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婧怡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及其理论展现出了新的面貌，产生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和论著。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批评概念，通过思考当时文坛的种种弊病，试图建立更加合理的文学评价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集中讨论了《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现实价值，从文学批评标准、文体学思想、文学地位与文学自觉意识、对个人价值及政治意图的阐发等方面来分析《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对其重要意义进行再概括和再阐述。

关键词：《典论·论文》;文学批评;现实价值;评价标准;文体;文学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化，朝代的频繁更迭，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革，传统儒家学说式微，人们迎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伴随着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玄学”的兴起，人们的自主意识得到提高，这种自主意识反映在文学领域上就是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对“纯文学”的追求，同时促进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曹丕《典论·论文》无疑具有先导性意义，成为魏晋文论的开端之作，其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诸如“文气论”“七子”“不朽论”等，都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将《典论·论文》的现实意义作为分析重点，对曹丕的重要观点进行整合和梳理，探索其在当时文坛以及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的影响。

一、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供了对当时文人之间以及文坛中普遍存在问题的反思和规劝，他在其中，以一个公平且客观的批评家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伊始，曹丕以班固轻视傅毅，认为其“下笔不能自休”为依据，提出“文人相轻”的陋习，又举建安七子为例，今之文人虽然“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创作水平可“仰齐足而并驰”，但仍然存在“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的现象，曹丕指出这一点，意在对“文人相轻”的观点做出补充，论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即“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向声背实”则批判了人们依据作者的名气声望来判断文章好坏，人云亦云的陋习，实际上是引导批评者关注文章本身，不能因为外部条件影响判断。

这些错误批评态度的提出实际上呼应了曹丕力图建立更加合理和公平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努力。曹丕在文中也提出了应对办法，即“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希望文人群体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又不至于以一己之才来评判一切，不能“以己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建立的评价标准也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又在文中点出了知音难遇的三大原因是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都体现了对曹丕《典论·论文》中不以个人好恶影响判断，客观审视自我与他人创作观点的继承与发展。郭绍虞先生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以各有专长的眼光，来品评不同的作品，于是很自然地会使批评漫无定准，莫衷一是，而陷于文人相轻的陋习”。后代的批评家们通过不同层面的论述，完成了对曹丕观点的再阐释，使其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文体学思想的建立

曹丕《典论·论文》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文体的分类问题，开创了文学文体论。他将各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四类文体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个文种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虽然相对于后来的文体划分，如陆机在《文赋》中关于文章十体的论述，《晋书》中也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的记载，明确表明了挚虞的文体分类意识，再到刘勰《文心雕龙》，更用了大量篇幅，分别论述了三十五种不同的文体，成为当时论述文体的集大成著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体的划分还是比较粗糙的，但就前人的研究来说，《尚书》中将文本分为谟、诰、誓、命，是根据行为方式的分类，班固在《汉书·杨雄传》中论述杨雄观点时按照经、传、史篇、箴、赋、辞进行叙述，是单纯排比式的分类，完全或者很少对文本风格进行整体概括，他们的文体分类是作为框架而不是内容存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体现的文体分类思想则着眼于文体特征和特定文体的语言风格，即“雅”“理”“实”“丽”的提出，这种分类思想是具有首创性的，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体划分。

笔者认为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异中求同”文体划分思想的建立。曹丕在文中明确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这是把风格不同的文章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相同的，文章中间是有一个共性存在的，这种思想引导了后来的批评家对文本进行归纳和类属。比如后来文本源出“五经”的观念，就是在探索各类文章的源头，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書》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也是这种本同思想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将不同语言风格作为文体划分的重要依据，这一点的开创意义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曹丕列叙七子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劣来说明不同文体的写作和审美要求，首开以语言风格归类的先例，陆机在《文赋》中发展了这一分类方法：“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对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做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概述，是对曹丕文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文学自觉与文学地位的提高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说：“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入自觉的时期。”一提到文学“自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将曹丕《典论·论文》作为这一现象产生的标志。铃木虎雄曾在《中国诗论史》中表达了在《论文》代表的魏晋时期，人们开始重视文学自身价值，并将其称为“文学的自觉”，这也是将《典论·论文》与文学自觉联系起来的开端。

曹丕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首次将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文章作为评鉴对象，这是《论文》中体现出文学自觉的重要原因，他的论述主要从三个层面展现了对文学的重视：

（一）经国之大业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直接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从客观实现了将文学与事功并举，这是从文以致用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章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影响力，极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笔者认为，曹丕在其论述中必然蕴含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曹丕主观上要求文学“尚用”，要求文人专心于文学创作，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是存在的，但文章作为独立事业的功能仍然被强调出来。同时，这里还涉及一个如何理解文章范围的问题，“盖文章”中的“文章”是指代表所谓的诗赋辞作等纯文学，还是包括了奏议、书论、铭诔在内的广义文学。曹丕所处的魏晋时期，虽然出现了肯定文学审美价值的萌芽，但纯文学的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将文章与纯文学对等起来，实际上是对当时文学批评发展现状的夸大，但曹丕将诗赋引入文章范围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认为：“他（曹丕）的文章概念的主要因素，是针对建安文学集团成员各具特点的奏议、书论、诗赋等纯文学而说的。构成这种概念的文章的自身力量，使文学家的名声流传千载而不朽。曹丕的这种文学价值说，宣布了从未揭示的文学的独立性。”这种范围上的拓宽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自觉的发展。

（二）不朽论

“不朽论”主要是指曹丕所说的“不朽之盛世”，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中可以看到，“立言”是位于“立德”与“立功”之后的，前人王充也有相关论述：“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观之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笔者认为曹丕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思想，表达了更多的“自觉”意识。曹丕将“文章不朽”专门提出来，是将文学与个体价值和个人成就联系起来，与王充否定文学的审美性，单独强调文学的“立言不朽”作用有一定的区别，曹丕专门就“文章不朽”进行论述，也并不是要将“立言”凌驾于“立德”和“立功”之上，他字里行间也包含着让文人潜心创作，维护统治稳定之意。与前文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他的突破之处在于看到了那些诗赋类纯文学的不朽价值，在“立德”“立功”之外，重视并强调了“立言”之用。

（三）诗赋欲丽

“诗赋欲丽”是曹丕文体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曹丕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区分开的重要标志。在曹丕以前，杨雄曾提出过“诗人赋丽以则”，抹杀了作品的艺术性而只看到了“则”的社会功用，曹丕用“丽”来概括诗赋的风格特征，“丽”即文采华丽，削弱了传统诗赋的教化功能，突出其审美价值。鲁迅在其《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曾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肯定了“诗赋欲丽”在纯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四、对个体价值的推崇

《典论·论文》中包含了对个人价值的獨到见解，魏晋时期作为“自觉”的时代，首先，体现为人的“自觉”，在这一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佛教的输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被削弱，“人”逐渐成为魏晋时期的主题，《典论·论文》中也隐喻了这一价值观念。

首先，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展现了他的生命意识，表现出对生命的焦虑感。“年寿有时尽，荣乐止乎其身…‘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通过表达对人生苦短和生命无常的感叹，来鼓励人们进行文学创作。其次，曹丕提出著名的“文气论”，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用“气”来说明作家的气质禀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突出创作者与生俱来的气质与风格，开辟了从作家的角度去评价作品的审美价值标准，提高了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突出了个体价值，这也影响了后来的文论创作，刘勰在《体性》篇中专论作家创作个性与文章风格，承认“性由天定”，继承发展了曹丕的观点。二是，用气来概述作品风格特征，主要体现在他对“气”有清浊的表述，曹丕也在文中使用诸如“齐气”“体气高妙”等来描述作品之气，这种做法影响了一系列以“气”为导向的文学评论，《文心雕龙·风骨》有论述称：“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畯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就突出了作者之“气”与文章之“气”的关系。

五、结语

鲁迅曾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作为开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专著先河的著作，《典论·论文》虽然篇幅较短，分析问题也没有做到全面且透彻，但无论是对文学评价标准的讨论，对文体分类实践的探索，还是对文学地位的推崇方面，它都独具现实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是探索魏晋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自觉的关键一环，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