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凌波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科技处，广东 广州510225）

一、“陷阱”抑或“一元化”？中国劳动力转移模式的两种结果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模式：一个特殊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从乡村到城镇化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18年，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已达28836万人[1]。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核心解释理论是刘易斯模型。经拉尼斯和费景汉修正后的刘易斯模型包括两个转折点，一是由于农产品短缺而导致工人工资上涨的“短缺点”，二是农业工资水平由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决定的“商业化点”。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二元经济只有顺利跨越“商业化点”，才能进入自主增长阶段，成功实现二元向一元的转型。当前许多学者在讨论我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提及的绝大多数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即短缺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如果仅仅面临短缺点，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有学者对我国何时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还需要220年才能迎来“第二拐点”[2]，这显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进一步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转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有研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劳动力具有异质性、工业部门发展路径为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型[2]。该模型提示当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均存在缺口，即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方面，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真正转移到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在吸纳劳动力时无法吸纳到能够真正推动工业部门进步的劳动力。这一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民工荒”和“就业难”的问题。

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和刘易斯模型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偏差：一方面，大批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且面临转移的困难；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真正需要吸纳的劳动力得不到有效供给。简单套用刘易斯模型来分析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过程，无法为我国劳动力转移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

（二）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可能导致的两种结果

1．城镇失业加剧，产业转型升级困难

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影响下，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难题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经济发展停滞。首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加剧。我国失业人群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就业困难群体，二是大学生失业群体。其中，农民工群体由于学历低、技能缺乏导致其大多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成为面临失业高风险的人群。据统计，2016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仅为35.1%，比2015年下降1.1个百分点[3]。根据哈里斯-托达罗建立的托达罗模型，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来自于进入城镇后的预期收入。由于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明显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因此对于那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即使他们知道在城市找工作很困难，但只要在城市有可能获得比在农村更好的预期收入，他们仍然会选择进入城市找工作。托达罗模型中，如果一个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大，城镇预期收入就会高，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会过量，失业率就会有增无减[4]。有关研究还证实，我国还存在明显的失业回滞现象，即一旦经济中的失业率升高，其中一部分就会转化为自然失业率而长期持续；此后即便经济恢复正常，失业率也只能回复到新的升高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上，而不会恢复到冲击前的水平[5]56。可见，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进程中面临的困局可能导致的失业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次，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将面临困难。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制造业水平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下游，生产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低、单价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三低”产品[6]。如果我国产业发展不能及时升级，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受阻。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实现从科学发现和知识创新，到新知识、新技术孵化，再到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但由于当前我国劳动力结构中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如不能及时填补缺口，将延缓我国的产业升级步伐，经济发展从二元到一元的转型步伐也会大大减缓。

2．“短缺点”和“商业化点”重合，直接进入一元经济体系

上面的分析已经充分证明我国劳动力转移模式无法按照刘易斯模型的方式进行，即不是按照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劳动力剩余状态结束—进入一元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而是在整个转移过程中，劳动力剩余和短缺会长期同时存在。那么，中国应当如何避免上文所描述的严重后果，顺利实现经济发展从二元到一元的顺利转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劳动力的整体技术水平。拉尼斯和费景汉通过研究，也明确提出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将会使‘短缺点’和‘商业化点’重合，或者说只剩下刘易斯模型中的一个‘转折点’”的观点。研究提出，如果能够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提升两个部门的技术水平，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将跳脱出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直接迎来一个全新的拐点，这一拐点将比原模型中的第二拐点来得更早，从而成功完成劳动力转移[7]。

二、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对教育改革提出要求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要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依靠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的技术进步，促进“短缺点”和“商业化点”的重合。技术进步的实现必须依靠具有创新性的高级技能人才，需要我国教育根据劳动力转移需求，适时进行改革，使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相匹配。当前，中国劳动力转移模式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填补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缺口”和“供给缺口”，加快劳动力转移进程

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吸纳缺口（工业部门无法吸纳到优质劳动力）和供给缺口。其中，“吸纳缺口”包括两大类人群，一是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见表1），他们是我国今后就业困难的主体；二是大学生群体中的失业者。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程度远超城镇化的背景下，进入城镇后就业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学生群体中的失业者则是由于其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造成的。“供给缺口”表现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急需的高级技能人才紧缺。据有关研究预测，未来我国制造业十大领域人才供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见表2），如果不能及时填补这些缺口，将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发展和改革中尽快填补劳动力结构中的“供给缺口”和“吸纳缺口”，加快劳动力转移进程，是亟须解决的第一个关键问题。

表1 需转移的新增农村劳动力数量预测（单位：万人）[8]

表2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培养数量需求预测[9]

（二）化解农业部门人力资本难题，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是实现“短缺点”和“商业化点”重合的前提和基础。拉尼斯和费景汉明确指出，“商业化点”是指农业部门的商业化，即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由市场来决定，意味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水平偏低，农业政策支撑力度弱，农业保险深度和科研投资强度指标差异大。[10]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促进我国劳动力实现成功转移的基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大量资金、技术的支持，但更需要大批致力于建设新农村、实践新农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作为人才支撑。当前，由于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留守在农业部门的主要是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留守妇女只能维持原有的农耕活动，留守儿童最终仍将流入城市。有研究显示，那些中止学业的留守儿童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极有可能加入流动人口的队伍中，成为“新生代农民工”[11]，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不愿留在农村，希望能够到城市工作、生活。可见，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面临着人力资本短缺的困难。着力解决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短缺难题，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亟须解决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三、教育改革：致力于“短缺点”和“商业化点”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的各项能力，使人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要解决上述两个关键问题，促进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针对我国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基于“刘易斯第一拐点”提出的，主要讨论在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前提下如何创造新的人才红利，改革措施包括开展农民工教育与培训，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等。本文的分析已经证实，刘易斯模型无法完全解释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要顺利实现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只有实现“短缺点”和“商业化点”的重合，促进一元经济提前到来。这一结果的实现需要教育领域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农民工培训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固然必要，但仅仅依靠上述两个方面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完成。本文认为，教育改革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结合产业需求，提高产业的人力资本附加值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技术创新、高技能人才供给成为决定经济是否能够顺利转型的关键，要求教育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附加值。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压力。刘易斯模型指出，劳动力转移模式要实现“短缺点”到“商业化点”的重合必须以推动技术进步为基础，提高产业的人力资本附加值。而人力资本附加值的提高需要依靠教育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产业人才。因此，在对我国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注意高校、中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另一方面应当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只有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熟练技术的人才，才能为我国当前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推动我国产业顺利转型升级，使经济发展成功跨越刘易斯拐点。

（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产业人才的职业技能

职业教育是支撑中国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促进“短缺点”和“商业化点”的重合，不能再延续传统上狭隘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必须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传统的职业教育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的本质区别在于，传统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割裂开来，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份职业，是谋生的工具，教育中重视职业训练；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主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不仅要重视学生技能的培养，也要重视品德教育、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科研能力等其他方面能力和素养的培养[1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当是一个纵向延展、横向融通的“包容式”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纵向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又分为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13]，其中，初等职业教育主要进行职业启蒙；中等职业教育主要进行职业准备，培养职业理想；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则是获取职业能力、培育职业素养的阶段。横向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起来，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相互渗透和融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仅包括简单的中职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从小学阶段开始进行职业启蒙，一直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各级各类人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教育不再停留在简单的技能培训阶段，而是着眼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职业教育，重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重视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素养、职业能力的综合培养。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以优化我国的劳动力结构，有效填补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吸纳缺口”和“供给缺口”。目前，我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要求产业结构必须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推动我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要素驱动战略”强调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不同，“创新驱动战略”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技术创新要求教育部门能够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这一梯队应当由精英研发人才、工程师、高技能工人和一般产业工人组成[14]。这一人才梯队，需要依靠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才能提供。可见，只有树立大职教观，建立起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能真正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实现“短缺点”和“商业化点”的重合，成功完成劳动力转移。

（三）完善进城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农民工的职业技术进步

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依然庞大。这一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水平低而成为城市中的就业困难群体，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还会加剧。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在城市顺利就业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推动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政策文件，但我国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经费不足、组织化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有研究证实，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当前工作是否接受过培训没有显著关联[15]；农民工的技能状况并没有在行业分布中得以明显体现，低技能与高技能农民工的行业结构基本相近，反映出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低[5]75。

要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质量，应当加快推动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终身教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农民工职业培训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对于推动农民工职业培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终身教育倡导一生持续学习的理念，可以提升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持续的学习中不断提升就业竞争力；其次，终身教育重视各级各类教育的融合与沟通，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促进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承担其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责任，可以有效弥补当前农民工职业培训中存在的责任主体不明确、培训模式单一、培训内容实用性不强等问题。目前，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初级阶段，政策法规不健全，社会各界对终身教育的认识碎片化、简单化。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加快出台一系列明晰的法律法规来指导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工作，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结合起来，依托终身教育体系提升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农民工群体顺利向工业部门转移。

（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系统，促进农民职业化

刘易斯模型中的“短缺点”和“商业化点”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城乡差别的消失，而城乡差别消失的基础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职业农民是今后农业部门的主力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体。研究认为，职业农民的内涵包括：（1）从事农业或与其密切相关的活动；（2）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爱农业、讲文明、守法纪、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3）农民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16]。显而易见，职业农民是从事农业工作的技能型人才。职业农民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依靠简单的培训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教育内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目前，我国职业农民培养工作才刚刚起步，面临着制度不健全、经费不到位、意识淡薄、宣传力度不够等一系列问题，急需通过改革，加快职业农民的培养步伐。首先，在农村基础教育阶段应当注重培养部分学生树立职业农民的理想，使他们认识到，留在家乡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也可以实现人生理想，成就一番事业，这一措施可以为农业发展留住一部分人才；其次，对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行职业农民的培训，由政府提供充足的资金，委托农业高校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委派一批具有扎实农业知识、掌握农业现代化技术的高级人才授课，保障培训质量和水平；第三，应当鼓励农业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目前，许多农业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即转行，不愿意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更不愿回乡创业，造成农业部门大量人才流失。针对这一倾向，应当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农业专业大学生回乡创业，使其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领军人物，带动农业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