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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博弈的基本逻辑

2020-11-12郭旭

时代人物 2020年19期
关键词:中美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博弈;东北亚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郭旭(1996-),男,汉族,吉林汪清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外交、东北亚国际政治。

利益碰撞决定战略博弈的形态

战略利益的深化扩展改变博弈的领域

对于中美而言,双方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所谓历史的,是指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一直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两国国内社会和所面对的东北亚地区战略形势的变化而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所谓具体的,是指一定时期内,尤其是现阶段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是多样性的统一,且两国间战略利益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从而也决定了中美东北亚战略博弈形态也必将更加复杂。

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与两国对战略空间的认定、维护和拓展,以及两国战略能力的运用、增长与对比相联系。新形势下,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化和发展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与中国不同,美国在其东北亚战略利益的深化与拓展中显透出超级大国的战略定力,无论是面对冷战时期的苏联还是新世纪的中国,自始至终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作为第三势力或者中立集团,在东北亚地区以独立一极的姿态挑战其霸权。

战略利益的交织碰撞制约博弈的样式

从历史发展看,冷战期间中美无论是战略对抗还是战略协调,两国的战略博弈形式“非此即彼”,界限十分鲜明,前者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浓厚,后者则表现为意识形态对安全利益的让位,显示出中美源于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有限度的,而“国家外交与国际决策都是重利的”。

一方面,中美东北亚博弈成分中“敌大于友,竞争多于合作”。这是因为中美合作关系与对抗、竞争关系的基础并不相同,前者源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后者则源于两国的冲突和对抗性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选择性使用“合作性施压”的策略。两国战略利益之间彼此交织、碰撞的日益复杂,以及中国维护战略利益的相对弱势,使得美国日益重视“合作型施压”博弈策略的运用。所谓博弈中的“合作型施压”,其实就是指美国借助其在东北亚地区军事同盟、中日领土纠纷,以及朝核问题,积极利用其全球的权势地位与国际话语优势,提出有利于己的合作概念、合作规则及合作方式,在沟通平台、议程创设、机制制定上竭力牵制中国,稳固其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进而对中国施加影响,引诱和迫使中国做出让步。

战略利益的维护意志影响博弈的动力

中美两国护持东北亚地区战略意志的增强,不仅源于两国实力的发展,也源于两国东北亚战略博弈的持续深入。特别是2010年,中国跃升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谋求获得与自身实力地位对称的国际权力成为了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客观上使得两国作为崛起国与守成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大大加深。

随着中美双方核心利益内容的不断丰富、双方对非核心战略利益维护意志的不断强化,以及美国对维护其所谓的“世界灯塔”的大国荣誉和中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都在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美在东北亚,甚至由此带动了中美在全球战略博弈的进程。特别是特朗普成为总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一系列的抹黑中国的言论和对华贸易战使得中美关系的走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环境认知左右战略博弈的选择

战略环境价值认知差异巨大

在中美东北亚战略博弈中,中美两国是主体,同样就东北亚地区而言,两国享有的战略环境有相同也有不同,其中相同的部分为两国共同面对的国际战略形势,从学理上可将其称为“事实战略环境”。中美视角下东北亚战略环境的这两个层面,主要体现的是两国在面对具有客观性和自在性的相同战略形势下,因对价值关联不同而对战略环境产生的认知差异,例如朝鲜半岛、美国的军事盟国、争端中的领土问题等,既是两国对现实意义而言凸显的重要关切,也是两国对战略环境而言所存在的认知和分析上的重大差异。

应然战略环境看法相去甚远

战略博弈具有对抗性,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博弈方的最佳策略取决于其对另一方行为的先期预测”,两国在实施战略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始终要针对主要威胁和战略对手进行博弈。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所面对的比如:在朝鲜半岛、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以及中日领土纠纷等诸多问题,对于中美而言尽管都属于战略环境分析中的一部分,但它们之于中美两国均具有极与不同的价值关联,中美两国对此类战略环境“应如何”的认识也大相径庭。尽管中美两国面对的东北亚战略环境在客观上同为一体,但由于对其战略价值和期待达成的目标不一,因而在战略判断上就必然出现差异。

其他因素增大韩略博弈的变数

域内其他国家的成略考量

参与东北亚战略博弈进程的其他行为体主要由域内的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蒙古构成,它们彼此间越益频繁和复杂的战略互动走向与力量均衡对比,不仅深刻影响着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还时刻牵动新战略博弈大国的敏感神经。

首先,韩国在大国东北亚战略博弈中有重大影响。韩国在战后以来长期以对美外交为主,并受韩美同盟影响,其在东北亚地区中特别是在安全事务领域的独立作用受到明显抑制。尽管如此,历届政府依靠持续推行的積极外交政策,近年来抛弃了对韩中关系和韩美同盟间的“零和”认识,探索与“中美等距离外交”的有效路径谋求所预期的最大化利益,在原有“两难”选择的局面上产生了与中美两个双边关系“双强化”的战略趋向。韩国在与中、日、俄大国外交和东北亚地区事物的处理中也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格局。

其次,朝鲜在大国东北亚战略博弈的作用绝不可小觑,朝鲜自冷战以来便是地区内地缘政治的“绝对中心”,朝鲜核问题更是“当今世界所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国际冲突管理问题之一”。朝鲜经济上被排向边缘与安全上成为焦点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加之朝鲜国内的独特政治和经济生态,合力影响到朝鲜面对大国特别是中美东北亚博弈的战略考量,形成了对中国既依赖又防范,对美国既对抗又期待,对俄罗斯既向往又怀疑的对外政策矛盾双重战略悖论。总之,朝鲜同东北亚大国的关系已经清晰勾勒出其一贯“强硬与灵活”相结合的外交风格。

再次,蒙古也成了影响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博弈的因素之一。蒙古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密闭于中俄两大国之间,是沟通东北亚与中亚两大地缘政治板块的咽喉,其辐射出的地缘政治板块自始至终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冷战后,蒙古奉行“等距离”、“多支点”、“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在强大邻国之间寻求一种相对平衡”。因此,蒙古巧妙利用中俄在对蒙古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其相互制约,借助美日发挥反制中俄地缘压力的作用,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有学者将蒙古国21世纪初的地缘政治战略概括为“平衡与反制”。但蒙古作为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纵横挥阖一旦把握不好,亦会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竞技场,最终得不偿失,引火烧身。大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战略形势究其关节点而言,是朝核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几近形成了中国背靠俄罗斯与美日竞争的形态。因此,东北亚地区的韩国与蒙古就自然成为了两个当前没有“固化倾向”的可争取对象。

国家成略目标的极端追求

在东北亚地区,大国的战略博弈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走向大抵可控。但是,由于各自对其所支持的域内其他国家的控制未必如愿,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结局。可以说,在东北亚地区,每一个域内中小国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两个大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区域内每个中小国家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与大国有所关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过去、现在及未来看,朝鲜的行为最难控制。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小国家之中,蒙古嵌于中俄之间,局势相对稳定;俄罗斯尽管同日本有领土纠纷问题,但其与日本在内的各国间关系也基本稳定;日韩之间虽存在历史纠葛和领土争端,但同作为美国的盟国,其关系也尚不至于出现严重冲突。因此,朝鲜就成为充满不确定的国家。朝鲜一直主张实现国家统一,而且坚持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实现统一。朝鲜对自身安全和统一意愿的极端做法,必然导致韩国惊恐。因此它只有两条选择:要么自己发展核武器,要么引进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抑或对朝鲜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国家战略互疑的恶性循环

尽管,美国倡导接纳一个繁荣的中国,中国在新军事战略中也明确做岀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态势可望保持”的战略判断。但是在东北亚地區,并不排除中美两国在“努力对彼此施加影响并塑造第三方的观念和政策时”引发博弈失衡。可以预见,致使失衡的潜在不确定因素主要存在于中美之间、中国或美国同域内他国之间,其中既有常规范围内的失衡,也有涉及核领域的失衡。

首先,是中美之间。两国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防范和低度互信是不确定因素存在的基础条件,两国间矛盾调和失效所导致的冲突性战略利益碰撞又构成不确定因素引爆的成因。从两国东北亚战略空间视角分析,不确定因素主要存在于海空、网络以及太空。其一是存在于海空空间的美对华抵近侦察。近年来,美对华海空抵近侦察距离不断缩短,频度也不断升髙,不仅为我海空防御力量制造压力,且极不利于中美两国和平。其二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主要包括信息推动、商务盗窃、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四个方面。其中,不确定因素存在于间谍活动中的可能性最髙,原因在于其难以有效管控,又介于传统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的模糊联系之间,因此最有可能引爆安全失衡,甚至引爆国家间冲突和战争。中美面对这一大国博弈和军事竞争的“新领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正面临无先例可循的窘境,如若处置不当或被利用,极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和放大。

其次,是中国或美国同域内他国之间。其中,不确定因素最可能存在于美朝关系与中日关系之中。其一是存在于美朝关系中的美国会否因朝核问题做出战争选择。美朝关系的最主要根结是朝核问题。美方也长期借此巩固美韩和日美同盟,不断强化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二是存在于中日关系中。中日两国关系有皆极深的历史纠葛和现实领土纠纷,因此极为脆弱。其中,历史观问题、战争遗留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右翼仇共反华问题、日本政权更迭问题以及领土纠纷问题容易交织发酵,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上升引发的政治军事右倾化与中日领土纠纷的相互作用更容易使得中日两国走向冲突甚至战争,进而引发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甚至是东亚国家的全面对抗。

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几乎都可能超越常规范围而触及到核领域层面的安全失衡。从威胁强度看,朝韩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威胁最大。但是,从不确定因素的爆发机制看,既有其单维度独立爆发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具有多个不确定因素发生系统及动态效应的可能。因此,对于东北亚地区潜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对中国而言,必须要不断加速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增进积极防御的核心竞争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特别加强东北亚方面的战略预置就由此成为了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王俊生.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争论、共识及超越[J]教学与研究,2020(04)

[2]李熙玉.中美贸易摩擦与东北亚共同体的探索[J]东北亚学刊,2020(02)

[3]李枏.中美竞争时代来临时的东北亚[J]世界知识,2019(14)

[4]姜龙范.“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的危机管控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J]东北亚论坛,2018(27)

[5]王俊生.“一带一路”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可行性及其路径[J]国际安全研究,2018(36)

[6]金强一.朝鲜半岛状态:中美战略博弈之聚焦点[J]东疆学刊,2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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