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剑威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导演五百在改编韩国电影《老手》并以《“大”人物》呈现之际，在角色和情节上进行了打磨与深化，题材与元素上也充分进行了本土化处理。给了电影角色更多的背景铺垫，充分展示人物弧光。围绕正反两派人马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极具讽刺性地将诸多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阶层价值错位问题进行巧妙的呈现。并且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在短短的107分钟的电影里融入了房地产、拆迁公司、待拆迁户、警察、贩毒、假钱、学区房、警民关系等极具中国社会现实意义的元素，从社会情绪、社会愿景出发，打造观众深度思考的现实主义空间。

一、“扁平化”人物的“立体化”打造

在电影发展早期阶段，电影角色的打造具有一套二元对立的刻画模板：泾渭分明的善恶美丑，尖锐对峙的贫富立场，以及不可兼容的道德品格特性、外表形象表现。正派人物与善良勇敢、不卑不亢等优秀品质具有绝对的关联性，反派人物与阴险凶狠、残暴无道等负面性格特征也是联系紧密，在角色的矛盾刻画冲突上，也多侧重于凸显对立性的贫富等物质的纷争背后隐含的纯粹善恶叙事逻辑。诚然，电影角色二元对立的模式能够在电影的有限时长内，以最快的速度将观众引入建构的电影世界观中，观众对善恶正反已有的情感预设、道德预判等情绪也能将电影的冲突进一步放大，并且在歌颂善良、传播正义的社会影响层面也具有较强的寓教于乐的作用。

但是多元化社会观念与固定化角色审美疲劳对电影行业提出了多元化、丰富化新的要求，尤其是善恶正反绝对的扁平化角色设置。电影《“大”人物》在角色的形象设置上进行了“立体化”打造，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均从多个角度进行刻画，也十分擅长放大电影角色的人物弧光，以动态式手法呈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以一种更为饱满、鲜活的角色特征助推电影的情节展开。

疾恶如仇的老刑警孙大圣只身面对制假币的犯罪分子时，丝毫不露惧色勇往直前，但也会为了学区房的事纠结，挠着头去拜托他的老同学；在赵泰百般羞辱时依旧不卑不亢，单枪匹马直闯赵泰老巢探究赵勇强跳楼“自杀”的真相，但面对赵泰手中的激起网络舆论反响的威胁视频却束手无策。正义与善良的坚守路途中充满挫折与阻碍，善与恶的争夺中伴随着生活的磨难心酸与无力之感跃然纸上。作为警嫂的孙大圣妻子，自然是正派阵营中坚持正义支持打击恶势力的重要人物，在面对钱、名牌包、学区房的诱惑时能够咬牙坚持，但让她感到可怕和无奈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我居然心动了”。

电影中的正面人物承担着情节的主要推动和价值观念传递的重要责任，电影中的反面角色承担着衬托正面角色的重要角色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说，是一种以其艺术的存在否定自身现实存在的美。通过对反面角色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多方面否定来凸显以正面角色为重要代表的主流价值逻辑存在的合理性，以正反两派的对峙冲突来实现统一，放大电影的深度意义的艺术审美价值。因而，在反面角色的打造中，摈弃“脸谱化”的角色刻画模式，从人物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社会关系等多方面进行精致又详细的刻画，通过更加丰富的角色内涵，满足观众心理需求的同时实现了电影艺术效果的重要目标。

影片中的反派赵泰丧心病狂、心理扭曲、目无王法，将他人生命视若蝼蚁，在人前肆意凌辱女明星，办公室暴打维权修车工人，为粉饰太平不惜草菅人命，信奉“钱能解决一切”原则。但是因为“私生子”身份的尴尬身份，与他人的所有交往行为都以偏激的方式为出发点，试图掩盖内心深处的羞耻感与自卑感，同父异母的大哥随意的举动便能轻易点燃其妒火，父亲的指责更是击中身份的自卑痛处，无法抑制的情绪崩溃陷入行为失控。这种扭曲并且极端的性格特征缘由通过赵泰的身份背景的交代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与描绘，也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角色行为的原因呈现，将简单的现象描绘深入到了原因解析的深维度。

二、正反派冲突中的现实讽刺

相对于小说、画作等静态艺术作品而言，电视剧、电影等在内容呈现与价值观念的传达之上更为丰富和复杂，尤其是电影在短时期内的快节奏高密度的内容呈现中，多种表现手法的力度把握以及深度思考都更为凝练与精要，更容易为观众所感知。电影中对现实世界的荒诞、现代社会弊端、人性道德扭曲、价值观念的错位以及对人性、精神、自由、信仰等的刻画与解读尤为深刻。电影导演们在此基础之上充分挖掘电影的讽刺功能，在电影作品之中融入并且贯穿这一表现手法，夸张放大并艺术化地建构新的价值观，借之批判现存的价值观缺陷，以激进的方式影响了社会。

电影《“大”人物》围绕正反两派人马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极具讽刺性地将诸多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阶层价值错位问题进行巧妙的呈现。老刑警孙大圣作为守卫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一线，不仅是风里来雨里去，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为了购买学区房更是焦头烂额四处求人，甚至还要遭受赵泰的当众侮辱，追查赵勇强“自杀”案件真相也受到来自各方的阻难与刁难。

汽车修理工赵勇强，遇到强拆造成的3840元经济损失后，没有歇斯底里地闹事，而是选择与外包公司负责人沟通，去找赵泰反映情况，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即便是面对赵泰以孩子安全和赔偿款为要挟的故意刁难，仍旧拒绝用电棍殴打负责人，选择坚守父亲责任，要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堂堂正正有责任和担当的父亲形象，而不是逞一时之气争一时之利。最后却在孩子面前被打到尿失禁丢尽颜面，落得钱与命两空的悲剧下场。

赵泰面对汽车修理工赵勇强——一个在他眼里的“小人物”的抵抗，怒不可遏，立刻凶相毕露，将其打至重伤后伪造自杀假象。孙大圣介入这个案件后，随即开始以钱息事宁人，先是以钱、名牌包、学区房等贿赂孙大圣的妻子，后是以“慰问金”的形式试图劝赵勇强的老婆放弃对赵勇强的治疗，在事件彻底败露后，为降低影响直接雇凶杀人。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公职警察，只要是赵泰这一类富裕阶层的绊脚石，便随时可以像棋子般轻易消除，置法律、公权、人命于不顾。

赵泰的左右手崔京民，一直为赵泰出谋划策，笑容一直高傲谦和却手段狠厉绝情，充分享受了资本与金钱带来的众人敬仰与敬重，将底层群众的尊严踩在脚底碾压。但却只是作为一个“边缘人”存在，看似爬上了富裕阶层实现了底层身份的转变，实际上却只是在两个阶层中夹杂着生存着。在事态彻底不能用资本控制之际，赵泰父亲便轻易将其抛弃，为了妻儿与家庭不得不为赵泰顶罪。一呼百应，风光无限不过是一场幻影，曾经站在富裕阶层俯瞰底层的崔京民也只是一颗资本棋子，一旦真正波及资本与利益问题便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两个阶层中“边缘人”既失掉资本的宠爱又失去了尊严与希望。

整个故事都围绕着赵泰这一类富裕阶层的“大人物”展开，决定人物特性的关键也在于角色根据这个事件所做出的抉择，并且这种抉择还是在“大人物”们提供的有限选项中进行的。“大人物”成为掌控全局的真正操盘手，尽管最后正义仍会到来，但是为了到来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单以惨烈和艰辛是难以概括完全的。导演五百以讽刺的手法，借助充满悖论式的讽刺张力，直指现代社会中荒诞的法则、罪恶的资本以及“大人物”们一己之欲与平等生命权利的尖锐对立，引导观众完成了一场意义与虚无的对抗。

三、悲凉社会底色的现实主义描绘

《“大”人物》翻拍自2015年度韩国榜首电影《老手》。电影《老手》能够创造的现象级票房，很大原因来自电影的现实主义描绘手法，直击韩国现实社会的痛点，“财阀”和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带来的社会之恶，以及在这种社会生态下，底层人民生活的卑微艰辛。善恶正反之间的沟壑如天堑般难以超越，即便是身为警察，也很难直击事件的真相，在财阀权势面前需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背负巨大的责任与危险才能动摇到财阀等权贵阶层的利益。悲凉社会现实的无奈通过现实主义的描绘，不仅寄托了底层人民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愿景，也实现了底层人民尊严与价值的重要想象空间。

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的社会情绪、社会愿景能够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打造与观众的信任关系，并且满足其多方面的欲望诉求，这种效果扎根于社会之中，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更加深远有力。对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而言，来源于现实，最终也回归到现实，电影世界观的建立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复原与建构，是所有虚拟世界成立的基本骨架。

电影《“大”人物》在中国本土化呈现中，也充分以现实主义描绘为重要手段，不断追问深思当下中国观众心中的爱、恶、惧、怒是什么，探究何种因素不断放大国家的病灶的负面影响。房地产、拆迁公司、待拆迁户、警察、贩毒、假钱、腐败、学区房、网络舆情、警民关系……都现实化地描绘出中国社会的病态现象。

警察作为一个公权代表，却处于一个尴尬的社会地位。刑警孙大圣必须无条件践行体制内部的命令与道德标准要求，这使得他与赵泰的对抗也掣肘甚多。一群刑警除了与黑恶势力的不断对抗外，还要抽出时间排练节目，做足警民联欢“表面工程”。并且一个身经百战、满身伤痕的老刑警，竟然还在考执法资格证，没有证就没有办法升职。这种对警察这一职业的细节化呈现，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是职业意见在现实主义困境上的具体反映。

此外在影片最后一个场景中，孙大圣与赵泰当着上百名群众的面厮打了数十分钟，围观群众却只是拿出手机拍摄一个个动作。面对赵泰招招狠厉，誓要置人于死地的腾腾杀意，并没有人伸出援手，也没有人出面制止。尤其是在明知赵泰对抗执法的情况下，还出声指责孙大圣“警察怎么能够打人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冷漠的社会现象。并将基层执法与网络舆情的冲突和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来警察作为执法者，只要是正当执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就应该有法律威严。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基层执法往往被网络舆论环境所牵累，本来一起正常的执法，往往被发到网上，就变成了不正常，以至于警察不敢执法，惧怕执法。事件的走向能够轻易为舆情所裹挟，警察的执法行为也被推上风口浪尖，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民警被舆论束缚了手脚，执法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

电影在整个基调的铺陈上，除了有权势滔天、现实无奈与暴力表达，更有超脱于善恶对立本身更大的格局与胸怀，正如公安局局长对孙大圣所说：“你怕什么，你的背后有国家。”打击权贵桀骜的黑暗势力，认可底层人民生存的自由尊严与个人价值，倡导超越资本与权利的不同阶层的同等对话权利，描绘法治社会公平公正的愿景以及正义即使到来的路上障碍重重，但永不会缺席，电影《“大”人物》用坚定的表达与宽阔的胸怀，为观众在不公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呈现了一个社会的希望。

电影《“大”人物》自上映以来，共斩获3.8亿元票房，但其原版电影《老手》票房高达1000亿韩元，折约人民币5.78亿元，票房位居韩国影史第三。单从电影票房这一方面进行分析，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电影本身与中国国情存在的“水土不服”问题，除了故事背景、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等方面需要加以本土化处理，以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尤为关键的是要抓准中国社会的社会症结问题，像《我不是药神》一样抓住大众心理需求进行深度挖掘，使之更具现实的穿透性，同时能在舆论场和社会现实中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形成一种潜在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