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 亭

多出来的一块五

还没上高中之前——那个苦涩潮热的夏天，我因为中考不如意懊丧郁闷已有多日，枯坐一室，在一本书开开合合的须臾，我跟自己说：写下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时候虽然苍白羸弱，但上唇和下巴早生满了绒绒细须，俨然是个成年人了。成年人得对自己负责。就某些既定的物事，我断不会作过多的幻想，大不了去最差的高中，或者上职高也是一条出路。关于日渐荒废的学业，老师怀疑过我早恋，家人自责对我疏于管教，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其实这和我终日写写画画梦想成为作家有着必然联系。上课的时候别人专心用功，我却埋头在看小说。除了写的作文偶尔让语文老师另眼相看，其他老师已经放弃我这不可雕琢的朽木了。对于那个曾经的尖子生，他们觉得找我谈一次话都是多余的，这让我觉得任何职业都有它世俗的一面。

两个月之后，我去了距县城三十公里外的四中。我们校长给高一新生训话时说：你们不能自暴自弃，既然来到四中，就应该比其他高中的学生更加努力。再说了，我们四中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八十年代，你们的一位师兄就考上过北京大学。我听见站在后边的同学在议论： 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还拿出来说，自暴自弃的怕不光是我们这些学生吧？所以，一开始我就认清了现实，心安理得地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看闲书了。

我唯一期待的就是上作文课。我们的语文老师刚从大学毕业，长得高高瘦瘦，青春期的男生觉得她漂亮，大家都很喜欢她。对待高中的教育事业，她还抱有一点浪漫主义色彩，她反对题海战术，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她不但帮我们从图书室借经典名著，还自掏腰包买些像《美文》《萌芽》《小说月报》和《中国校园文学》这样的刊物，让我们在作文课时传阅。而且几乎每次上作文课，我的作文都会被当成范文朗读。每当她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我那些模仿得拙劣的文字时，我就有些想入非非。她给了我自信，但同时也纵容了我。结果期末考试语文我考了98，化学却只有27 分。

高一下学期，她鼓励我可以投稿试试。我把平日的作文誊抄了一遍，郑重其事地装进信封，寄往那些梦寐已久的城市。等待是漫长而焦灼的，两个月过后，既没有回信，也没有退稿。我想我得把标准降得更低一些，那些杂志都很老牌，也很大牌，他们才不会刊发一个寂寂无名的高中生习作。每当放月假的时候，我都会到县城的书报摊待上半天，最终选择一两本征文广告比较多的杂志。当我再把那些作文一个标点也不改就誊抄了寄出去后，奇迹发生了，一个月里我陆续收到了几封用稿通知。虽然都需要我先寄去版面费，但还是让我兴奋得有点飘飘然。苍天有眼，我总算在向自己的梦想靠近。

不过接下来我得有所取舍，要是每篇都想发表，我当月的生活费还不足以支撑那么多版面。最后我选了一家名叫《文艺中国》的杂志，其实也没别的，只是因为它的名头大，看起来挺唬人。我匆匆地把钱汇了出去，开始幸福地等待钢笔字变成墨香阵阵的铅字。但一直等到高中二年级，也没等来我心心念念的样刊。我按照信封上的电话打了过去，只响了两声那头就接通了。我礼貌地说明了打电话的意图。对方说：我记得你，羊亭，你的字和文章写得都不错，我们编辑部前两天还说起你呢。他侃侃而谈，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我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说他叫高凡，我一连说了好几遍高老师好。他接着说：来稿量太大了，但杂志的版面有限，你的文章还得再等两期，我们是双月刊，所以还要四个月。我又连说了几次谢谢，准备挂断电话，但还没完，高老师又说，鉴于我的底子还不错，他准备推荐我加入中华文艺协会，协会是他们杂志的主管单位，入了会，以后发表作品就更方便了，可以减免或免收版面费。天大的馅饼居然会砸到我的头上，我的心跳很快，脸上滚烫，忐忑地问：我行吗？高老师说：不试试怎么会知道，我会极力往上推荐，等我的信吧。

一周过后，我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信，还是挂号信。信中详列了入会的说明，并附了两张表。一切都不是问题，我很快就填妥了表，又去照相馆拍了两寸的免冠照。但面临一百五十元的会费，一下让我有些犯难。农村高中的学生都没什么钱，再说我也不好张口向同学借。后来我想到了语文老师，她倒慷慨，也不问干什么用就借给了我。在邮局填汇款单的时候，我有稍许的犹豫：信是叫高凡的人寄我的，收款人怎么叫柳咸江？ 后来又想一个协会那么大，凡事都高老师来做，那还不忙疯了。没多久我又收到一封挂号信，我的照片贴在盖了中华文艺协会红印和钢印的会员证上，竟然是那么的光彩照人。这在我们班引起了短暂的小小轰动，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可是我的文章却一直没有发表出来。我又打去了电话，听上去像是高凡的声音，但人家却说打错了。我核对了一遍，又打，对方直接就挂断了。

时间过得很快，两年多后，我在北京郊区一个叫康庄的地方上汉语言文学课，名正言顺地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写作。我写了不少，发表出来的却寥寥。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打电话的说他姓陈，是《长城文艺报》主编，看了我给他们寄的稿子，觉得还不错，最近会发表。他还问我课程是否紧张，如果周末有时间，让我去一趟编辑部，他想找一个实习生。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早饭也来不及吃便坐上了919 路公交。在沙河北大桥站下车后，因为人生地不熟，我又不想去电话叨扰，于是花三块钱打了个“蹦蹦儿”（一种火三轮），告诉司机去民园小区。

我没料到他那么年轻，居然还是个和尚。别人叫他的法号空一，我叫他陈老师。他说的编辑部，其实就是小区底楼的一个四居。客厅里摆满了书刊，长椅旁的小茶几上悠悠燃着一炷檀香，在循环播放的佛乐声中，我感到有些亦真亦幻。他带我看了看他编的书和报纸（其中诗书画印者居多），又看了即将刊登我那篇小文的报纸清样，简单交代了一下我周末要做的事。然后，我们和另外两个人一道，去隔壁屋煮起了素火锅。他们天南海北地聊起来，我未敢多言，只静静地听着。他们说到的人名有些听起来耳熟，有些则完全生疏。空一见我略有点怯生，叫人给我倒了杯白酒。我说你不是出家人吗？ 他笑道：我自然要守戒，酒是为客人备的，你可以少饮一点。白酒配上川味素火锅，虽是在冬日的北方，身心却都一阵热乎乎暖融融。

返回学校前，空一问我有没有办公交卡。我说没有。他于是在抽屉里一阵翻找，递给我一张。他说：以前一个朋友留下的，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钱，用公交卡比给现钱实惠。

上车我刷了卡，刻意看了看显示的余额，居然有一百六十二块五。虽然中午那杯白酒让我有点上头，但那一眼我却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我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手里攥着那张旧公交卡，它的背面已稍显粗糙。我把它翻了过来，原来背面粘了一块贴子，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我凑近一些看，很快就辨认出了“柳咸江”三个字。世上同名同姓的人不在少数，但在这小圈子里叫柳咸江的可就难找第二个了。这太不可思议，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心想这世界怎么会这么小。

我本想靠在椅背上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当初那个急功近利的自己，年纪轻轻的眼神中充满了焦虑、渴望。我一直到高三才把语文老师的钱还上。紧巴巴地过了一段时间，我把中华文艺协会的会员证撕了，再提笔要写点什么老是心不在焉，觉得无比的郁闷烦躁。我那么迫切地想被人认可，却反遭愚弄戏耍，我太不甘心了。我变得谨小慎微、疑神疑鬼，甚至无意中伤害了两个朋友，从此绝交。要是能回到从前，我真想告诉自己： 其实吃亏上当在所难免，那点经历并不是坏事，再说你终究并没有失去什么。

我真没失去什么吗？ 当时寄出去的一百五，不是变成了现在手上的一百六十二块五？ 这让我一个无神论者突然坚信了因果之说。我在心里盘算着，像个得了便宜的老农。一百六十二块五，这真是个奇怪的数字。要真有神灵庇佑，算上从康庄到沙河北大桥车费八元、坐“蹦蹦儿”三元，也该是一百六十一才对。怎么会多出来一块五？是利息，还是觉得我应该吃个早饭？

我越想越清醒，越想越无法入睡。不知不觉康庄已经到了，我该下车了。我精神恍惚地下了车，缓步朝学校大门走去，这时一个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摩托从身边经过。我拍了下脑门，猛然想起当初汇款的时候给了一块五的手续费。我自言自语道： 这就说得通了。

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流行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它被编进流行歌曲里，出现在电视公益广告上，甚至还有不少类似的心灵鸡汤读本。

刚毕业那会儿，我们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除开交房租、上下班乘车、中午吃饭和充手机卡后，实在所剩无几，每月才到二十号就已囊中羞涩。我们不得不算计着过紧巴巴的日子。我工作的那家杂志社由于经营不善，已经三个多月没发一分钱了。还好房租是按季支付的，后面一段时间我们不用为那笔开支发愁。但女友说，再紧紧吧，万一等三个月你还不发工资呢？真是乌鸦嘴，最后居然被她说中了。接下来，我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只能就着咸菜喝红薯稀饭。虽然中午可以稍稍改善一下伙食，但还是顶不住一直这么个吃法。我对她说：我们可不可以煮两袋方便面？她说：想吃泡面你不会中午吃？ 她还告诉我，你该戒烟了，烟有什么好抽的，吸进去又吐出来，伤害身体不说，还污染环境。跟着我一起吃苦她都没太多抱怨，我能有什么好说的？从此之后，我很少再在她面前抽烟。

那天我借故加班晚回，和我们的编辑部主任老魏在办公室泡方便面。他比我大一岁，但看上去比我老成持重许多。他吃得有些心不在焉，几次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了口。他问我身上有没有多余的钱，如果方便能不能借他两百。我感到很为难，别说两百，五百我都想借给他，可我当时连一包“中南海”都买不起。

我们走出温暖的办公室，来到十二点寒冷的北京午夜街道。飕飕的北风扑面，我不自觉地竖起了棉衣的领子。都这么晚了，街上竟然还有不少和我们一样没有回家的人，煎饼摊的小贩、加班晚回的工薪族、吵架的情侣……从他们疲惫的身影和模糊的脸上，我看到的是无奈、苦闷与艰辛。

我花两元钱买了包“大前门”。老魏点燃一支烟，骂了句他们老家的粗话，说我是为了文学理想才来北京的，到头来理想成了幻想，连生活都过得这么拮据。当时他和交往多年的女友刚分了手，情场失意，事业和人生也都步入低谷。望着他走在黑暗深处的背影，不远的前方是霓虹闪烁的街市，我觉得眼前场景充满了讽刺意味，同时仿佛又有某种不可言说的象征。

那段时间我拼命地写各种类型的小说，试图闯出一片走向新生的天地。但我投出去的稿件只收到了无数个邮箱设置的自动回复，编辑们连退稿的流程都省略了。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可怜的女友急需一件羽绒服抵御严寒，要是多条羊绒围巾就再好不过了。我愧疚地把一篇刚写好的小说投寄出去，心想要是再不成，往后就不用再写下去了。去他妈的文学，去他妈的理想。

饥饿，寒冷，失落，贫困，如此种种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怀疑和自责，我的意志受到了无情的阻碍。北风刮过，窗边传来呜呜呼啸，我和女友平躺在床上，谁也没有睡着，但谁也不想说话。我一直在想接下来我该干点什么，辗转良久才稍有睡意。

第二天还没起床，我的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码。谁会这么早找我？我睡眼惺忪地接了电话，那头说他是邮局的，让我带上身份证到小区门口取汇款单。我一个鲤鱼打挺，匆匆穿好衣裳便下了楼。是我上次孤注一掷投稿中的一家文学杂志寄来的，还没收到样刊，稿费却先到了，而且竟然有四千多。我还从没收到过单笔这么大金额的稿费，感觉那久违的自信心又回来了。那个寒冷清冽的上午，我们去就近的邮局取了钱，然后喝了碗热气腾腾的鸭血粉丝汤，身心顿时都暖和起来。

快过年的时候，我辞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我跟老魏道了别，我们都说人海茫茫，以后大概只能有缘再见。他说他也决定换工作了，但还没找好下一个去处。我问他准备找什么工作，他说还是和文学有关的吧，除此之外，还真不知道能做点别的什么。最后，我们郑重其事地握了握手。

一年多后，陕西的一家杂志计划刊登我新写的一个中篇。根据杂志栏目的要求，需同时刊载两篇评论文章。我向我认识并且会写评论的人打了一圈电话，别人要么没空，要么说已经很久不写评论了。后来总算有人愿意帮忙写一篇，但另外一篇怎么办？下个月就要出刊，杂志社催得那么紧。就在我六神无主之际，老魏给我发QQ，说他又换新工作了，去了《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叫我有纪实文学作品给他投稿。

我怎么把老魏给忘了，他不就能写评论吗？我立马和他聊了起来，省去不必要的寒暄直奔主题。我说你不帮我就真没人帮了。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让我把要评论的小说发给他。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他告诉我他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理想与生活总算都能兼顾。我告诉他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两个多月，我快当爸爸了。

老魏把评论发给我，为了表达谢意，我约他在果园的一家烤鱼店吃饭。那天晚上，我和妻子等了很久，他才姗姗来迟。他走进小店，递给我们一个做工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一套有巴赫、门德尔松、舒曼、肖邦等人的古典音乐CD。他说：也不知买点什么给孩子当礼物，听说古典音乐适合胎教，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高雅的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妻子离开北京，回了四川老家，从此与老魏再没打过照面，联系得也越来越少了。现在他好像已经当上了副主编，老天保佑他，他是个忠厚实在的好人。

失而复得

2008 年夏天，我在沙河镇北大桥做暑期兼职编辑。其实每天并无太多事情可做，无非把所有来稿读一遍，选出稍好点的备用，再将那些毫无意义的删掉清空。虽然我还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编辑，但这点工作量对我来说不在话下。而且几天下来我已颇有点心得，往往只需要看第一段，或者第一句话，我就知道这个文本有没有读下去的必要。对于一个尚未完全进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手握如此生杀大权的快感不言而喻。做完份内的事，我要么坐下来心安理得地阅读、写作，要么在网上听音乐、找电影看。

那天下午，我一口气看了两部北野武的电影《坏孩子的天空》和《菊次郎的夏天》。前一部暴力而野蛮，后一部却温情满满，似乎一点也不 “北野武”，不过我却深受感动。想起前不久刚看过V.S.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中的一篇《布莱克·沃兹沃斯》，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写一个流浪诗人和孩子之间关于友谊的单纯故事。

刚构思了一点大概的情节，我就被自己感动得不行，心想这一定会是个了不起的小说。那时的我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想好的事情说干就干。我为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挪到靠窗的桌前，轻轻地敲击键盘，那一刻仿佛充满了仪式感。可就在我刚写完开头的三四百字，脑子突然卡壳，再也写不下去了。

人物的形象模糊，对话略显做作。其实它并不成熟，要考虑的东西似乎还很多，没有到非写不可的地步。我有点泄气，停下来吸了支烟。咖啡已经冷了，我先前还火热激动的心也变得凉凉的，但又有点不甘心，觉得丢掉一个不错的题材挺可惜。于是我找来一张A4 纸，开始在上面写大纲。

写好满满一张纸的大纲，我余兴未了，又拿来一张重写开头那部分。不过是半个小时的差别，手中的第二稿看上去就顺眼多了。我躺在椅背上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将桌上的稿纸往前推了推。怪事就是在那刻发生的。刚写满大纲的那张纸从后端桌沿落了下去，掉在地上发出“啪嗒”一声脆响。我又直了直腰，仰了仰脖颈，心想等会儿再去捡吧。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当我俯下身去捡稿纸时，地板上干净得连一丝灰尘都没有。我赶紧跪在地上，认真查看了一遍地脚线磁砖的缝隙，里面根本容不下一张A4 纸。桌面上就一张写了小说开头的草稿，几本书和杂志，我不会糊涂到把稿纸夹书里而忘记的地步，况且刚刚落地上的声音我听得真真切切。虽然多此一举，但我还是将每本书挨个翻了翻，当然毫无所获。后来，我干脆把书桌移到一边，像个苛刻的木匠把书桌前后打量一番，不放过任何细节。我甚至还拉开抽屉找了找。真是怪了！这说不通啊！那个小小的房间从始至终就我一人，它怎么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其实凭着记忆我完全可以再写一份，但是在自己身上发生了这样的奇怪事情，我的心里怎能平静？它不过是一件小事，却不声不响地给我上了一课，向我诠释人在琐碎生活中的无能为力。我颓然地瘫坐在椅子上，想起小时候丢掉某件心爱之物，找来找去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大人们总会搪塞我说：既然找不到就别再找了，把这件事放一放，等你不找的时候它自己就出来了。

也只有这样了。我放下找大纲草稿的执念，开始去忙别的事。不久我又萌发了新的想法。事实上，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生活中虽不免一地鸡毛的碎屑，却也有写不尽的闲谈趣闻。

2019 年初，我整理旧书时，一本精装版的《米格尔街》掉到地上，正好翻到第47 页的《布莱克·沃兹沃斯》。随书页一同被翻开的，是一张对折过的A4 纸。我拾起那张纸，浮皮潦草地看了一眼，忽然全身像过电一般，汗毛都竖了起来。那不正是我当初苦苦找了半个下午都没找到的小说大纲吗？它怎么会好端端地躺在这本书里？ 我丝毫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把它夹在书里的，而且在我的记忆里，做暑期兼职时并不曾带上《米格尔街》。

我喜欢奈保尔的作品，对那本薄薄的小书尤其珍爱。那些生活在西班牙港米格尔街被边缘化的下层人，他们为了生存而生活，愚昧、天真、无知，和我认识的许多失败者别无二致。大师幽默的笔调不失悲悯，让十七个小小的故事明媚又感伤。第一次阅读，我就深深为之着迷。每过一段时间，总要拿出来翻翻，是为膜拜学习，更为了激励自己（毕竟我早就过了奈保尔写这本书的年龄），但一回也没注意到这另外一张纸。

上面的笔迹是我的，没错，末尾还注明了草拟时间：2008 年7 月30 日。确实是那年暑假在沙河北大桥时所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想起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可写。遥远的记忆被唤醒，我如获至宝地来到电脑前。刚敲了两行字，我又犹豫起来。为什么不多不少恰巧就夹在47 页？冥冥中是要向我告诫些什么吗？ 创作的直接冲动虽缘于北野武的电影，但不可否认，我潜意识中也有向奈保尔《布莱克·沃兹沃斯》致敬的成分。

说什么致敬？ 这只是你为纸上的想象日渐荒废而找的借口罢了。拙劣的模仿，变相的抄袭，或许更贴切些。我无法说服自己，感到左右为难，写作这件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直到2 月中旬的一天，一个杂志社的朋友向我约一篇小说。然而当时我毫无灵感，所有思路好像都被截断，于是我把希望寄托于以前写的那些大纲，它再次进入到我的视野。这次我变得十分坚决，更多是对某种失而复得的物件的顾惜。没过多久，应该3 月15 日晚上，我写完了这篇《夕阳下的少年》。从最初的构想到最终把它写出来，中间隔了十年有余，我也把它忘记了十年有余。它像个捡来的孩子，只是我舍不得拿它当球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