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虹

(上海建桥学院，上海 201306)

在电影市场的日益多元化，电影生产的日益类型化过程中，“治愈系”电影作为一种与社会文化积淀、社会心理状况相关的电影类型备受观众喜爱与推崇，并得到了一定的美学观照。而当下治愈系电影中，艺术上最为成熟、最接近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莫过于日本治愈系电影，其在叙事上也已形成了一定之规，甚至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同类电影的参照对象。在我们要谈及日本治愈系电影如何构建一个有治愈功能的场域，如何逐步抚慰观众的心灵时，对其叙事方式进行全面读解是必不可少的。

一、叙事起点与治愈前因

“即使一部影片明显地装作以截取和讲述一个人的数小时生活为目的，这一段时间过程也还要服从一个安排的顺序，至少要假设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很难与我们的实际生活顺序相吻合。”叙事起点的设置关系着电影背景、环境的交代，是观众得以拾级而上进入故事的前提。日本治愈系电影几乎无不在一开始便给观众一个悲剧性的叙事起点，主人公自电影开端就陷在一种伤悲的、受创的情境设定中。这一叙事起点的作用正是为后续的治愈提供前因。观众只有在接受了人物的阴暗的、不平衡的前置状态之后，才能为其后人物命运转向光明、平衡而感到快乐适意。

死亡是日本治愈系电影惯用的悲伤背景之一。在《白兔糖》(2011)中，年仅六岁的鹿贺凛在还没能理解何为死亡时，就不得不面对养父宋一的去世，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宋一，鹿贺凛还稚嫩地问别人父亲“不会醒来了吗”。而由于鹿贺家族一直都将她视为宋一的私生女，因此谁也不愿意抚养她，在葬礼上商量凛的生活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她从此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宋一之死带给她的是衣食起居上照料的缺乏，以及情感上的巨大伤害。而从未与凛见过面的，宋一的外孙河地大吉却出于同情而提出收养这个身份尴尬的“小阿姨”。凛于是跟着大吉去到东京，由于大吉还要忙于工作，凛被送到临时保育院中，她进入一种陌生的、关系倒错的生活当中。死亡不仅导致了凛原享有的幸福被撞碎，它也给单身青年大吉的生活投下了阴影。类似的还有如《情书》(1995)以藤井树的去世为背景，《海街日记》(2015)中以大姐在饭桌上说出已离家出走十五年的父亲去世为开端等。

极端不理想的人际关系同样是人物悲剧生活的成因。在《第八日的蝉》(2011)中，野野宫希和子与有妇之夫秋山坠入爱河，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结果不愿负责的秋山哄骗希和子堕胎，希和子在手术后就永远地失去了生育能力，秋山的妻子惠津子也在得知此事后，对希和子冷嘲热讽，雪上加霜的是，希和子身边的其他人也因为她的这场不道德的恋爱而排斥冷落她。希和子为秋山在身心上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精神一度崩溃，作为报复，也作为对自己“做母亲”执念的满足，她在一个大雨天去偷走了秋山和惠津子的女儿惠理菜，显然，惠理菜也将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她得到的亲情势必是畸形的。希和子、惠理菜和惠津子，都是受害者，都是在日本男权社会中承载着负面感受的可悲女性。

可以说，电影在“扬”之前，都对观众在情感上进行了充分的“抑”，给观众制造了忧伤、抑郁的情绪。其他国家的治愈系电影，如中国的《滚蛋吧，肿瘤君》中熊顿突然罹患癌症，《失恋33天》中黄小仙得知相恋七年的男友出轨等，也都是与日本治愈系电影相似的，以死亡或不理想人际关系让人物以悲伤、消极的初始状态登场。

二、叙事线索与情感交流

在治愈系电影中，叙事主线通常为人物从一种悲剧的、边缘化的生活中慢慢走到正常，矛盾得到解决的生活中。一般而言，治愈系电影并不追求情节的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甚至会故意选择平直的讲述方式和舒缓的讲述节奏，绝少以剑走偏锋、突兀离奇的转折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是以琐碎、普通的事件拼接成全片面貌。例如在《子狐物语》(2006)中，太一遇上了被母亲遗弃的小狐狸，将它送到了当地的兽医，同时也是太一母亲律子在大学时的恋人矢岛幸次的诊所里。因为发现小狐狸没有视觉、听觉和嗅觉，情况和海伦·凯勒近似，幸次便给它起名为海伦，尽管幸次认为小狐狸活不了多久，太一依然决定要好好地抚养海伦，带它到海边共度夏日时光。电影便是由太一、幸次等人耐心地给海伦喂奶、喂药，以及一起散步、合影等组成。由于海伦的残障，太一等人对它的照顾并不轻松，发病时更是让人难以忍耐，人和人的关系也因为这只小狐狸而变得微妙起来。最终，海伦并没有康复，其身体在稍有好转后每况愈下，最终死在太一给它在海边搭好的鲜花中，它和太一等人只相互依偎了三个星期。从整体来看，电影只是平直陈述这段时间中的细微、恬淡小事，观众甚至能在海伦刚刚出现时，便预料到故事的结局，电影并不以富有曲折性，或跳脱观众审美期待的情节取胜。而由于这些细碎事件中充盈、积聚着人物涌动的情感，或者说，人物复杂幽微的情感正是在诸多平凡小事中得到动态的层叠递进，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心灵交流也在这种四平八稳的叙事中得以完成。如前述《子狐物语》中，遭受了丧妻之痛的幸次正是在照料小狐狸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生命、对幸福和对家庭的态度。又如在《海的盖子》(2015)中，阿治、真理和小初三个各怀心事、经历各异的年轻人在一个夏天聚集到伊豆海滨小镇中，因为倾诉和合作，逐渐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同时也各自与自己达成了和解。真理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在小镇开刨冰店，因为这是自己童年的梦想，可是小镇早已不再人流如织；阿治则是为了子承父业而留在小镇子上，小镇的萧条也让他产生着焦虑之情，不知是去是留；小初则遭遇了惨烈的火灾，不仅失去了奶奶，脸上还留下了大片疤痕。而三个人就在慢慢地装修小店，经营小店，闲来时在海边游泳，捡贝壳，在榻榻米上睡觉闲聊这样的悠然自得、不图荣利的生活中，重新完成了对自我、对故乡的寻找。

类似的还有如《佐贺的超级阿嬷》(2006)、《乌鲁鲁的森林物语》(2009)等。电影往往只以几个普通人相依为命的生活片段组成，人物克制、隐忍着各自的情绪，他们大喜大悲的过往都隐没在平凡无奇的柴米油盐生活背后。但人物的情感与心意都在生活中有所流动，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温馨，充满理解与宽宥，治愈的种子也由此播撒进观众的心田。

三、叙事空间与审美介入

就空间而言，日本治愈系电影通常都指向家庭空间、自然空间的方向，观众被催动着从日常生活、大自然中获取滋养，得到疗愈，最终感悟到创伤生命在这种空间中得到的审美化生存。如在《步履不停》(2008)中，纯平的忌日使得横山一家聚集到小镇的家中，主人公们扫墓、散步聊天、一起看电视、接待客人等活动，包括一些斤斤计较的龃龉，欲言又止的无奈，都发生在家及其附近的空间中。导演是枝裕和以电影展现出了真实而沉重的生活原貌，观众犹如横山一家的客人，在目睹了他们的这一段生活后，能感悟到死亡和悲戚无可避免，但生活中总是隐藏着某种令人欣慰的脉动和活力，生活是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但人又是“步履不停”的。

家庭空间是观众所熟悉的，也是观众容易忽略的生命存在空间，家庭日常生活也有丑陋、庸俗、滑稽的一面，而日本治愈系电影则高度重视家庭空间，将人在其中的柔弱、本真，将人的“小我”纳入审美视野。这是一种对潘知常所说的，对西方“铁和血的双色之梦”审美的突破。

除此之外，自然空间也为日本治愈系电影所钟爱，人物的重塑自我，战胜心理梦魇，往往都是发生在自然空间中的。“日本人由于受日本国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影响，感觉文化特别发达，他们终年在缤纷的自然色彩中生活，对于自然的视、触、听、嗅等感觉都是非常敏锐的。”如《小森林夏秋篇》(2014)中，市子从东京回到世外桃源一样的故乡小森，在老宅复原母亲曾用当地食材做出的美食，偏僻的小森为青山绿水所环绕，市子在这里种水稻，摘野菜，拥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类似的还有如《夏威夷少年》(2009)、《幸福的面包》(2012)等，青山碧海等自然空间成为人们抵御奔波忙碌，抵御机械化枯燥生活，获得更好精神状态的场所。

四、叙事结局与治愈实现

结局是电影叙事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主要人物命运得到交代的部分。日本治愈系电影通常会设计一个温暖的结局，人物的情感最终得到圆满与升华，银幕内外的人由此得到共同治愈。如在《佐贺的超级阿嬷》中，自幼丧父，又被在居酒屋工作的母亲骗到故乡佐贺“抛弃”的昭广，与超级阿嬷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两个人的相处越来越融洽。超级阿嬷的“做人不能小气，不过，节约是天才”“真正的体贴要做得让人不觉得难堪”“天底下有两种穷人，一种是消沉的穷人，一种是开朗的穷人，我们要做开朗的穷人”等生存智慧深深地影响了昭广，并没有什么高深文化与丰富经历的阿嬷为昭广的人生打下了一束光芒，昭广在缺少父爱母爱的情况下依然能拥有稳定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依然能有健全的人格。类似地，《乌鲁鲁的森林物语》中，一人一狼也都实现了健康成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开阔天地；《山中的汤姆先生》(2015)中花和阿时享受到了与钩心斗角绝缘，“有自由、有书、有花、有月亮”的圆满人生等。

治愈系电影的温暖结局，有时甚至是具有奇幻色彩的。例如在《向阳处的她》(2013)中，奥田浩介与渡来真绪在读书时便萌生了青涩的恋情，十年之后，两人又在职场上相遇，陷入热恋当中。而浩介终于在许多反常的事情中发现，原来真绪是一只来报恩的猫，而由于猫和人寿命的不同，两人注定要分开。然而因为猫有九条命，真绪最终还是会来寻找浩介，再续前缘。在对电影的接受中，观众自身的情感缺憾得到了弥补。

无疑，一旦电影中，人物无法走出悲剧性的前置情境，人物的生活自始至终是看不到希望的，那么电影带给观众的伤害显然多于抚慰，观众难以从叙事中得到一种积极乐观的力量，而是对人生和社会充满悲叹与怀疑，电影的治愈性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这种理想型的叙事结局尽管未必符合观众的现实经验，但它对于疏导、调节观众的身心，宣泄观众的压抑情绪，最终达到治愈效果，是极为必要的。

综上所述，日本治愈系电影在叙事上，往往以悲剧性的叙事起点，埋下治愈前因，随后在平直舒缓，着眼于温馨日常生活的讲述中，让人物逐渐走出困境，并最终以温暖积极的结局来实现治愈效果。同时，家庭与自然空间是日本治愈系电影中常见的叙事空间，正是在电影人对家庭、自然相关元素的调用中，观众对电影的感受与判断被影响与操纵，日本治愈系电影对柔弱、“小我”的审美思维也由此显现出来。在人们无法避免现实生活给心灵造成的打击与困顿时，日本治愈系电影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元素，与观众产生一种良性的情绪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