则更无缘看到今天的“炫技派”和“技术流”所创建的现代二胡新天地，这是何等的遗憾！而今天从事二胡教育的年轻人，同样也无从看到早期二胡的鲜活状态及其嬗变，只能从前人苍白的文字记录中作出自己的推演。可见，这老少两代人都拿不出、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二胡发展史和教育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大任”只有如马友德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承担。二胡发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大任”也唯有马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荣膺。

如此，我们不难从中看到马先生的价值。马先生70年的教学经历和70 年的教学经验，都有其唯一性和独特性，都是一般人无法代替和无法复制的，这正是马先生在二胡教学上不能磨灭的功勋。

（三）

当然，仅仅从二胡历史发展的大局上叙述马先生如何在天时、地利、人和上获得的优势，是不一定能达成最后的成功的。那么，马先生在其实际教学中又有哪些特别突出的特点呢？首先，马先生能够“慧眼识才”。如果一个人想创制一件好的艺术品，第一要求便是要有好的原材料。正如《诗经》上所说“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选材就要选“金锡圭璧”那样的良才，然后经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般细致地加工，最后才能真正造出精致的作品。二胡教育也是如此，要想教出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必须要能选到品质精良的“毛坯”，这是创造优秀作品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点或者大家都能想到，但是如何才能选到“金锡圭璧”那样的良才，就不是一般人轻易可以做到的了。我们发现马先生每年外出招生，总能招到基本素质特别好的考生。例如早期招收的陈耀星，中期招收的朱昌耀、欧景星和随后招收的邓建栋、卞留念等，都基本上是“一眼定终身”。那么，马先生为什么会有如“伯乐”一般神奇的眼神儿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归功于他几十年的经验和修为，几十年的二胡教学使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基本材料的优劣及其品级，为将来的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马先生的教学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如果认真品读一下马先生所教的学生，就会发现这些学生都各有特色，虽然他们同出一个师门，但绝不会如同生产工业标准件一样，从风格、技巧到外形、特征都一模一样。而这些相似性、相近性则恰恰是传统师徒关系中凛凛遵守的教规，他们认为老师教出的学生都应该“像”老师，如果学生竟然和老师不一样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符合教育规则的。而马先生就勇敢地突破了这一陋规，把教学关注点转移到学生身上，因材施教，把不同性质的材料雕琢出不同特色的产品，充分发挥每个学生自身的特点，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所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由于不拘泥于一定的规格，才使马门的学生都能发挥出自身的特点，创造出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比如，著名二胡演奏家陈耀星在校读书期间，有些“偏科”，他的二胡专业课永远是最好的，而他的其他科目便有时会出现“挂科”的现象。当时学校教务处就机械地按照所谓“教学大纲”作出留级或退学处理。然而，马先生却认为社会上“偏科”的成功人士大有人在，不能把“偏科”作为一个天才的衡量标准，故而他一如既往地关心陈的成长，最后陈耀星终于成长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二胡演奏家。还有一个“不拘一格”的例子是卞留念，小卞在校时不仅二胡专业课成绩好，而且在作曲和音乐制作上也有一定特长，马先生并不认为他是不务正业，而是鼓励他全面发展，到“东方歌舞团”后，“央视春晚”数次邀请他做“春晚音乐总监”。这些都是“不拘一格”结出的硕果。

马先生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教学相长”。所谓“教学相长”是说教与学相辅相成，老师教学生，学生也可以教老师。《礼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郑玄注曰：“学则睹己行之所短，教则见己道之所未达”。学生经过学习才知道自己有哪些缺失；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才体会出自己有哪些不足。马先生在学生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位慈祥温润的长者，同时也是一位亲切平易的知心朋友。在平时上课中，马先生很少会端起“师道尊严”的架子，凡是业务上的问题都可以摆出来公平讨论，他也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对于学生琢磨出的一些新方法、新技巧，新体验只要是好的，他不仅加以肯定，而且立即就向学生学起来，然后在教学中向其他同学推广。在理论教学上也是一样，例如关于演奏中手指放松的问题，这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许多同学不知什么叫“放松”，往往老师在旁边大声提醒“放松”！“放松”！而学生由于不懂“放松”而懵懵懂懂不知所措，反而加重了学生的紧张情绪。对此，马先生让大家都琢磨一下，关于这个“放松”应该作怎样的理论表述，才能让学生有清醒的认知。其中，有一个学生的表达让马先生非常满意。该生认为：放松和紧张是力度上的一对矛盾，譬如一个茶杯是二两重，拿起它用二两的力气就比较恰当，也叫“放松”；如果用半斤的力气去拿，手的肌肉就会因用了超量的力度而变得抖抖呵呵，这就叫“紧张”。当然，如果只用了一两的力气，茶杯就拿不起来，这个则叫作“过度放松”，反而要叫他“紧张起来”才能达到要求。简单说，这就叫力度上的“辩证法”。马先生就把这个从学生处学来的理论，写入教材，并不忘每次声称这是“某同学的版权”。“教学相长”在马先生这里得到了完美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